易经荣格心理学 易经 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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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角下的荣格心理学浅谈

卡尔·荣格常会让人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联系起来，包括他自己创立的“分析心理学”，他有几个概念，像无意识、象征、梦的分析，很容易就会让人认为这些是承袭了弗洛伊德的那套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于是，学院派们在介绍荣格心理学的时候，会习惯性地把荣格安置在精神分析的章节里，最多冠以“新精神分析”的名号。这是通常的做法，也是最普遍的思维习惯。

曾几何时，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以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像是一片大湖，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只是这湖水里的一支溪流，尽管后来发展地也充盈丰实，汇集成湖，但最终源头的地方却还是那片大湖——从无意识的地方流淌——那里有狂风骤雨般的原始力量，操控着个体今后的一切。过去的经历，特别是婴幼儿时期的“养育”，成了注定人一生的关键。精神分析很强调因果关系，认为现今的“问题”都是可以从过去的经历中寻找到原因的，而这些证据通常都是被“掩藏”在深处，只有靠治疗师才能“挖掘”出来。

但是，当你多读了几本荣格的著作后，就会发现，荣格的治疗思想与弗洛伊德的那套学说迥异的很，大概是他有着牧师家庭背景的缘故，便会显得尤为地神秘一些，甚而会觉得很玄，不那么友善、好懂。读他的著作也跟着晦涩高深了起来。不过，在那时总还是会有一些感觉的，就是有那么一点“似曾相识”的味道，至于是什么，又不是那么能说得清楚。这便是我之前对荣格及其学派的浅显认识。

直到后来，因为在“直面”工作的缘故，便有幸相遇了在美国富勒大学研究文化心理学的杜艾文教授（Prof. Alvin Dueck），他跟“直面”有着很深的情缘，跟“直面学派”的创始人王学富博士，也有着非凡的情谊，而基于这种关系最深邃的连接——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就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和人文情愫，那就是对荣格和他的心理学及其背后东西方文化的深切关照。杜艾文教授是研究“文化心理”的行家，在他看来，心理疗愈工作首先要尊重当事人所处的文化环境；而王学富博士也从他的“本土文化”着手，认为疗愈工作其实是当事人对自身旧的文化的一场“觉醒”和“更新”。二人所谓“不谋而合”，都强调“文化”在治疗中的作用，因而，“志趣相投”便能“惺惺相惜”，缔结深厚的友谊，这是难能而可贵的所在。

我有幸与杜艾文教授有过几次见面，缘因语言的问题，与他并没有贴己的交往，但是在他授课和陪同期间，通过观摩和体会，也是能深切地感受的到，作为一个文化长者的学识和谦和。就如同他那透露出来的，像一弯澄清湖水般的眼神，即深邃悠远又纯净无暇。还有他那浑身显现出的平静和安稳，这大约是他经年以来文化的沉积和经验的积累所致的缘故吧。当然，身为在美国文化背景下的他，偶尔也会不乏一点美式的幽默出来，让人觉得童真与可爱。遗憾的是，在国内杜艾文教授的名望，尤其是在普通的民众和心理学界，并不如他的学识和人品那么响亮，这是极不相称的地方。近来，国内才出版了一本他和另一位美国学者的合著《和平心理学》，尽管是从基督教心理着笔入手的，但是内容里也不时地融合了治疗过程中有关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的认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推荐者之一便是新晋为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的韩布新教授。

这次，杜艾文教授到国内参会，虽只有短短数日，仍不遗余力抽出闲余，辗转前来直面讲解荣格心理学，并借以阐述东西方文化在心理学上的联系。于是乎，我开始学着从文化的视角去看待荣格和他的分析心理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理解，虽不深谙，但也愿就自己的一点想法，做一点赘述，理一点头绪。

这里几次三番提及到“文化”一词，这就不免要对文化做一个定义，下一个判别。但是，当我们在谈论“文化”一词时，又常会有一些不一致的认为，每一个人似乎都会有一些看起来适合于己的描述。当然，误解最深的就是仅仅把“文化”等同于“知识”，显然“文化”的范畴被缩减和扭曲了。

