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为什么是一座风水的城市

香港处处充满西方的文化和色彩，可是香港人却对中国传统的风水命理文化笃信非凡，甚至可以说是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很多人相信，香港之所以繁荣，乃是得益于香港的好风水：维多利亚港风平浪静，东西两边都有山脉阻挡，好像一个大的聚宝盆。

不过在香港人看来，风水不是迷信，而是一种道地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渗透进香港人的骨子里，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不论贫富、阶层、职位，从办公场所、生活起居、室内陈设到兴办公司、开张志禧、买楼装修等，香港人都要讲究一个风水，偏爱请风水先生“睇风水”。

香港的商家均在店堂里设有财神位，张挂着“镇宅七十二灵符”。据说这是根据中国古代传统仿制的灵符，一式两款，挂着它可以避难消灾，身心安泰，生意兴旺。而临街的店铺还会在门口靠墙处摆上神龛，店主人有事无事都要出来拜一拜。

香港的公司则大多挂有“通胜”挂历，老板们谈生意，大都会看日子，遇到大生意开张，更会设坛切烧猪，祈求神佛保佑。由于风水理论深受香港人的推崇，就连在香港的外国公司难免不入乡随俗，也纷纷兴起加入了风水学说的大军。

不仅普通小民相信风水，香港的富豪们更是津于此道，不亦乐乎。他们都配有自己的御用风水师，每月定期请风水先生上门，小到办公室的摆设、家居布置，大到经贸活动、起地盖楼，都要请出来测算，选点选向选择黄道吉日方能开工。

香港最有名气的一次“风水大战”，莫过于设计建立中银大厦。中银大厦由建筑大师贝聿铭所设计，整栋楼高300米，形状下大上小，以竹子节节拔高为形象理念，被贝聿铭充满诗意地形容为雨后春笋。可是大厦落成后，所占据的风水格局却给邻居带来了麻烦。

香港的风水师出来说，中银大厦像一把寒光四射的尖刀，有许多尖角和刀刃一样的棱线，特别是那贝氏特色的“三角式”顶端，犹如犀利的钢刀，刀锋一面对着港督府，一面直指汇丰银行，占尽风水之余。

于是，为了避开中银大厦那柄尖尖刀刃带来的坏运道，香港展开了一场风水大斗法：汇丰银行在它的楼顶上面架了两尊钢炮，比林则徐当年抗英用的大炮还大，炮口瞄准中银，意为“刀来炮往”；而港督府则是“以柔克刚”，在面朝中银的方向种了六棵柳树挡刹，并在花园里修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转喷水池，寓“时来运转”之意。

风水信仰为什么可以在香港长盛不衰？这与香港特殊的人文社会环境分离不开。

首先，香港的风水文化可谓是香港不同时期内地移民潮的产物。根据史籍和族谱的记载，最早迁徙香港的汉人是南宋一名叫彭桂公的客家人。南宋初年，彭桂公携子迁居至新界粉岭定居，至今其子孙已经繁衍了25代。元明时期，又有以邓、文、廖、侯、彭五大姓为代表的客家人迁移至新界，他们自成聚落，有土有财，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1842年香港开埠之后，越来越多的客家人来到香港发展，他们散处在港九各地，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一般说来，中国的风水理论定型于唐宋时期，并形成了以江西风水为代表的“形法派”和以福建风水为代表的“理气派”，理气派强调以“阴阳”、“卦理”论吉凶，传播于闽、浙、粤、赣等地区。所以，当作为风水信仰载体的赣、闽、粤客家人徙居香港，他们自然也带来了原有的风俗习惯和信仰文化，这应该说是香港风水文化盛行的基本原因。

其次，大众传媒的大肆渲染和公益机构的“风水行为”，也为香港的风水文化营造了社会氛围。香港的一些电台、电视台经常会请一些“相学专家”谈运程、看掌相或讲星座，深受香港人的欢迎，不少报章和杂志也专门辟有“紫微斗数论命”、“神机测字”或“易经占卜”等专栏。

由堪舆学家回答读者来信或以深入浅出的方式畅谈风水与命运，解答诸如“睡房布置不宜动”、“克夫克妻相”、“旺宅催财化煞”等问题，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而每逢新春前，各式各样有关年势运程的书籍更是犹如雨后春笋般霸满整个报档，据估计，每年全港运程书约有50多种，年销售量达40万本.

再次，香港风水文化的盛行，脱离不开一个相对包容宽松的环境。如此，算卜看卦、相命测字等风水习俗才有机会得以保存并壮大，乃至很多在内地已经消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信仰，也能够在香港这块弹丸之地安身立命，如包山节、天后诞等。另一方面，香港人在追求商业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开始借助风水学说抚慰心灵。

香港人生活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人人渴求做人上人，步入中产阶级置业安家。当富豪们长年拥有自己的御用风水师，因为相信风水而受益时，普通人士就更想借用外部力量助自己一臂之力，年年赚大钱，谋取人生的成功。而风水正是可以“夺神功，改天命”的重要元素，在香港人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