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山革命公墓是怎么来的？什么人有资格葬入八宝山

八宝山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以其浓厚的政治色彩和耀眼的政治光环，成为很多人向往的“圣地”，希望自己百年后能在那里拥有一席之地。可是死后葬入八宝山，却远非想象的那样容易。

那什么人有资格葬入八宝山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八宝山的历史。

八宝山原名黑山，起初只是北京西山平原上一座孤立的山丘，之所以以“八宝”冠名，据说是因为山下藏着八件宝物：金马、金牛、金鸡、金磨、金碾子、金簸箕、金笸箩和金豆子。

这八件宝物藏在哪里，长什么样子，我们不得而知，大概只是传说罢了。别说没有，就算是有，也早就被人挖去了。

八宝山的名字还有另外三种说法。

一是得名于附近山间出产的八种建筑材料，即：青灰、黄浆、白土、白牙石、红土子、耐火土、沙石和板石。

第二个说法是：八宝山上有八座香火旺盛的寺庙，被称为“八宝禅寺”，为了把此山与别的山区分开来， 人们称这座山为“八宝禅寺山”，后来嫌拗口，便直接叫成了“八宝山”。

第三个说法是：“八宝”是指佛家“八宝”，即：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佛家“八宝”也叫“八吉祥”，据说都是佛体的一部分，在我国古墓葬中多有出现。

以上哪种说法为真呢？

首先，八宝山下藏有八件宝贝的说法不太可信。那八件宝贝长什么样，何人放进去的，放在哪里等等均无文字记载，这个说法极有可能是后人望名生义，凭空想象。

再就是因八种建筑材料而得名的说法也不真实。在八宝山开挖建筑材料是比较晚的事情，在那之前，八宝山的名字已经有了。

第三个说法“八宝禅寺山”看起来似乎有点靠谱，但真实性也值得怀疑。当时八宝山上的寺庙应该不止八座，以香火旺的八座寺庙命名一座山让人有些无法理解：

如果香火旺盛的寺庙不是八座，而是七座、九座呢？那是不是应该叫“七宝山”或“九宝山”了？所以这个因寺庙而命名的说法大概也是人们的一种猜测，站不住脚。

因此，八宝山得名于佛家“八宝”的说法应该最为可信。古人认为八宝山风水好，占尽龙、穴、砂、水等“吉气”，是万古吉祥地。僧家在此建寺立庙，俗家在此圈坟立碑。僧家认为一切来去，皆有因果，既然在此山建寺立庙，那么它就与佛家有缘，是佛体的一部分，遂以佛家“八宝”命名此山，即为“八宝山”。

元代僧人海云曾在这里建了灵寿寺，明朝初年又修建了太监刚炳墓祠和廷寿寺。明中期战乱频仍，廷寿寺毁于战火，朝廷又重建廷寿寺并更名为褒忠护国祠。

“刚炳墓祠”这个名字挺奇怪。刚炳是朱元璋时期的一个著名太监，交趾（今越南）人，曾随朱元璋作战，为其出谋划策，后来也得到明成祖朱棣的重用。刚炳战死后，朱棣为表彰其功绩，为刚炳赐名“钢铁”，将其与其他死难的功臣安葬于八宝山。

无独有偶，湖北江陵县也有一座八宝山，古称龙山。其地古墓密集，有战国楚墓群、汉墓群、明代的藩王墓群等，仅大墓就有三四百座。此山与北京八宝山同名，也可作为石景山地区的八宝山名字的一个旁证。

八宝山西边是被人们认为风水较好的地方，明清两代的太监多将此处作为养老送终的桃源之地，后来这里也开始作为商业墓地进行出售。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这里改建为忠烈祠，把在抗战中牺牲的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等38位爱国将领安葬于此，以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指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人成立了公墓筹备组，按照“交通方便、环境优美、尽量不占用农田”的原则，选择八宝山作为国家公墓陵园，并请林徽因设计公墓的主体建筑格局。林徽因抱病查阅大量资料，精心设计每一个细节，终于让公墓像绽放的莲花一样呈现在国人面前。

八宝山公墓鸟瞰图

八宝山公墓陵园分为墓区和骨灰堂两大部分，其中墓区有3个。逝世者按生前政治级别的不同，分别葬入不同的墓区。

第一墓区位于整个公墓北向顶端，主要安葬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副部级以上干部、民主党派领导人士。因此，第一墓区是公墓中政治级别最高的地方。

第二墓区和第三墓区位于公墓大门的两侧，是公墓最显著的位置，主要安葬级别较低的县团级干部。

八宝山革命公墓建成后，葬入第一墓区的第一位国家领导人，是素有“中国人民的骆驼”的任弼时同志。任弼时于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是新中国成立后逝世的第一位国家领导人。他的墓地占地300多平方米，是公墓中面积最大的一块墓地，因此无论从墓地面积还是建墓时间，任弼时墓都堪称“八宝山第一墓”。

