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宣传科学无神论，从9月10日起，我们将连载李申的专著《中国无神论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反邪教协会副会长。

第十三章 明清时代的无神论

十、明清国家对风水术的批判和打击

风水术到了明代，其传播更加广泛，而其造成的危害，也更加明显，因而引起了国家政权的注意。明朝刚刚建立不久，洪武五年，朱元璋下诏：

洪武五年诏，古之丧礼，以哀戚为本。治丧之具，称家有无。近代以来，富者奢僭犯分，力不及者掲借财物，炫耀殡送，及有惑于风水，停柩经年，不行安葬。宜令中书省集议定制，颁行遵守。违者论罪如律。

根据朱元璋的指令，大明律发布了禁止风水术的法令：

凡有丧之家，必须依礼安葬，若惑于风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经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

《大清律》完全照抄了《大明律》的文字。

清朝乾隆十一年，江西按察使上奏，说当地愚民“惑于风水”，父母葬后一二年，都要将尸骨起出，检验是红色还是黑色。如果是红色，就仍然掩埋；如果是黑色，就要改地另葬。一年后，再进行检验。这种习俗叫做“洗筋”或者“检筋”。按察使建议，今后如果再有将已故父母或祖父母的尸骨发掘进行检筋者，“均照服制，以毁弃坐罪。帮同检洗之人，俱照为从论。地保扶同隐匿者，杖一百。如有故而依礼迁葬者，仍照律不坐，应如所请。”（《皇朝文献通考》卷１９９）乾隆皇帝批准了这个奏章。并且将这个案例载入《大清律例》：

凡愚民惑于风水、擅称洗筋、检筋名色，将已葬父母及五服以内尊长骸骨发掘检视、占验吉凶者，均照服制以毁弃坐罪。帮同洗检之人，俱以为从论。地保扶同隐匿，照知人谋害他人不即阻首，律杖一百。若有故而以礼迁葬，仍照律勿论。（《大清律例》卷二五）

从这些律令看来，明清两代朝廷，对于风水，至少到乾隆年间为止，还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其措施，也是正确的。

明清朝廷的举措，影响到儒者官吏。明清两代文献中，时常可见反对风水术的议论甚至奏议。

明朝前期，丘浚作《大学衍义补》，并且依赖这部著作，做到宰相高位。其卷５１写道，江浙闽广民间，多有泥于风水之说。不少人在父母死后三五年、甚至七八年，仍不埋葬。这期间，往往又发生新的丧事，埋葬就没了日期。于是“死者不得归土，生者不得乐生。”这期间，假如有婚庆之事，这些人家往往又“忘哀作乐”。这是伤风败俗之事。为此，丘浚建议，假如父母死后三月仍不埋葬，“律以暴露之罪。”

嘉靖年间，夏言上《为重陵寝以培国脉请圣断以息群议疏》，批评“近世精通地理之术实鲜其人，至于士夫涉猎讲论，尤多诞谩。每见人家惑于风水之说，将先世丘垄无故改迁，往往自速新凶，坐消已福。葢异人罕得，道眼难逢。地理家书，亦有天相神司之说，所以可遇而不可求，可信而不可尽信者也。”虽然未能根本否定风水术，但对风水术的轻视，则明显可见。

此后不久，嘉靖二十六年，海瑞做淳安县令。县民何孟荣“贪图风水”，将父亲何民彦的尸棺安葬于始祖何环墓的右后方。弟弟何仲荣认为这块墓地风水对大哥利多而自己利少，告到官府。官府命令何孟荣迁葬，但孟荣拒不执行。另一家何耀宗就将祖母的尸棺压葬在何民彦的坟上。另有几家姓何的，“各将父祖尸棺浮殡坟旁”。于是，何孟荣又上告官府。此案最后交由海瑞审理。

海瑞经过调查，认为是何孟荣迷信风水，首先破坏了合族埋葬的规矩，判令何孟荣首先将父亲尸棺迁出。其他问题，也做了妥善解决。

这是一个具体案例，因为迷信风水，致使兄弟叔侄闹起本不应有的矛盾。

也就在嘉靖年间，儒者黄佐作《泰泉乡礼》，卷一劝告乡亲：“毋居丧而设酒肉，毋溺风水而久停柩，毋信妖巫作佛事。”并制定乡约：“凡停柩踰年不葬及溺于风水、兄弟相推托不葬者，各行戒谕，违者罪之。”其卷三《谕俗文》，又劝告乡亲：“贫者穴土藏棺，存礼而已。不许轻信风水祸福之说。”这位儒者维护传统道德、怜悯愚昧民众的恻隐之心，跃然纸上。

清代也有不少儒者，同样认真地维护着社会传统的道德，指责风水术的迷信和危害。徐乾学，清初曾做到刑部尚书，并请求编修《明史》。其自著《读礼通考》，在丧葬制度一项中，专门考察了风水术。他列举历史上反对风水术的言论后，自己评论道：

