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属鼠的本命年都有多少岁

2022 年8月19日是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的百年诞辰，他是默顿学派之外最接近默顿的社会学家，研究重心是社会中科学家的角色以及不同时代不同科学体制的比较，他认为科学家的工作是通过个人和之间的竞争而进步的。

在本-戴维的书中，科学家角色的初步形成出现在15世纪中叶的意大利，在此之前被视为匠人的艺术家，随着市镇自治权的逐渐扩大和某些统治家族的慷慨投入，经济与社会条件都在不断提高。17世纪后半叶，科学中心已从意大利转移到英国，法国则在1800年前后成为新的中心；又过了40年，世界科学家 的中心转移到德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而后科学中心转移到美国。这样，科学家角色与科学组织的发展，就被看作某些模式从一国向别国扩散和移植的过程。从体制化的角度来看，科学组织从17、18世纪的科学院演变为19、20世纪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科学社群也从知识精英的小组和通信 络演变成强大的职业科学家共同体。按照本-戴维的观点，科学的体制化意味着承认精密的和经验的研究相结合是一种能够发现新知识的探究方式，它要求科学实践者在承诺向公众公布自己发现的同时，对他人的贡献予以普遍主义的评价。对于整个社会，科学的体制化要求言论与出版自由，以及宗教和政治上的宽容，并保持适当的灵活性以便让社会和文化能够适应自由探索引起的不断变革。

撰文 | 刘钝

责编 | 李珊珊

以色列社会学家本-戴维（Joseph Ben-David, 1920-08-19~1986-01-12）

科学社会学是把科学看作一种社会现象，进而考察它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等其他因素相互关系的一门知识。一般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成熟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主要得力于默顿（Robert Merton, 1910-2003）及其弟子们的一系列开拓性工作。默顿在科学社会学上的地位，犹如萨顿（George Sarton, 1884-1956）在科学史上的地位一样，这样说不仅是出于对两位大师学术成就的推崇，更是对他们为学科建设付出的艰辛努力表达敬意。作为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结果，1975年在美国成立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The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简称4S），现已成为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等众多分支在内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组织，默顿正是它的创会 。1976年在康奈尔大学举行的4S首届大会上，本书 本-戴维（Joseph Ben-David, 1920-1986）应邀在开幕式上作了唯一一个主题演讲，默顿本人的报告则安排在大会宴会前。默顿是一个谦虚大度的人。英国科学家贝尔纳（John D. Bernal, 1901-1971）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在我国被有些人称为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尽管默顿的成名作《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比贝尔纳的书还早出一年。不过上个世纪30年代末，科学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与学科规范还都没有成熟，他们两人的著作都只能说是这门学科的催化剂。无论如何，4S设立的几个奖项中，最重要的一个就以贝尔纳命名，自1981年开始每年授予一位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默顿坚持要将之一个贝尔纳奖授予并不属于自己学派的普赖斯（Derek de Solla Price, 1922-1983），他本人则于第二年领奖，随后的三届获奖人依次为库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和本-戴维。

请出默顿等一干大神，絮叨这些陈年往事，就是要强调本-戴维在早期英美正统科学社会学中的地位。以上提到的几位人物中间，贝尔纳和李约瑟都是科学家出身，库恩主要是一位哲学家，普赖斯主要是一位科学史家，只有默顿和本-戴维两人可以说是纯粹的科学社会学家。就学术立场和研究旨趣而言，贝尔纳和李约瑟 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看法深受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库恩对社会学的重要贡献体现在科学共同体这一观念的阐释之中，普赖斯以倡导数量分析为科学社会学增添了利器，默顿及其学派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帜志，主要 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关系及结构、科学家的行为规范、科学奖励制度等方面的社会学问题。本-戴维则是默顿学派之外最接近默顿的社会学家，研究重心是社会中科学家的角色以及不同时代不同科学体制的比较，他认为科学家的工作是通过个人和之间的竞争而进步的。