任弼时墓

1955年2月，新中国第一任副主席张澜逝世后，被安葬在任弼时墓的西面。同年6月，在纪念瞿秋白同志逝世20周年之际，中央决定将其墓迁至八宝山，置于任弼时墓地之东。

此后，第一墓区逐渐形成、扩大，并形成了一定的排列规律：

以任弼时墓为基准，两侧分别安葬了政治局常委级别的人物，包括彭真、姚依林、陈云、李先念等。

再往下第二级台阶，有一些四副两高——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一些部队高级将领。其规律主要体现为：东侧是党的领导干部，西侧多为民主人士。

第二和第三墓区除了一些县团级干部外，还有逝世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人士，以及科学、教育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如闻一多、史沫特莱、林徽因、徐悲鸿等。

与第一墓区所不同的是，第二、第三墓区不是按逝世者的身份排序，而是按逝世时间的先后依次建墓，所建墓地也是面积相同，形式统一。每块墓地占地一平方米左右，墓盖以水泥制成，墓碑为汉白玉石雕刻。因为以前火化还未普及，因此墓地下安葬的几乎都是未经火化的遗体。

由上文能看出，有资格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都不是普通人，并且葬在哪个墓区、墓盖、石碑、月台尺寸的大小都有严格规定，办丧者要凭上级单位开具的介绍信确定入葬者的墓区，不能更改，不能搞特殊。

和墓区一样，骨灰堂也按级别分为不同层次的骨灰室。比如党和国家领导人、部队兵团级或军级以上干部、地方省部级领导的骨灰，都可以放在一室。而一室也分为正面和侧面，骨灰安放在正面的领导级别，就比安放在侧面的要高。

八宝山公墓骨灰堂

八宝山演变至此，显然有违周总理当年建造公墓的初衷了。

总理要求建革命公墓，本意是把在革命中牺牲的战友和同志集中安葬，以方便人们缅怀、祭奠，并未要求按等级划分墓区。可是在墓区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按照不同级别进行排列的格局，让八宝山公墓陵园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和耀眼的政治光环。

这种论资排辈的现象在“文革”期间尤为突出，直至周总理逝世要求不留骨灰，才让情况稍稍得到缓解。

进入上世纪80年代，许多在“文革”中蒙冤去世的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陆续得到平反，政治地位与名誉重新得到认可，被允许以其本来的身份和名誉入葬八宝山。于是进入八宝山，再度成为一些人追逐的目标。

邓小平为此提出批评：“很多人想挤进八宝山，高高在上，却无形中与群众拉开了差距。”

为转移人们对八宝山的关注，中央屡次抬高入葬八宝山的门槛，可是多年来形成的思想观念已根深蒂固，八宝山以其不言而喻的的地位和荣誉，仍然受到许多人的追捧，多次扩建仍无法满足需求。

对革命公墓的追逐，让附近的商业公墓也成为寸土寸金之地，个人公墓面积越来越小，价格却逐年飙升。2000年前后，一个不到3平方米的公墓价格是10多万，到2005年，几平方尺公墓的报价已高达20多万，2014年则涨到30几万（1平方米=9平方尺）。因为价格离谱，如今的八宝山公墓已不再允许对外售卖。

公墓价格的飙升，也拉高了骨灰堂存放骨灰的租金。2005年前后，每20年的租金只有3000元左右，到2013年则涨到了1万元。可即便如此，八宝山每年还是会收到上千份骨灰存放申请。

面对市场乱象，2005年，北京市政府决定重新规划八宝山革命公墓陵园，淡化其政治色彩和等级规则，入葬者由原来的论资排辈，改为只要是为国家作出过贡献的，都有资格入葬八宝山。

这样一来，入葬八宝山，从身份、等级与政治地位的象征，变成民族精神与国家荣誉的象征。八宝山公墓也不再对外公开出售，老山骨灰堂的存放价格也低至每年50元。八宝山公墓逐渐成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墓陵园。

其实，建设专门安葬为国家做出过贡献者的国家公墓，世界上不少国家有先例，比如美国的阿灵顿公墓、英国伦敦的海格特公墓、阿根廷的雷科莱塔国家公墓、法国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等。

阿灵顿公墓安葬了约28万为美国做出贡献的军人，海格特公墓安葬了包括马克思和法拉第在内的17万个名人和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

美国阿灵顿公墓

这些公墓已成为代表国家荣誉与民族利益的圣地，是国家对入葬者的最大肯定，也是入葬者的毕生荣耀。

重新规划后的八宝山国家公墓陵园，借鉴国内外公墓建设的先进经验，根据自身的情况与特点，正逐步建设成为体现民族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的圣地，以与国际标准接轨。

但人们对八宝山长久以来形成的印象不可能很快改变，入葬八宝山仍是众多逝者家属追逐的目标。虽然现在门槛高了，但工作人员每天仍会接到很多咨询电话，询问公墓价格和骨灰存放事宜。看来改变观念，确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