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楚国组玉佩研究 （完结）

第三节“佩取冠带”之“取”

包山简230中所提到的“思攻祝归佩冠帶于南方”，“”是否为佩玉尚有争议，且周代祭祀时将食物、玉器等献给神灵十分常见，献上“冠带”却极少见到。何琳仪先生将“”释为“取”，简文“取”读“緅”，引《说文新附》：“緅,帛青赤色也”。又引《仪礼·士冠礼》中“爵弁服”，注“其色赤而微黑，如爵头然，或谓之緅”1。李家浩先生从“取”字说将“”字读为“”,《玉篇·玉部》：“,玉名”2。陈伟先生认为可能与“瑱”相类3，后二者均将此字释为玉器名。

个人认为，在“佩”后加玉器名“”合称作为一种佩玉，从楚简用词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作为玉器名称，不论是在楚墓或者是楚简中都未曾有其他发现。而何琳仪先生所释“緅”字，则常见于楚墓遣册中，如长台关1号楚墓遣册中就有简2-012云“緅与素锦之縏囊二十又一。緅与青锦之縏囊七。”简2-019“百善米，紫緅百囊，米屯緅”，此类记载颇多，不赘述4。“緅”字义为黑里透红的颜色或者该色的帛布，无论是颜色还是该种布料，从遣册中可以知道它在楚人的丧葬中是常用的。从简文前后来看，“思攻祝归佩冠帶于南方”,

1何琳仪：《包山竹简选释》，《江汉考古》1993年第4期，第62页。2李家浩：《包山祭祷简研究》，《简帛研究二〇〇一》，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6页。3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第114页。4刘国胜：《楚丧葬简牍集释》，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冠带”中“冠”即是帽子，“带”究竟是指腰带或是帽子上的系带，尚未可知。在楚人的祭祀文化中，也有这种类似的记载可作参考，《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河神竟然向子玉索要他的玉缨弁帽，也就是说需要子玉以弁帽玉缨去献给他。参考《左传》此例，包山简230中的“冠带”可以理解为帽子和缨带，而何先生将“”字释为“緅”，并引《仪礼·士冠礼》中“爵弁服”例，“緅”既然是可以做爵弁的材料，也可配缨饰（长台关1号楚墓遣册简2-010：一青緅缨组），正与《左传》这段记载楚国子玉需献给河神“琼弁玉缨”相吻合。所以此处释为向南方神祭祀时献以“佩、緅冠带”，笔者认为更为合理。

结语

夏鼐先生曾提出将汉代玉器分为礼玉、葬玉、装饰玉和美术品等四大类。“所谓‘葬玉’，是指那些专门为保存尸体而制造的随葬玉器，而不是泛称一切埋在墓中的玉器。后者是随葬物，但不算作葬玉。葬玉一名‘保存(尸体)玉’，在汉墓中颇为普遍，主要是四种：玉衣、玉塞、玉含（多作蝉形）和玉握（作璜形或豚形）。”1 这一观点确立了玉器的分类体系，并长期为玉器研究者所沿用。那么依据这种玉器分类体系，组玉佩应该归为哪一类呢？以我们今日所能见到的各类材料来看，在周代组玉佩不仅作为装饰用玉，同样也可成为政治权力的象征。无论是祭祀、丧葬还是燕飨活动中，佩玉均十分常见，例如，《左传》中记载到季平子佩“璵璠”行君事，“璵璠”乃是国君佩玉，这种行事及装束即体现了他在鲁国的地位俨然如君主；又楚国大夫王孙圉聘于晋，晋定公设宴招待，赵简子则“鸣玉以相”；而在楚地出土的卜筮祭祷简中，佩玉又常常被用来祭祷各种楚国神灵；同时，我们在楚国不同等级的墓葬中又可以看到各种用于敛尸的佩玉。可以说，在周代“君无故玉不去身”并非虚言，佩玉涉及到了周代上层贵族主持的各种场合，因此笔者认为“佩玉”的意义、功能绝不仅仅是局限于一种分类。 相对应地，关于先秦组玉佩的材料来源也有多种。传世文献中虽然有不少关于佩玉使用事例的记载，但对于佩玉的具体形制则没有言及。汉代以降，经学家们对先秦文献中的佩玉加以阐释甚至复原，但多属于望文生义，所作出的结论与我们今日在各种考古材料中的先秦组玉佩相去甚远。而在结合考古材料分析组玉佩的研究道路上，前辈学者从佩玉的结构、配件、纹饰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诸多尝试，这些研究成果使我们对先秦组玉佩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于组玉佩的研究视角有了更多认识，同时我们也需要对相关研究思路和经验进行反思：礼玉文化盛行于周代，周代墓葬中随葬有丰富且大量的玉器，这些玉器的功能是什么？它们是否能与文献中的各种玉器名称相对应？我们又应当如何定位这些玉器？只有在清楚地分析这些材料之后，我们才能判断是否应将它们视为组玉佩的参照材料。