要想真正了解“文化”的含义，我个人觉得需要从东西方的词源学上来入手，从中国古代来看，“文化”二字是分开来释义的，“文”本义指纹理，引申出装饰、文饰、文章和修养之意；而“化”原义有变易、生成、造化之说，其引申则为改造、教化、培育。二字连起来可以认为“文化”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相比较中国古代的文字，西方“文化”更侧重于“化”上，都强调“培养”和“教育”这方面。然而，对于社会或是一个群体来说，如果要想能教化他人，那么这个群体就必须要拥有群体所共有的属性，并且这个属性能对群体中的个体产生影响作用，而且还会借助于群体力量的强势，主动地把个体强行地卷入到这个属性当中，继续充当“文化”传播的“推手”。

然而，至于这些“共有的属性”指的是什么，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一书中给出了较为明确的描述，他对文化的表述为：“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姑且，在这里所有提到的“文化”一词，都蕴含着以上的观点好了。

集体无意识的提出是荣格作为在精神分析领域内最重要的贡献，这也是他区别或者说是超越弗洛伊德理论最为明显的地方。弗洛伊德是一个临床的精神科医生，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创立主要来源于他多年来的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他是从一个又一个的个体患者中，搜寻到了神经症或精神疾病的根源，即个体的本能冲突被压抑到无意识里，由于本能的力量过于强大，不甘心一直栖息下去，于是便采取病症的方式，通过某种象征，曲线地表达了出来。弗洛伊德始终关心的是人类的个体心理世界，尽管他也会涉及到一点社会文化的因素，譬如他研究图腾与禁忌、爱情与性学、文学与艺术等，但是，他最终的落脚点仍还是要回到个体身上，他是想证明人类个体无意识的存在以及性本能压抑后的转化。因为，弗洛伊德注重个体，所以他很容易把他的理论思想推向还原论和决定论的线性思维当中去。

荣格是在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后，便开始逐步形成他集体无意识的概念。他注意到，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本能之上会存在一个先验的一般基础，即这些本能都是非个人的、先天的、普遍的。似乎是人一生下来就自然而然就具有的，并且能控制着个体今后的发展。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从更深、更广的角度去指明这些先验的部分是怎么得来的，关于这一点荣格就给出了更好地回答。他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也就是在“个体无意识”的深处还有更加一般的，属于整个人类共同部分的集体无意识。那集体无意识又是怎么来的呢？荣格这时就从人类文化的角度给予了一定的解释，他指出，从远古时代起，集体无意识就通过所处的文化来与意识产生联系，并在意识中表现出来。如古希腊民众在生活中拜祭各种神庙，以寄往获得所祭主神的能力，去克服内心的胆怯、犹疑和无知。

然而，当工业革命兴起之后，理性主义思潮逐渐占据上风，科学方法进而替代了心灵的自由表达，象征形式和仪式活动越来越少，人类就倾向于以集体的方式投射出来。也就是说，理性思维下的人类已经不再容易直接地与集体无意识进行沟通，仿若是越来越失去联系了。在荣格看来，这也就是现代人越来越多罹患神经症的缘由。

原型与象征似乎是最容易把荣格心理学与文化牵扯在一块的，因为，他们都承载了很深的人类文化在其中。先说起原型，荣格的原型理论是基于集体无意识的运作而提出的。集体无意识被看作是一个层次，一种状态，它需要有一个动能使其运转起来，于是，荣格就提出了原型概念。这类似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本能”说，都是一种能量，驱使着人朝着某一个方向行动，并且是在无意识下的，不能被人所意识到。不过，二者也是有区别的，“本能”是个体内部产生的能量，更多的具有生物性特征；而原型是来自人类集体文化的一代又一代地传承，具有文化和社会属性，因此，它往往会有具体的形象或是事件，并且种类多样。

荣格曾描述过几类有关原型的范例：原型事件（如生、死、与父母分离、接受教育、结婚等）、原型形象（如母亲、孩子、父亲、上帝、小丑、英雄、智慧老人等）、原型象征（如太阳、月亮、水、曼陀罗、十字架、鱼、马、蛇等）以及原型母题（如天启、大洪水、创世、招魂之旅等）。

