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为祖国为民族求生存——朱德致亲友的信

最后更新：2023.09.30 01:46

为祖国为民族求生存

——朱德致亲友的信

从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间，朱德成为国民党悬赏缉捕的“要犯”。国民党当局的封锁，使朱德与亲友隔绝了书信联系。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朱德出任八路军总指挥，此后才得以与四川亲友书信往来。烽火岁月里，家书抵万金。民族的存亡，亲人的牵挂；战斗的艰辛，打了胜仗的喜悦；抛弃一切，为祖国为民族求生存的抗战决心，被一封封书信连接起来。

“我们有信心并有把握打胜日本”

1937年9月上旬，朱德率八路军总部奔赴山西抗日前线。途中，他寄出给远在四川南溪的前妻陈玉珍十年来的第一封信：

朱德给前妻陈玉珍的信

玉珍：

久别甚念。我以革命工作屡（累）及家属，本属常事。但不知你们究受到何等程度，望你接信后将十年情况告我是荷。理书、尚书、宝书等在何处？我俩（两）母亲是否在人间？你的母亲及家属如何？统望告。

近来，国以（已）亡三分之一，全国抗战已打了月余，我们的队伍已到前线，我已动身在途中。对日战争，我们有信心并有把握打胜日本。如理书等可到前线上来看我，也可以送他们读书。我从没有过一文钱，来时需带一些钱来我用。自别了你后，我的行动谅是你们知道的，不再说。此问近好。

刘钟

九月五号

刘钟是朱德的化名，刘即朱德的养母刘氏，钟即朱德的生母钟夫人。这封信的信封上，朱德亲书：“四川南溪县探交陈平南先生转陈玉珍女士启，玉缄。”又批写：“来信交山西河北八路军总指挥部转。”发信邮戳是“民国廿六年九月六日。”收信邮戳是“四川南溪九月二十五日”。从信封上“探交”二字，可以看出是朱德多年来没有与对方联系过，更不知对方下落。陈平南是陈玉珍的弟弟，在封建社会里，男人的地位和名气大于女人，由他转交是理想人选。信封上批注的来信地址，说明了朱德所率八路军总部住址没有固定的地方，这是战斗环境和需要所致。事实上，八路军总部当时在山西境内迁徙达60多处。

9月下旬，朱德寄出给前妻陈玉珍的第二封信：

朱德给前妻陈玉珍的信

玉珍：

九月十二日的信于九月廿七号在前线作战区收到，知道你十年的苦况如同一日，家中支持多赖你奋斗。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想转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我的母亲仍在南溪或回川北去了？川北的母亲现在还在否？川北家中情况如何？望调查告知。庄弟及理书、尚书、宝书、许明扬等现在还生存否？做什么事？在何处？统望调查告知，以好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战线，决不要误此光阴。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共苦已十几年，愉快非常，因此无论什么事都可办好。昨廿四五两日，我们的八路军参加又打了几个小胜仗，夺得大炮一门，弹两千多发，战车七十四辆，打死敌人千多个，俘二百多，得军用品很多，全线士气为之一壮。如各军部都同我们一样，那就不难打退敌人和消灭敌人。平南飞陕，尚未见面，是否来山西尚不知道。以后不宜花去无用之钱来看我，除了能作战报国的人外均不宜来。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家庭累事均由你处置，我从不过问。手此致复，并问亲友均好。

朱德

九月廿七日

朱德袭击平型关阵地，发生激战。这时，八路军第115师正向平型关附近开进，朱德与彭德怀立即电令林彪、聂荣臻率领的115师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24日夜，115师主力冒雨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右侧高地。25日7时许，115师主力在平型关附近对日军第5师团（即坂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发起伏击，激战至13时，战斗胜利结束。此役歼敌1000余人，毁敌汽车79辆、摩托车3辆，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品。这是中国军队在全面抗战开始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样一次震惊中外、令日寇胆战心惊的战斗，在朱德这位运筹帷幄、身经百战的指挥员面前，也只能算作“小胜仗”而已，表现出他和人民军队藐视敌人的胆略和正义之师抗战必胜的决心。