1夏鼐：《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笔者以此思路分别对文献材料、出土玉器、随葬木俑进行了分析，最终认为楚墓中的随葬玉器尚且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为组玉佩，随葬玉器与组玉佩的划分标准也不甚清楚。同时，楚墓中出土的几座随葬木俑，也是身份各异，甚至可能带有宗教文化的色彩，并非代表现实生活中的楚国贵族形象，因此彩绘木俑身上的佩玉造型也需谨慎对待。虽然我们最终未能确定佩玉的具体结构与形制，但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我们对材料性质的认识更加深化，对佩玉材料的甄选标准也更加具体化。

同时，笔者在研究过程中也感受到，关于组玉佩的问题随着分析的深入源源不断，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地挖掘。例如，除了以艺术史、考古学及文献学的视角看待组玉佩外，组玉佩各个部件的工艺、取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在先秦墓葬中所看到的各种玉器造型和纹饰，经学者分析是与玉料的选取与考量分不开，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何《礼记》 及其注疏中对于不同的玉器还有等级划分。另外，楚墓中随葬的大量玉器，其玉料来源又是出于何处？据考证，战国时期不同的玉器及其纹饰分布于不同等级的墓葬以及不同的地区，因此玉器质地和玉料的鉴定对于分析战国时期楚国玉资源的来源及其交通路线、玉石资源的控制权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我们在分析文献材料的过程中也不免产生疑问，为何先秦时期的组玉佩稀见于汉代，以至于汉代学者对于先秦组玉佩知之甚少？这是否意味着在战国秦汉之际的动荡中，佩玉制度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笔者认为这一变动可能与本文第二章在分析佩玉系带时提到的佩绶与印玺兴起有关。作为君子德行象征而存在的佩玉制度，于时局动荡的战国秦汉之际未免过于繁琐不便，在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势必难以保留。其次，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也日趋细密，佩戴代表不同职事的印玺符合社会分化日益复杂化的趋势，而印玺与 “事佩”同样象征职事，但印玺的材质选择广泛，相较于玉器则容易普及得多。在解释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也对周代组玉佩流行变化有了大致的了解：西周时期，组玉佩的造型较为单一，是由多件玉璜串联而成的项上佩饰。春秋时期，五霸迭兴，战乱不断，于是佩韨制度被废，人们将系韨上的丝带系上佩玉，组玉佩从项上系结转移到了胸腹。在秦朝时，佩玉亦被废，但系璲被保留下来，进而与组带相结，或系结印玺。到了汉代，先秦时期的组玉佩风尚已是罕见，礼学家们通过

对经书的阐释重新整理了佩玉制度，极大地影响了汉代以后的佩玉风格。

附表

战国时期楚地墓葬随葬玉器统计表1：

一、第一等级：暂缺。但被考古界推断为王一级墓葬的熊家冢和冯家冢，其殉葬墓均被发掘，出土了不少玉璜。

1郭德维将楚墓等级分为“楚王墓”、“封君或上大夫墓”、“下大夫墓”、“士”、“庶民墓”。详见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2页。2需作说明的是，截止2007年底，已发掘了熊家冢主墓南边的35座殉葬墓，随葬器物以组玉佩为主，但公开的殉葬墓资料仅有PM1号墓。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6~200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3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八岭山冯家冢楚墓2011~2012年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2期。4郑元日：《临澧九里双峰包商包大墓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1994年。5荆州市博物馆：《湖北省荆州市天星观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9期。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3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4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长丰杨公发掘九座战国墓》，《考古学集刊·第二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6余秀翠：《湖北枝江姚家港楚墓第四次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0期。7湖北省博物馆发掘小组等：《湖北江陵拍马山楚墓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3期。8姜涛：《河南省叶县旧县1号墓的清理》，《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10湖北省博物馆：《九连墩：长江中游的楚国贵族大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

1王明钦：《湖北荆州秦家山二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99年第4期。2荆州市博物馆：《湖北省荆州市天星观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9期。3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院墙湾一号楚墓》，《文物》2008年第4期。4李桃元、刘志军：《湖北丹江口市吉家院墓地的清理》，《考古》2000年第8期。5李德文等：《安徽六安市白鹭洲战国墓M566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5期。6湖南省博物馆：《湖南澧县新洲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5期。7曹桂岑、张玉石：《河南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0期。8驻马店地区文化局等：《河南正阳苏庄楚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9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长丰杨公发掘九座战国墓》，《考古学集刊·第二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第五等级：庶民墓葬中随葬玉器较少，尚未发现玉璜。