对照这些具体的原型范例，可以看出这些皆是出于人类最原始的共同经验的沉积。在我看来，这就像是铺陈开来的煤矿，从地表一层又一层地随着时间的流过慢慢地沉积了下来，最终埋藏在了地底的最深处，便也就成为了集体无意识的部分。而这些共同的经验，其实后来是形成了文化的部分，通过一代又一代地传承延续下去。同时，又基于人类有着共同的物种起源，拥有共同的祖先，享有最原始的朴素文化，因此，在集体无意识的最底层里就必然存在着人类共同的、普遍的原型内容，比如生与死、日月与星辰、父母与小孩等等，这些范例在所有人类心底都能接触的到，并且显然已经超越了不同文化的隔阂。

这些在所有人类精神世界里都是会被深深触及到的最基本的原型范例，尽管后来人类的发展历史不断扩宽，生活区域不断延伸，个体所经历到的文化出现了明显的差别，但是，人类精神领域最底层的保留，却一直跟随着人类进化的基因传承到了现在。这就是荣格所谈的集体无意识的部分，它是非理性的部分，充溢着是无秩序的混乱与躁动。这部分在人类很长的一段历史进程中是活跃的、自在的，直到近代历史时期，理性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之后，要求科学性、实验性、逻辑性的学术精神统领了人类进程和发展，非理性层面的部分被强势地打压，不得不退缩回去，隐匿下来。因此，近代以后，人类普遍地在丧失与人类最原始、最本初、最根源的，甚至是在秘洞里的那部分，这本应也是要与人类个体意识相通的。在荣格看来，因为个体与自身原型的部分失去了联系，以至于与集体无意识不能相通，所以便会形成神经症或是精神病的症状。

目前，我所知晓的是弗洛伊德好像并没有提及过原型的概念，或者说没有更多地予以阐释。但是他会经常使用“象征”，特别是在他梦的工作里，他把象征当作是一把解开无意识大门的钥匙，通过对象征事物的再认与解释，以便达致个体的意识化。这样看来，弗洛伊德更多的是从功能性的角度看待象征的，他期望每个象征都能有所特指，如同英文单词都能对应着有一个中文的解释，这是已经预设好的，譬如蛇通常被看作是男性的生殖器官，而空旷的房屋又被认为是具有女性的特征。这在弗洛伊德当时所处的维多利亚文化里，这种指代符合了一定数量人的心理需求，然而到了“二战”后，人的内心需求的转变，文化的变更，使得弗洛伊德过去的有关“性压抑””的学说观念越发地站不住脚了。这也是他的得意门生一再出离他的院墙，另立门户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像阿德勒、荣格一样的。

大概荣格是承接了弗洛伊德有关“象征”的说法，而他也是特别看重象征的，因为，他认为：自性（Self）必然通过象征表现出来，因为它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其表现。但是荣格的象征又与弗洛伊德的有所不同，荣格所言及的象征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待的，更具独特性和差异性。比如，同样是解梦，梦里出现了蛇这个意象，弗洛伊德就会单纯地往“性”方面去考量，这是一种由此及彼的线性思维；而荣格的解梦会打破这种线性思维，会就一些文化向提供梦的人做一些询问，他想知道的是，同样是蛇这个意象，在他的文化语境里，是代表着什么含义。这其实是多样性、发散性的。在西方《圣经》里关于蛇，大体是充满诱惑和邪恶的象征。在希腊神话里，蛇也是被当作丑陋、恐怖，不受人欢迎的角色出现的。东方的故事里，对蛇的感情却是复杂的，“抟土造人”的女娲下半身就是蛇的造型，这似乎包含着原始人类对神秘力量的尊崇；而刘邦“斩蛇起义”，蛇被化作为帝身，借此宣示了“君权神授”，而蛇又被当作天上龙的替身，意味着权力和隐藏的力量；当然，最为中国百姓熟知的就是“白蛇传”的故事，尤其是影视作品的再加工后的演绎，蛇又被有了报恩和凄美爱情的美丽意境。因此，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其象征物的内涵的不同，荣格就会针对提供梦的人对做梦内容的描述，给出适合于他的特定的象征内涵，然后便能找出他的原型内容，并让自我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部分相通，进而治愈人的症状。