本-戴维1920年生于匈牙利西北部杰尔（Gyor）城一个犹太人家庭，1941年随父母移居以色列并开始接受高等教育，1950年获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与文化社会学硕士学位，随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社会科学与管理学，1955年获得希伯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他从1950年开始在希伯来大学执教直到1986年去世，去世前还担任该校乔治•外斯（George Wise）社会学讲座教授和科学、技术与医学的历史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1968年本-戴维成为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1979年开始担任该校教育与社会学系罗利（Stella M.Rowley）讲座教授。除此之外，他还曾在北美多所顶级名校访问讲学，包括哈佛、普林斯顿、加州伯克利、斯坦福，以及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以致许多人误以为他是美国人。

除了大量有创意的论文之外，本-戴维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包括《以色列的农业规划与乡村社群》（1964）、《基础研究与大学》（1968）、《美国的高等教育：旧路与新途》（1974），以及《学术中心：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1977）等，又与人合编文集《文化及其创造物》（1977）。然而作为英美科学社会学传统的领头人之一，《社会中的科学家角色》（1971）一书无疑是他的代表作。

细心的读者恐怕已经注意到，本书有一个副标题“一项比较研究”，不知为什么旧的中文译本没有采纳。其实这是 对本书主要研究的宣示，也是体会其学术价值的一个关键。如同库恩一样，本-戴维 的重点是涉及变革和转折时期制度的演变，而不是那些平稳发展时期科学知识累计发展的细节。至于比较的对象，按照他在前言中对本书主题的概括，包括：

（1）古代和中世纪知识创造者与近代科学家的不同社会角色；（2）古代和中世纪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探索者，与其他人文学者、道德家、法律家、形而上学家和神学家的不同社会地位及影响；（3）17世纪欧洲导致科学家从其它智识阶层中分离出来的社会条件，以及19、20世纪导致科学职业化的条件；（4）科学的体制化在不同时期、不同中的发展情况。

本-戴维在之一章首节还提到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路径（approaches），旧译本将“路径”译成“”，眼下这个新译本对此给予更正是十分恰当的，否则读者容易与前述副题强调的“比较研究”混淆。平心而论，原书这一部分的陈述显得有些凌乱，可能 为了避免开篇过于冗长，许多意思力图通过脚注加以说明——不幸的是，旧译本删掉了绝大多数富有学术价值的脚注。这样，对于不够熟悉相关文献的多数中文读者来说，就不容易理解 的真正意图了，这里有必要给出一点说明。

按照本-戴维的意思，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大致有两条：一条是互动的（interactional），另一条是体制的（institutional）；研究对象大致也有两类：一类是科学活动本身，另一类是科学的概念及其逻辑结构。因此细分下来共有四种可供选择的研究路径：

（1）针对科学活动的互动研究；（2）针对科学概念及逻辑结构的互动研究；（3）针对科学活动的体制研究；（4）针对科学概念及逻辑结构的体制研究。

在本-戴维看来，直到他写作本书为止，科学社会学中最重要的成果主要是经由路径（1）取得的，具体来说就是默顿学派为代表的 科学家之间行为方式和关系 络（学术共同体，交流通信，科学文献的引用形式，研讨会的习惯，科学奖励制度，实验室的分工、协作与竞争等）的研究；采用路径（2）的研究基本上还没有出现，采用路径（4）的研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因为没有迹象表明客观条件能够实质性地影响科学思想的内容。因此本书将采用路径（3），即对科学活动的体制化进程加以研究，具体来说就是比较分析不同和不同时代里，那些决定科学活动水平、塑造科学家角色和职业、形成不同类型科学组织的种种社会条件。

接下来三章处理的都是西方古代与中世纪传统社会中 自然知识的智力活动，放在“比较研究”的框架中，大致对应上述比较对象的（1）和（2）。粗略地讲，我们不妨称之为之一类比较，也就是自然知识的探索者在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中地位的比较，以及他们与其他智识阶层人士的比较。这里用到的主要社会学概念是“角色”（role）——所谓角色，是指具有独特功能的社会互动单位中某类人物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感情与动机的特定模式，这些模式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被视为有意义的。举例来说，自古以来巫师与教士就 天文学，农民掌握许多植物学的知识，动物学的知识对猎户和牧人不可或缺，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被整理成系统的规律性的知识，因此不能说这些人承担了古代和中世纪“科学家”的角色。在17世纪近代科学出现之前，确有一些比较接近于“科学家”角色的人物，例如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世纪的大学教师、文艺复兴时代的某些艺术家与人文学者，但是持久的科学活动所依赖的社会条件在任何传统社会中均不存在。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古希腊是个例外，因为从希腊哲人掌握的知识的逻辑结构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现代科学的嚆矢。本-戴维从社会角色的立场出发，认为古希腊与其它多数传统社会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未曾出现公众认可的“科学家”角色，那些自然知识的探索者，不是被当作“爱智者”，就是某种具有奇怪癖好的专门人士。换言之，希腊传统固有的张力，与其它传统文化一样，没有也不可能开创科学活动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普遍社会认同。