朱德与陈玉珍结婚照（图片来源：南溪广播电视台）

“为国为民族求生存，决心抛弃一切”

平型关战斗一结束，朱德便率总部一些同志到115师驻地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作出了我们与日寇的战争“在战略上，我们打的是持久战，在战术上，我们打的是速决战，而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论断。随后，朱德根据中央部署，迅速将八路军各部由集中配置改变为分散配置，实行大规模战略展开。他指示各部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机动灵活地袭击，不断消灭敌军。

1937年10月中旬，朱德指挥八路军同国民党友军配合，展开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对日军打击最沉重的一次战役——忻口战役。在这一阶段，朱德日夜辛劳，奔忙于总部和各部及友军之间。在此期间，他又收到了陈玉珍的数封来信，辛劳之中，他于1937年11月6日给陈玉珍回信：

朱德给前妻陈玉珍的信

玉珍：

由南溪来信数封均收到，悉一切情形，又家中朱礼书来信亦悉。

许明扬近到我处，见面亦谈及家中情况。十年来的家中破产、凋零、死亡、流亡、旱灾、兵灾，实不成样子。我早已看到封建社会之破产，这是当然的结果。尚书死去，云生转姓，后事已完，我再不念及。惟两老母均八十，尚在饿饭中，实不忍闻。望你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接济两母千元以内，至少四百元以上的款，以终余年，望千万办到。至于你的生活，望你独立自主的过活，切不要依赖我，我担负革命工作昼夜奔忙，十年来坚苦生活，无一文薪水，与士卒同甘苦，决非虚语。现时虽编为（革）国民革命军，仍是无薪水，一切工作照旧，也只有这样才能将革命做得成功。近来转战华北，常处在敌人后方，一月之内二十九日行军作战，即将来亦无宁日。我这种生活非你们可能处也，我决不能再顾家庭，家庭亦不能再累我革命。我虽老已五十二岁，身体尚健，为国为民族求生存，决心抛弃一切，一心杀敌。万望你们勿以护国军时代看我。

望你独立自主，决不宜来前方，亦不应依赖我。专此布复。并望独立。

朱德

十一月六号

山西昔阳县国

时局的变幻无常，不知陈玉珍何时能收到这封信，也不知两位老母何时能收到陈玉珍的接济款。不久，川北老家来人向朱老总再次诉及悲伤的家境，让人心碎。1937年11月27日，在山西洪洞战地，朱德又给老家学友、滇军时期在旅部做军需工作、居住在泸州的戴与龄写了一封求援信，以着力解决两位母亲的生活困窘。信中写道：

“唯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健康，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无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

朱德给好友戴与龄的信

从数封陈玉珍的来信和川北仪陇老家侄儿朱理书的来信，以及外侄儿许明扬已到山西八路军总部，向其谈及的情况，是他早已预料之中的。由于封建没落社会制度的腐朽和天灾人祸造成家中破产、凋零、死亡、流亡，又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连祖坟都被人挖，儿子朱琦（即信中提到的”云生”）也转姓四处流亡。然而，家中两位80多岁老母却还在饥饿之中，实不忍闻。因此，再三嘱托前妻陈玉珍变卖南溪书籍和产业，并向老友发信求助，接济川北老家的两位母亲，让她们以终余年。

面对让人鸣咽流涕的家中惨状，和革命工作的艰难困苦，朱德没有被击倒，没有退却，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坚强的革命意志支撑着他。

位于宜宾市南溪区滨江新城的朱德与陈玉珍铜像（罗平摄，图片来源：中国南溪网）

“努力建立统一战线

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

朱德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中阐述抗日游击战争诸要素时指出：“要努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战线。”“团结群众的政治中心，是抗日民族统战线”。要求大家应该把自己变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发动和团结广大的民众起来抗日，起来自卫，在这样的行动中，把广大民众教育成为抗日战士。为了民族存亡，驱逐日寇出中国的思想贯穿于各项工作，也包含在与亲友的书信之中。1937年12月26日，致故交许小鲁刘挹清的信即是其中一例：