另外要说的是“象征”的英文单词symbol，也有“符号”的意思，也就是说，荣格所说的原型象征并不仅是指具体的事物，它也包括更多的具有文化的符号和图案。如他最令人啧啧称道的“曼陀罗”，就是包容着许多符号特征的图形。后来，荣格接受了卫礼贤带去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的汉字有过一定的研究，而且在他的一些重要场所的石碑上，就刻有了中国汉字或是他自创的一些文字图案，这些其实也是一种符号。在每一个中国汉字的背后，都寓含着一定的文化深意，这正是荣格感兴趣的地方，也是他对中国文化深深吸引的缘故。

杜艾文教授从他文化心理学的领域讲解荣格心理学，他是喜爱着荣格的，言谈举止中无不在透露着对荣格灵性的部分和非理性思想的推崇。如他曾跟王学富博士说起，他想要删除掉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研读博士的经历，这自然不是说斯坦福大学不好，也不是他出于自身的傲慢，他的意思是更希望自己科学思维的部分能够减弱些，而非理性、直觉的部分能够更充盈些。可见，这种观念很符合荣格的理念，荣格曾经就《易经》卦象联想起苏格拉底，说其内在精灵曾劝他说：“你应该多些音乐。”于是，苏格拉底开始演习长笛。同样，杜艾文教授也谈起，他在年事已高之际，又重新拾起年少时拉奏过的小提琴，尽管拉起来的声音“吱吱呀呀”非常难听，但他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认为这可以与他过去的经验相接通。

学习心理学的人，常会孜孜不倦地追逐着国外的思想和理论，就像我们在苦苦地钻研荣格的学派，熟不知荣格心理学的理念却深深地源自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这正是“临渊”而“羡鱼”了。杜艾文教授在讲解荣格心理学时，曾几次三番地提醒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的确也是这样的，荣格相识了德国的汉学大师、儒家信仰者卫礼贤（Richard Wilhelm），荣格从卫礼贤那里接触到了中国文化，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毕其一生沉醉于其中。我们可以从他的分析心理学理论中窥出端倪来：

荣格的“对立组合”概念暗合着儒家“中正”、“中庸”的思想；其“自性”和“完整性”又隐约着对儒家之“仁”做了更好的诠释；而“共时性”的提出缘于对《易经》的深刻感悟；《金花的秘密》里的“炼金之术”又取自道家的炼丹之法；阴阳调和、物极必反深谙《老子》的观念；还有他最为著名的“曼陀罗”图形，更是亲受自中国藏传佛教的启迪。由此可见，荣格的心理学其核心理念，与其说是西方的学术理论的推导，不如说是东方的文化思想的延续。