谈到中世纪欧洲的教育组织，本-戴维认为起初与古代印度、中国或等其它传统社会并无不同，学生们只是跟随师傅学习神学、法律或医学等专门知识。但是13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欧洲一些市镇里，学者们被纳入到一种获得教会 或世俗统治者认可、并且具有一定自治权利的法人社团之中，学生不再追随某位师傅而是前往一所大学去求学。一群新的知识分子通过大学实现了有限的职业自由与社会平等，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从事探索。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貌似微不足道的进步提供了自由探索的体制化条件。不过总的来说，科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还处于边缘地位，不懂自然科学知识不会影响任何学位的获取。因为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向社会提供律师、公务员、牧师和医生，所以制度上的决策必然倾向于将科学从属于一般哲学与古典学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是，能够阅读盖伦的经典被认为比学习解剖学和生理学更重要。

科学家角色的初步形成出现在15世纪中叶的意大利，在此之前被视为匠人的艺术家，随着市镇自治权的逐渐扩大和某些统治家族的慷慨投入，经济与社会条件都在不断提高。与他们地位改善更为密切的一个重要事实是，艺术家往往与建筑师、工程师、弹道专家甚至数学家的角色重合。布鲁内莱斯基、阿尔伯蒂、达·芬奇等人就属于这类多才多艺的人物。在艺术家和工程师的作品中，几何学和力学获得了新的维度和生机，这是无法从中世纪的学院生活中体验到的。对科学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些与艺术家保持密切 的专业学者，如帕乔利、塔塔利亚、卡尔达诺等。这种 在解剖学和植物学领域更为紧密。到了17世纪初，意大利还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大学和修道院的学术机构，如灵采学院和西芒托学院。它们多由贤明而富有的贵族或王公赞助，很多成员的兴趣集中在自然科学方面。这里不妨引用伽利略的例子：从思想与研究旨趣来看，他完全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只是经济和政治上还有相当的依附性，宗教裁判所能够对他加以审判并定罪就很能说明问题。总之，文艺复兴之后的意大利，城市规模仍然不大，由行会组成的团体千方百计地彼此隔离，社会也通过法律特权和传统价值观来划分等级，而处于所有政治单元顶端的教会，更拥有超越一切行会与机构的特权。

此后的5、6、7、8四章，处理的都是科学革命或近代科学诞生之后的内容。在“比较研究”的框架下，大致对应前述比较对象的（3）和（4）。沿用上面的说法，我们同样可以粗略地将之归为第二类比较，比较的主要内容是近代以降不同中科学体制化的进程。这里除了“角色”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是“科学中心”。本-戴维强调中心的传承，而不是系统地比较欧美所有的科学状况。他认为，17世纪后半叶，科学中心已从意大利转移到英国，法国则在1800年前后成为新的中心；又过了40年，世界科学家 的中心转移到德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而后科学中心转移到美国。这样，科学家角色与科学组织的发展，就被看作某些模式从一国向别国扩散和移植的过程。从体制化的角度来看，科学组织从17、18世纪的科学院演变为19、20世纪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科学社群也从知识精英的小组和通信 络演变成强大的职业科学家共同体。

对于中国的许多专业读者来说，“科学中心转移论”似乎与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的名字 在一起。虽然汤浅的英文 早在1962年就发表在《日本科学史研究》上，本-戴维的书却完全没有提到，这也多少说明欧美学术界对非西方出版物的漠视。不过汤浅主要以科学成果的量化指标为依据，阐述了一个现象，有关动力学的讨论则付之阙如；相比之下，本-戴维 的重点是与科学家角色出现相关的整个社会的变化，特别是导致科学体制改变的那些复杂的社会因素。两者相比，高下立见。按照本-戴维的观点，科学的体制化意味着承认精密的和经验的研究相结合是一种能够发现新知识的探究方式，它要求科学实践者在承诺向公众公布自己发现的同时，对他人的贡献予以普遍主义的评价。对于整个社会，科学的体制化要求言论与出版自由，以及宗教和政治上的宽容，并保持适当的灵活性以便让社会和文化能够适应自由探索引起的不断变革。