亲死不葬，此人子莫大之罪。况律有明禁，而世人往往犯之，何哉？以为无其财邪，则敛首足形，还葬而无椁，固圣人之所许也。以为无其地邪，则暴棺于中野，而风水是求，又君子之所不为也。然则世人之停丧不葬者果何意哉？彼闾阎之小夫，吾又何责独怪。为士大夫者，于一身之居处服食，无不穷其财力以为之，独父母之遗骸，反不获一抔之土而掩蔽焉。即旁观者尚且为之唏嘘太息，而彼乃安焉不顾，何人心之渐灭一至于斯也！（徐乾学《读礼通考》卷115）

那么，对这种情况该如何办呢？徐乾学建议，实行五代后周太祖郭威的办法：

周广顺之诏书，亲丧未葬，已仕者不许荣进，未仕者不许应举。且必于保状内明书依礼葬毕，方许复官赴试。而所司失于觉察者并罪。（徐乾学《读礼通考》卷115）

徐是刑部尚书，他主张动用国家刑律，来扼制这不变的社会风气。

上述诸人之外，明清时代，仅仅作为儒者个人意见，批判风水术的人物有：

明朝开国儒臣宋濂，赞扬同乡张荣不信风水，是“卓识之士”。（ 宋濓《慈孝庵记》）

方孝孺，被永乐皇帝的谋士姚广孝称为“读书种子”，曾告诫族人，不要信风水先生。认为如果依靠葬地可以荣华富贵，就不会再有人努力读书，也不会有人去行善事。这是绝不可能的。所以，风水先生的话，不可听信。

儒者曹端，曾劝告父亲不要信佛教、道教，并且引用当时流行的歌谣，批判风水术的欺骗性质。其歌词道：

葬家风水果何由，

举世滔滔苦信求。

我道如依风水说，

阴阳个个做王侯。（曹端《夜行烛》）

阴阳，就是阴阳先生，就是风水先生。

王廷相，批判风水术是“邪术”、“妄说”。他的言论，被徐乾学引用（见徐乾学《读礼通考》卷83）。

黄省曾，明代中期儒者，王守仁弟子。著长文《难墓有吉凶论》，逐条批判托名郭璞的《葬书》。描述了当时风水信仰的狂热，指出了风水术愚弄百姓、危害社会的实质。文章最后，他慨叹那些不是“庸庸琐琐贪污细下之人”、而是所谓“圭璋特达之士”的有知有识的官吏、学者竟然笃信风水！

唐顺之，生活于明朝后期。本传称他“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利、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明史·唐顺之传》）其中“弧矢勾股”指数学；壬奇禽乙，是古代的太乙六壬、奇门遁甲等占卜方术。他还是抗击倭寇的英雄。他曾劝告风水先生，不要给人讲吉凶祸福。

朱董祥，清朝初年儒者，他批评风水术破坏儒教礼制，是愚蠢的行为。

陈確，大约和朱董祥同时。他的文集中，有两卷专门讨论丧葬问题。其中指出，风水术的危害，超过佛教和道教。他认为，宣扬祸福的书，都是妖书；妖书之中，以“葬书”最为妖邪。凡是宣扬祸福的人，就都是妖人；妖人之中，以葬师最为妖妄。

清兵未入关之前，内地的风水术还没有传到他们那里，他们对风水术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当清兵攻取辽东的时候，由于清兵是金朝的后代，明代朝廷为了阻扼清兵的攻势，曾掘断了时在北京房山的金朝皇陵的地脉，以为这样对抗击清兵的进攻会有好处。后来，清兵的攻势伸延到关内，并且到金朝皇陵致祭。明代朝廷又毁灭了清兵祭祀金朝皇陵的痕迹，并且在当地盖了关帝庙，以为“驱邪厌胜之术”。后来，清兵入关，顺治皇帝谈及此事，还嘲笑明代朝廷不知天命有所归属，反而“谬委灵于风水，移灾于林木，何其诞也！”（《世祖章皇帝圣训》）

顺治皇帝对明代朝廷迷信风水的批评，是正确的。明代朝廷迷信风水，到底也未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可惜的是，以后的清代朝廷，却一步比一步加深地迷信风水。

清代初年，法律上有惩治惑于风水不按时埋葬父母的条文，而且对于惑于风水、妨碍国家建设的，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和惩罚。康熙初年，著名数学家薛凤祚，曾被聘协助河道总督王光裕治理黄河和大运河。撰成一书。该书批评盐城一带豪强，惑于风水，筑堤阻止洪水入海：

开石䃮海口，在盐城之东南，内地髙于海数丈，宣泄诸水比姜家堰又为直捷。该县惑于风水之说，坚筑实填，令滴水不通。六州县之水，全无出路。所以数十年受陆泥之害也。（薛凤祚《两河清汇》卷四）

雍正初年，怡贤新王允祥负责整修京津地区河道，以便利农业。他上奏章，请设“营田专官”，并且建议：

如有豪强惑于风水，抗拒不遵者，严加治罪。如此，则事无中挠，人皆乐从矣。（《畿辅通志》卷94）

怡贤亲王对惑于风水者的态度，显然比薛凤祚要严厉得多。

大约同时，傅泽洪做江南按察使，撰《行水金鉴》。其卷152记载扬州管河通判聂文魁《勘河详议》批评高邮地区愚民，“惑于风水之说”，堵塞河口，使水道不通。

上述事例说明，清朝初年，不少官吏对待风水的态度，是清醒的。也是今天批判风水术的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