正所谓，荣格心理学为东西方文化架起了一座桥梁，或许有朝一日，人类的文化可以达成“自性”般的“整合”，这又是未尝可知的事情了……

《易经》为什么深深触动了荣格

荣格在《易经》的影响下提出了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同时性原理”，这是一种与因果律完全不同的普遍性联系。本文介绍了荣格的这一原理，依据《易传》的相关论述对其作了深入剖析，并进一步用“同气相求”“同类相动”的道理，对同时性现象，包括占筮过程作了新的解释。文章认为，荣格在肯定《易经》科学价值的同时，正确地指出了《易经》所代表的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在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上的根本区别。 一代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G.Jung,1875-1961)与《易经》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西方学者中，像荣格这样理解《易经》并深受其影响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荣格关于《易经》的论述，非常值得心理学和哲学工作者关注。 一、《易经》深深触动了荣格 荣格是瑞士的一位精神病学家，早年从教于苏黎士大学，并担任苏黎士大学神经病诊疗所的高级医生，对东方哲学与修炼极感兴趣。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与东方思想不断对话的一生。荣格曾犀利批评当时的学院心理学，是过分强调理性因而束缚人们思想的唯理智主义。 荣格准确领会中国传统文化，与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帮助分不开。卫礼贤居留中国长达20年之久，深通中国古代哲学，还将《易经》译为德文，当时被认为是最好的德文译本。1920年荣格与卫礼贤相遇，成为学术至交。可以说，荣格最有原创性的一些观念，都与东方思想有关。荣格自己也承认，他的某些观点根本上源自东方思想的启蒙，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同时性原理”之于《易经》。荣格对他晚年才敢公然提倡的这项原理非常重视，因为如果同时性原理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人类建构知识的基本设定——因果律，就要受到很大的挑战。荣格认为同时性原理除了可以从心理分析的案例中获得佐证外，主要是《易经》提供了最为完美的理论基础及程序运作。 荣格全面研索《易经》，开始于20世纪初的一个夏季，他决心要弄明白“《易经》中的答案是否真有意义”。当时，他被自己所见到的“惊人的巧合”迷住了：他发现答案有意义乃是常例。从1920年，荣格开始在治疗中采用《易经》中所描述的方法，疗效甚显。到1925年，荣格的非洲之行结束，他已经完全熟悉了《易经》，并对其富有意义的答案毫不怀疑了。关于如何占问《易经》和对所得答案如何评价，荣格有过这样的描述：“我只是将三枚小铜板轻掷空中，然后它们掉下、滚动，最后静止不动，有时正面在上，有时反面在上。这种技巧初看似乎全无意义，但具有意义的反应却由此兴起，这种事实真是奥妙，这也是《易经》最杰出的成就”。[1]（第214-215页）荣格极高地赞誉《易经》：“很可能再没有别的著作像这本书那样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生动气韵。”[2]（第208页） 二、同时性原理与占筮 荣格对《易经》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的心理状态下通过占筮得出与实际情况相符的结论乃是常有的事，这与他多年的个人经验和临床所看到的情况——潜意识中浮现出的心理事件有时会以意味深长的方式与外部事件相巧合——正好吻合。