小鲁、挹清两兄：

十一月九日来信敬悉。吾辈幼年管闻亡国之病，彼此奔驰已数十年矣，至今吾要即身尝之，此等滋味实不堪忍受。弟本此怕亡国之关（观）念始终即与日寇作有顺序长期之抵抗，以期吾民族吾国家不亡耳。时至今日国之将亡，虽斗争数十年，罪过言之不及，何敢言功。但处此国家危亡之际，吾国人应尽匹夫有责之古训。大家努力建立统一战线，以期达到全民抗战之实质，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两兄在川，祈努力统一战线工作是荷。

此敬礼。

朱德

十二月廿六号复

许小鲁、刘挹清均系仪陇人，是朱德青少年时期的同学，许曾任国民党部队的旅长，刘挹清曾在川康绥靖公署做事。朱德这封信，就是从山西洪洞县八路军总部寄到四川成都的川康绥靖公署的。朱德与戴与龄、许小鲁、刘挹清等同学就学于席聘三先生私塾时，经常听席聘三先生讲述太平天国革命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八国联军瓜分中国的悲痛历史，萌发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在顺庆府中学堂学习时，学堂监督张澜、教师刘寿川等都是曾留日归来的维新派人物，他们常给学生灌输救国救民思想，让他们阅读邹容的《革命军》、严复译的《天演论》等进步书刊，培养其救国救民的思想。后来，他们便各自投入推翻封建帝制的洪流中去……

朱德为祖国为民族求生存，抛弃了自己的一切。家乡人民在他的誓言召唤下，在他的行为带动下，在他的精神激励下，采取各种方式，投身到救国救民的抗日统一战线中来。

在朱德的号召和前线胜利消息的激励下，家乡青壮年踊跃应征入伍，随川军北上抗日。据仪陇县志记载：“在抗日战争中，全县有13353名青壮年参军，其中数千人为国捐躯。”不少仪陇籍战士在山西抗日前线，听过朱德总司令给川军所作的报告，观看了以丁玲为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为川军演出的抗日文艺节目。这些报告和演出，鼓舞将士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狠狠打击日寇。入伍后，不少战士被提升为排、连、营、团职军官，尤其是八路军中的许多仪陇籍官兵都是抗击日寇、完成各项任务的楷模。如仪陇籍战士陈学陶，1939年从炮兵技校毕业后，历任炮兵团排长、连长、营教导员等职，在太行山区参加过数十次战斗，在“百团大战”中立功，被晋升为山炮大队大队长；仪陇籍战士黎德祥，模范完成各项任务，后任八路军山西、河南先遣队司令部电话班副班长、班长、排长、通讯参谋、第五军司令部架设干事、第八军电讯局局长，每次战斗中，他都及时、正确无误地完成了通讯任务，还在“百团大战”等著名战斗中立功受奖。

1938年春，朱德给马鞍场旧友宁相齐写信，希望家乡能组织一支担架队，奔赴前线，支援抗日。消息传开后，不到半月，马鞍场和附近的青壮年就有2000多人报名，最后组织者选了1000人组成担架队。如此庞大的队伍要上前线，经费是一个大问题。于是，便派人到成都，请求仪陇同乡会予以募捐。这消息被《中央日报》公布后，遭到国民党政府制止，担架队未能如愿成行。朱德知道仪陇招民夫失败，又去信正在泸州的戴与龄：“与龄老弟，抗战一开始，前方很需要人，希望你在后方招募三千民夫来参加抗日战争。”戴与龄接信后，积极动员组织青壮年，并多方筹集路费。但不久又收到朱德的信说：“我们在前线已把群众发动起来，当地人民踊跃参军支前，你就不要再招民夫了。”此事至今还在家乡人民中流传。

抗战期间，朱德从前线寄发给四川亲友的这些信函，从字里行间体现了朱德受命于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把党和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个人一切的崇高品德和精神境界，寄托了对亲人的思念、嘱托、希望与要求，更充满了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炽热的爱；充分表现了朱德总司令努力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抛弃一切，驱逐日寇，为国为民族求生存，矢志不移的坚强信念。同时，这些信还真实地展示了八路军将士与敌人浴血奋战、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英勇悲壮的历史画面。读来让人感叹不已，激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