1周群等：《安徽蚌埠市双墩三号战国墓》，《考古》2010年第9期。2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3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4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枣林岗与堆金台—荆江大堤荆州马山段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5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6刘森淼等：《武汉市汉阳县熊家岭楚墓》，《考古》1988年第12期。7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8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9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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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土资料

［1］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长丰杨公发掘九座战国墓》，《考古学集刊》（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2］ 曹桂岑、张玉石：《河南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0期。［3］ 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4］ 邓淑蘋主编：《敬天格物：中国历代玉器导读》，“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2012年。［5］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舋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10］ 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11］ 湖北省博物馆：《九连墩：长江中游的楚国贵族大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12］ 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13］ 湖北省博物馆发掘小组等：《湖北江陵拍马山楚墓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3期。［14］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15］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枣林岗与堆金台—荆江大堤荆州马山段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16］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1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1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考古》2008年第4期。［19］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20］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澧县新洲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5期。［21］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22］ 姜涛：《河南省叶县旧县1号墓的清理》，《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23］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八岭山冯家冢楚墓2011~2012年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2期。［24］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6～200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25］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院墙湾一号楚墓》，《文物》2008年第4期。［26］ 荆州市博物馆：《湖北省荆州市天星观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9期。［27］ 李德文等：《安徽六安市白鹭洲战国墓M566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5期。［28］ 李桃元、刘志军：《湖北丹江口市吉家院墓地的清理》，《考古》2000年第8期。［29］ 刘国胜：《楚丧葬简牍集释》，科学出版社，2011年。［30］ 刘森淼等：《武汉市汉阳县熊家岭楚墓》，《考古》1988年第12期。［31］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春秋楚彭射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3期。［3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著：《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33］ 王明钦：《湖北荆州秦家山二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99年第4期。［34］ 王振行：《南阳市西关三座春秋楚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2年第2

期。［35］ 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团山东周墓》，《文物》1993年第12期。［36］ 余秀翠：《湖北枝江姚家港楚墓第四次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0期。［37］ 郑元日：《临澧九里双峰包商包大墓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1994年。［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期。［39］ 周群等：《安徽蚌埠市双墩三号战国墓》，《考古》2010年第9期。［40］ 驻马店地区文化局等：《河南正阳苏庄楚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

三、今人著述

1.专著 ［1］ 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先秦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2］ 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3］ 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4］ 高春明：《中国服饰名物考》，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5］ 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6］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1）》，科学出版社，1982年。［7］ 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8］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9］ 李零：《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10］ 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1年。［11］ 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12］ 练春海：《器物图像与汉代信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3］ 林素英：《古代生命礼仪中的生死观》，文津出版社，1997年。［14］ 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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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昭明、利群：《中国古代玉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40］ 赵朝洪主编：《中国古玉研究文献指南》，科学出版社，2003年。［41］ 周南泉：《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玉器分册），文物出版社，1986年。［42］ [日]林巳奈夫：《中国古玉研究》，艺术图书公司，1997年。［43］ [日]林巳奈夫：《神与兽的纹样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44］ [英]Jessica Rawson, Chinese Jade: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5.