所以，他认为正规的占筮活动可以将人的潜意识以象征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显示出心理世界与现实世界奇妙的对应性和平行性——这是一种与因果律完全不同的联系，荣格称之为“同时性原理”。荣格相信，在宇宙大化的漭漭过程中，因果联系不过是事物普遍联系的一种，此外还有别的联系，例如，万物在连绵不断的时间之流中并排地进行着，其中有些东西在许多地方基本上同时出现，它们可能是思想、符号、心理状态、某个数字、某种物品……等等，尽管性质不同，形态不同，却有着相合和等价的意义。由于它们分属各自独立的不同的时间演进系列，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不可能发生因果性的联系，却有着巧合性的对应关系，荣格将这类现象称作“同步”或“相对的同时性”，认为这种现象受制于同时性原理。 为了说明“同时性”的确切涵义，荣格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那是他在为一位年轻的女患者治疗时发生的真实事情，荣格记述道：“她尽管做事想扣两端以执中，诸事求好，结果总是做不到，问题的症结在于她对事懂得太多了。她受的教育相当好，因此提供了她良好的武器，以完成此种目的——意即一种高度明亮洁净的笛卡儿式之理性主义，对于实在具有永无差忒的‘几何学’之概念。我曾数度尝试以更合理的态度，软化她的理性主义，结果证明无效之后，我不得不盼望某些不可预期而且非理性的事情会突然出现，如此方可粉碎她用以封闭自己的理智之蒸馏作用。某天，我恰好坐在她对面，背依窗户，聆听她不绝的陈述。前晚，她作了一场印象极为深刻的梦，梦中有人赠她一只金色的甲虫——一件很贵重的珠宝。当她正对我诉说其梦时，我听到背后有轻拍窗户的声音，我转过头来，发现窗外有只相当大的昆虫正在飞撞窗棂，试图进入这黝黑的房间。此事颇为怪异，我立即打开窗户，在昆虫飞进之际，从空中抓住了它，是种甲虫，或说是种普通的玫瑰金龟子，它那种黄绿的颜色与金色甲虫极为相肖，我将之交给我的患者，并附数语：‘这就是你的甲虫。’此一经验洞穿了她的理性主义，打碎了她理智抗拒的坚冰，如今治疗可持续下去，且成效显著。”[1]（第240-241页） 荣格将女患者梦中的珠宝赠品——金色甲虫与谈话过程偶然出现的活的“玫瑰金龟子”，视为有“同时性”关系的两个事物，并认为这类有意义的巧合事例数不胜数。它们各自演进而平行，在不同的场境、以不同的方式基本上同时出现，即：意味深长地“巧合”。 笔者依据自己的经验认为，荣格所说的共时性现象确实存在。如梦中遇到某位从未见过面的人，后来见面时发现那人果如梦中的模样。又如梦中考试的试题与第二天考场上的试题一般无二……等等。这一类的事情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遇到，更不是随时随地可以出现，但某些人关于这类事件的亲身感受也绝非杜撰或虚妄。 荣格认为，同时性现象不属于因果关系，“但他们之间必定存在着别的某种联系”。就是说，同时性现象的出现一定有它的根源和道理。对此，荣格没能给出周全的实证性的解释。事实上，这正是摆在当今科学和哲学面前的一项有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首先是应当勇敢地、实事求是地承认这类现象的存在。荣格正是这样做的：他长时期关注这类现象，并尽可能地给予理性的理解。他说：“藉着因果律，我们可以解释两相续事件间的联接关系；同时性却指出了在心灵与心理、物理事件间，时间与意义上都有平行的关系，科学知识至今为止，仍不能将其化约为一项共通的法则。同时性这个词语其实一无解释，它只陈述了有意义的巧合之兴起，就其本身而言，此种巧合之发生可以说是偶然的，但它既然如此不可能，我们最好设想它是立足于某种法则，或是奠基在经验世界的某些性质上面。