这些社会变化最早出现在17世纪中叶的英国，它们与宗教多元化共生，得益于培根等人倡导的经验主义传统，皇家学会的建立、光荣革命与君主立宪制度的完善，这些都有助于科学从业者在英国获得充分的尊严。直到18世纪，所有欧洲大国中只有在英国，人们可以宣扬变革而无受迫害之虞。英国的绅士科学家堪称上流中产阶级，他们一般家境殷实，社会关系优越，许多人从神职或职务中领取薪俸，也有人从事独立的职业。他们本身不是政客，但通常与政治领袖有直接的 并为之出谋划策。

英国之后，本-戴维相继讨论了法国、德国和美国的情况，时间上与科学中心转移的脉络一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对智力机构的改革、巴黎几所顶尖大学的诞生、德国大学的改革及应用科学的起步、有组织的科学计划、美国的研究生院和专业院校、工业和资助的研究、分权与竞争等，这些攸关科学体制演变的环节在书中都得到精辟的分析。大致来说，法国更先出现资助的科学院，开始聘用科学家担任各种教育和咨询职务，但是集权的僵化使法国在面对有组织的科学活动的挑战时显得虚弱无力，因而也就难以维系持久的辉煌。大约19世纪初叶德国出现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大学，后来又有了与工业密切相关的研究所和实验室。20世纪初这一传统在美国被发扬光大，大学里的研究生院使教育与研究的 更加紧密，大学与企业、军方和的合作导致更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科学活动，竞争的压力使学校的权力从董事会和校长那里转移到系及其个体成员那里。在人类智识演进的每个转折点上，科学活动的中心都向那些发生社会变革的转移。

早在1988年，作为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本-戴维的这本书就被译成中文，定名《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译者赵佳岺当时供职于浙江大学，后来他也参与翻译了另一部科学社会学名著科尔兄弟所著《科学界的社会分层》。赵佳岺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81年招收的首批科学史研究生之一，指导教师是我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范岱年先生。范先生自己则于1986年领衔翻译出版了默顿的《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同样列入《走向未来》丛书系列。时值改革开放不久，中国的学术园地荒芜已久，百废待兴，范先生及其弟子率先把西方科学社会学的经典介绍给中国读者，是很有眼光和魄力的。

《走向未来》从书本封面及扉页（四川人民，1988） 图源：孔夫子旧书

一段时期内社会学在中国被视为学术禁地，科学社会学更是一个知识真空，当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亟需补课，境外出版物与电子资料还不那么容易获得的时候，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就显得十分珍贵了。据我所知，许多从事科学社会学、科学史、科技政策及相关领域研究和教学的机构，几十年来一直把赵译本作为考研的指定参考读物。不过时过境迁，当年的译本无论从学术规范还是印刷质量来说都不够完美，况且出版多年市场上早已脱销。相信赵先生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一定会像他的导师范岱年先生重译默顿一样，把本-戴维的这一经典打磨得更为精良的。

这一缺憾多少由眼下这个新译本补偿了。译者刘晓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李石曾与北平研究院》在相当程度上涉及中国科学家的社会地位与科研体制问题。他于2022 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大学之后，由于讲授“科技与社会”等课程的需要，深感本-戴维此书重要并决意提供一个更合乎学术规范的新译本。与旧译本相比，新译本补上了被删去的全部脚注，以及作为附录的图和表，它们对于完整理解全书内容和跟踪相关研究文献是绝对必要的。新增的名词索引则为读者检索提供了便利。享有学术声望的三联出版社愿意出版这个新译本，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这篇序文已经拖了很久，主要是个人懒怠，精力有限。己亥本命年初，人在旅途，晨昏颠倒，与顽童嬉闹之余总算草成以上文字。还是要感谢译者刘晓令我重读一遍经典，学而习之，不亦乐乎！

刘钝2022 年3月草于大荒西地野茨庐

为刘晓译《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三联，2022 ）之序文，节录本亦见《读书》杂志2022 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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