2.论文

［1］ 陈梦家：《西周青铜断代》，《考古学报》1956年第1-4期。［2］ 陈跃均、院文清：《“镇墓兽”略考》，《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3］ 褚馨：《汉唐之间组玉佩的传承与革变》，《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6期。［4］ 崔云：《贵族灵物组玉佩》，《收藏家》2014年第2期。［5］ 邓绍辉：《湖南省博物馆藏战国楚玉器》，《江汉考古》2002年第1期。［6］ 邓淑蘋：《百年来古玉研究回顾与展望》，载宋文薰等编：《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大寿论文集》（上册），正中书局，1991年，第235-276页。［7］ 郭宝钧：《古玉新诠》，《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49年。［8］ 郭立新：《东周玉器的分期》，《中原文物》1998年第4期。［9］ 郭沫若：《释黄》，收入氏著《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31-232页。［10］ 何景成：《试论裸礼的用玉制度》，《华夏考古》2013年第2期。［11］ 何琳仪：《包山竹简选释》，《江汉考古》1993年第4期。［12］ 黄凤春：《试论包山2号楚墓饰棺连璧制度》，《考古》2001年第11期。［13］ 贾峨：《说“璜”》，收入杨伯达主编：《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347-381页。［14］ 贾连敏、姜涛：《虢国墓地出土商代小臣玉器铭文考释及相关问题》，《文物》1998年第12期。［15］ 李家浩：《包山祭祷简研究》，《简帛研究》（2001），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16］ 李零：《秦骃祷病玉版的研究》，《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25至547页。后收入氏著《中国方术续考》（附录四），东方出版社，2000年。［17］ 李思纯：《学海片鳞录·一三、周秦妇女以玉塞耳垂珠汉以后穿耳垂环》，《文史》1963年第3期。［18］ 李秀萍：《西周虢国君王七国联珠组玉佩》，《收藏家》2000年第2期。［19］ 李学勤：《〈周礼〉玉器与先秦礼玉的源流——说裸玉》，《东亚玉器》第1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第34-36页。［20］ 李学勤：《释战国玉璜笺铭》，载《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后收入氏著《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4-277页。［21］ 李跃：《由组玉佩浅谈西周的用玉风格》，《南方文物》2002年第2期。［22］ 连劭名：《甲骨文“玉”及相关问题》，载《出土文献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85年。［23］ 刘雨：《信阳楚简释文与考释》，《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35页。［24］ 曲石：《楚玉研究》，《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25］ 邵晨霞：《我国古代佩绶服饰的演变》，《东南文化》2013年第5期。［26］ 孙机：《周代的组玉佩》，《文物》1998年第4期。［27］ 孙庆伟：《〈左传〉所见用玉事例研究》，《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28］ 孙庆伟：《两周“佩玉”考》，《文物》1996年第9期。［29］ 孙庆伟：《周代祭祀及其用玉三题》，《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30］ 唐兰：《毛公鼎“朱韍、葱衡、玉环、玉瑹”新解——驳汉人“葱珩佩玉”说》，原载《光明日报》1961年5月9日，后收入温儒敏主编：《百年学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语言文献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4页。［31］ 王宇信：《殷人宝玉、用玉及对玉文化研究的几点启示》，《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32］ 魏彪：《楚国玉器特点的初步研究》，《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33］ 闻广、荆志淳：《沣西西周玉器地质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报》1993年第2期。［34］ 吴棠海：《春秋玉器概论》，收入氏著《中华文物五千年集刊·玉器篇四》，故宫博物院，1995年，第127页。［35］ 武晓颖：《浅析西周贵族阶级的“命服”制度》，《华章》2011年第4期。［36］ 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37］ 谢宏雯：《佩玉缤纷——三国至明代组玉佩源流考》，《文物春秋》2012年第1期。［38］ 杨华：《楚地水神研究》，《江汉论坛》2007年第8期。［39］ 杨建芳：《春秋玉器及其分期——中国古玉断代研究之四》，《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学报》卷18，1986年。［40］ 杨建芳：《耳饰玦的起源、演变与分布: 文化传播及地区化的一个实例》，收入氏著《中国古玉研究论文集》，台湾：众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139-144页。［41］ 杨建芳：《近三十年中国古玉之发现与研究》，载《文物考古论丛——敏求精舍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香港敏求精舍·两木出版社，1995年，第177-200页。［42］ 杨建芳：《西周玉器分期初探——中国古玉断代研究之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学报》卷17，1986年。［43］ 杨建芳：《战国玉龙佩的分期——兼论曾侯墓的年代问题》，《江汉考古》1985年第2期。［44］ 叶舒宪：《论四重证据法的证据间性——以西汉窦氏墓玉组佩神话图像解读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45］ 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46］ 于成龙：《关于战国楚简中“礼玉”、“佩玉”的几个问题》，收入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四编·下》，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710页。［47］ 于成龙：《战国新蔡葛陵楚简中的“享玉”制度》，《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4期。［48］ 张昌平：《曾侯乙墓玉器的改制》，《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1期。［49］ 张得水：《史前玉礼器的起源与发展》，《东南文化》2000年第11期。［50］ 张伟：《〈周礼〉中玉礼器考辨》，《西部考古》第5辑，三秦出版社，2011年。［51］ 周法高：《读〈战国行气玉铭考释〉》，《大陆杂志》第68卷第2期，1984年。［52］ [日]松崤权子著，陈洪译：《关于战国时期楚国的木俑与镇墓兽》，《文博》1995年第1期。

四、未刊学位论文

［1］ 蔡丽利：《楚卜筮简综合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2］ 陈晓明：《〈周礼〉祭祀用玉考》，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3］ 多丽梅：《中国古代组玉佩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4］ 贺占哲：《分水岭出土玉器制作工艺分析》，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5］ 林巧羚：《江苏徐州楚王陵出土玉器研究——探讨汉代用玉及物质观念的转变》，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6］ 饶玉哲：《楚简所见祭祀制度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7］ 石荣传：《三代至两汉玉器分期及用玉制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8］ 王明钦：《湖北江陵天星观楚简的初步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9年。［9］ 杨小博：《东周楚地玉器的分类、分期、分区与用玉制度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文章来源：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发表时间：2016-05-01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