然而在平行事件间，却发觉不到因果连接的痕迹，这正是它们所以具有概然性质的原因所在。在他们之间唯一可以认定，也唯一可以展示出来的环扣，乃是一种共同的意义，也就是一种等价的性质。古老的符应观即建立在这种联结的经验上面——此种理论在莱布尼兹提出‘预定和谐’之观念时，达到了高峰，但也在此暂告一段落，随后即为因果律所取代。同时性可说是从符应、感通、和谐等荒废的概念中，脱胎而成的现代词语。它并非奠基于哲学的设准上面，而是根据实在的经验和实验而来。同时性现象证实了在异质的、无因果关联的过程中，盈满意义的等价性质可同时呈现。换言之，它证实了观者所觉识到的内容，同时可由外在的事件展现出来，而其间并无因果的关联”[1]（第247-249页）。从荣格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世界上存在着的各种相对独立的系统，鉴于宇宙形成过程的统一性，先天决定了它们在功能结构和信息传递上有同步共振的关系，因而在这些不同的系统中，可能会有一些具等价意义的事件在平行运行。其中包括在人的潜意识（无意识）中，有可能出现一些意象、思想与外界发生的事件，或别人心中产生的意象、思想相吻合。然而这些并行的系统毕竟各自独立，互不相干，没有因果联系，所以这种等价意义的平行关系只具有概然性质。 在荣格看来，在既有的西方哲学理念中，莱布尼兹的单子论似乎最有利于说明同时性现象。莱布尼兹认为，构成各种复合物的最后单位是真正单纯的存在，称“单子”。“单子”是精神性的存在，有“知觉”和“欲望”。每一单子都凭其“知觉”而能够反映整个宇宙，就像镜子照物一般。单子的知觉水平有高低，因而由单子构成的事物就分出等级。构成无机物的单子“知觉”模糊，水平最低。动物则具备有感觉的“灵魂”，人更有理性的“心灵”。最高的单子是上帝，上帝创造了其他所有的单子。依照莱布尼兹，单子之间相互独立，但由单子构成的事物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组成统一和谐的世界整体。上帝在创造单子时已事前规定，令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地保持一致与同步。这就是所谓的“预定和谐”。 荣格揭示的同时性“巧合”现象与莱布尼兹的“预定和谐”观念相符合，而“人是小宇宙的想法”，也“反映了天地间有种预定的和谐”[1]（第248页）。所以在荣格看来，“预定和谐”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可惜的是，在莱氏之后，人们只关注因果必然性，“预定和谐”则被冷落一旁。同时荣格也强调，他的“同时性”概念，“可说是从符应、感通、和谐等荒废的概念中，脱胎而成”，但是，它决非源于某种哲学的设定，而完全根据于实在的经验和实验。 现在，再回到《易经》。荣格认为《易经》的筮法与占问过程正是同时性现象的体现。尽管拈取蓍草或抛掷硬币以起卦的方法，纯属偶然，但是这并不妨碍所得卦爻的涵义，与起卦人主观所要了解的事件在性质上相契合。荣格说：同时性原理认为“事件在时空中的契合，并不只是几率而已，它蕴涵更多的意义，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宏观的诸事件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观察者主观心理状态之间，有一特殊的互相依存的关系”[1]（第209页）。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观察者如何通过“随机”起卦，却能使所起卦爻的涵义与自己主观所希望了解的客观情境相契合呢？荣格的回答是：“《易经》认为要使同时性原理有效的唯一法门，乃在于观察者要认定卦爻辞确实可以呈现他心灵的状态，因此，当他投掷硬币或者区分蓍草时，要想定它一定会存在于某一现成的情境当中。”[1]（第210页）这就是说，观察者只有通过坚定诚信的心念来实现卦与事的契合，此乃“唯一法门”。

关于荣格共时性原则

1952年荣格在《论共时性（On Synchronicity）》一文中详细定义其所要处理的概念，并简述“共时性”这个概念所触及到的事实： 正如字源学所示，这个语汇与时间有关，说得更确切些，与同时呈现（simultaneity）的性质有关。如果不用同时呈现此一词语，我们也可以使用两三种事件以上“有意义的巧合（meaningful coincidence）”，此种概念显示的绝不只是概率的问题。 三个范畴 他认为共时性是一种巧合现象，并不局限于心理的领域，可以从“心灵母体内部”与“我们外在世界”，甚或同时从这两方面跨越进入意识状态。当两者同时发生时便称为“共时性”现象。他使用synchronicity这个字，属名词，指一种品质，与形容词synchronous有很大的区别。包括三个范畴： 1．产生于现在，内心事情与外界事情同时发生，例如实际事情与梦中事情相似。 2．扩大我们与世界的关系，而找到更广大的意义。 3．人在内心寻找意义，如预言等等。 非因果性联系 若是以一般心理学角度来看，同时性在荣格的概念中是一个最抽象、最难以捉摸的概念。荣格把同时性描述为“两种或两种以上事件的意味深长的巧合（meaningful coincidence），其中包含着某种并非意外的或然性东西”。事件之间的联系不是因果律的结果，而是另一种荣格称之为非因果性联系的原则（acausal connecting principle），其决定性因素是意义，是来自个人的主观经验：各种事件以意味深长的方式联系起来，即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活动之间、无形与有形之间、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的联系。而非只是巧合。 这种结合只有在没有自我意识介入的时刻才能发生。它不是在精神的无意识中孕育，而似乎走出精神本身秘密设计。这些比率或大或小的同时性活动，发生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但正如梦一样，如果不注意识别它们，它们就仍然是无意义的。 共时性事件 那么，什么样的事件可以称为共时性事件呢？荣格认为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下，心境以及与之相符合的外在事件（多少是同时发生的），两者相互巧合。但巧合的外在事件是在观察者知觉的领域之外发生，而且只能在事后验证。另一种情况下，心境以及与之虽相符合、但却尚未存在的未来事件相互巧合，这种事件隔着一段时间的距离，而且同样地也只能在事后验证。 心诚则灵 其次，荣格强调指出共时性事件与观察者的心境很有关系。他认为，这种事件往往在观察者对其观察对象有一种强烈的参与情感时发生。就是说，共时性事件的发生意味着：客观的诸事件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观察者主观的心理状态间，有一特殊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正是由此出发，荣格对《易经》占卜的合理性做出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易经占卜时，在问者的心态及解答的卦爻间，有种同时性的符应。而为了使同时性事件出现，那么就需要占卜者投掷硬币或者区分蓍草时，要想定它一定会存在于某一现成的情境当中，并认定卦爻辞确实可以呈显他心灵的状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荣格对“心诚则灵”的一种解说。 与现代理论物理学联系 荣格在发展他的共时性概念时，把它与现代理论物理学的一些发现联系起来。从理论物理学中我们已经得知：因果性和预测在微观物理世界中已不再真确。他得出结论：“在微观物理学和他的深层心理学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背景。” 直观哲学的推动 同时，荣格回顾中国古代哲学，认识到共时性和不可名状的“道”这一观念之间的对应。 事实上，正是《易经》及其方法对荣格的共时性概念的发展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荣格就曾亲自试验过《易经》的方法。事实上理性科学与直观哲学这两种看来似乎是对立的构想决不是互相矛盾的。按照荣格的看法，《易经》是一种意识和无意识交流的仪式，它通过“数”的组合而成的卦相来显示无意识所给予的暗示。数在所有的文明中都曾被认为具有神秘的属性。 卡普拉（Fritjof Capra）在他的著作《物理学之道（The Tao of Physics）》中谈到这一点，并论证说，在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仙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似性。理论物理学的发现揭示了宇宙是一个和谐统一的过程，是相互联系的元素所组成的动力网。这正是佛教与道教哲学的根本思想。 荣格认为共时性事件旨在“一切存在形式之间的深刻和谐”。因此，一旦体验到这种和谐，它就变成一种巨大的力量，给予个人一种超越时空的意识。 荣格的意识与无意识系统与中国的阴阳思想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对应关系。集体无意识对应于无极，也就是完全未分化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时间与空间尚未出现；而个体无意识则对应于阴；个体意识则对应于阳；无意识和意识合而为太极。而荣格所说的人的外在和内在世界的同一性与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没有任何区别。 在中国思想中，无意识（阴）和意识（阳）间没有出现像西方的极大的二元分裂，而是两者互相纠缠与冲突又互相包容，正像太极图所显示的那样。因此在此理论基础上，荣格的共时性亦即是阴阳两种内涵的同时呈现，并非无意义的巧合。例如我们在街上走路，突然想起某位朋友，结果在转个弯时就遇到这位朋友，正是古人所言“说曹操，曹操到”的情境，这是荣格的共时性表征，具有我们意识里不知的意义。 决定性因素 最后，需指出的是共时性事件作为时空中的契合，蕴含着更多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决定性的因素正是意义，是来自个人的主观经验：各种事件以意味深长的方式联系起来，即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活动之间、无形与有形之间、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的联系。正是从意义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共时性事件在不同人的经历中出现或多或少。事实上，共时性事件并不偏爱某个人，而是发生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但正如梦一样，如果不注意识别它们，它们就仍然是无意义的。对于许多人而言，众多的有意义的巧合虽然发生过，但却由于他们缺乏敏锐觉察力而使它们从自己的身边溜走了。 自然法则特例 除此外，荣格还提出，同步事件似乎是一种内容更为广泛的，他称之为“非因果关系的有序状态”自然法则中的一个特例。他认为，“非因果关系的有序状态”这种程序是经常存在并有规律地出现的，而同步事件则是“即时的创造行为，是一种存在于一切永恒中、不时重复其自身的、而且不可从任何已知先例中推论出来的模式的持续创造。” 通过以上几点简要说明，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是对这类神秘现象的解释，不如说是对此类现象的一种认可性的描述。正如荣格自己承认的那样“共时性这一词语其实一无解释，它只陈述了一有意义的巧合之兴起，就其本身而言，此种巧合之发生可说是偶然的，但它既然如此不可能，我们最好设想它是立足于某种法则，或是奠基在经验世界的某些性质上面。然而在平行的事件间，却发觉不到因果联结的痕迹，这正是它们所以具有概然性质的原因所在。在它们之间唯一可以认定，也唯一可以展示出来的环扣，是一种共同的意义，也就是种等价的性质。古老的符应观即建立在这种联结的经验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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