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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夏商周时代（13）——周公摄政

最后更新：2023.09.30 05:05

3.周公摄政

公元前1116年，武王儿子姬诵（其母则是姜子牙的女儿邑姜）即位，就是周成王。

那时，新朝初立，人心不稳，天下未宁，内有商朝余党，外有四方蛮夷，姬发在弥留之际，无奈托孤给一直信任并重用的弟弟周公旦，希望他能辅佐年幼的太子（仅12岁），代行天子之权，匡扶社稷。

这就有了我们熟知的周公摄政。

而周公到底何许人也？

此公是文王的第四子，武王的同母胞弟，也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后人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一生功绩显著。

《尚书大传》有一句经典评价：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说的主角就是周公。

这句话，就是对周公“摄政七年”期间主要事迹的串烧。

事实上，周公先后辅佐过文王、武王和成王，属于真正的三朝元老。他的功绩除了军事上的二次克殷，统一东方，建立以成周为中心的军事中心，更重要的是政治上完善了宗法制、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和井田制，包括周王朝的一切礼教和政治制度，据说都是他一手制定，集周礼之大成。

（1）三监之乱。

辅政的前三年，主要讲的是在成王继位初期，为尽快稳定西周动荡的局势，周公找到另一位皇叔召公商量，决定把周王朝统治区分为东西两大行政区，进行分陕【今三门峡一带】而治，周公管理陕之东，召公管理陕之西（陕西之名的渊源），并凿了一根3.5米高的大石柱栽于界线处。

这样周公便可以集中主要精力防备殷商遗民反叛，稳定东部新拓展的领地；而召公的责任则是进一步开发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经济后方，为后续开疆拓土解除后顾之忧。

让周公没有料到的是，他尽心尽力、挺身而出“独揽大权”的做法，本身又成为别人掀起“动荡”的一个理由。

看到“周公把十二岁的成王挤到一旁，自己独揽大权”，这自然引起了其他贵族的猜忌。特别是武王的另外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等心中十分不服，看不惯周公摄政当国，尤其重量级人物管叔鲜对弟弟周公旦“着急摄政”的行为更是疑虑、警惕甚至怨恨。这其中固然有疑心弟弟篡权的原因，更多透着的一股子浓浓的不服和嫉妒的味道，二哥武王去世，自己算是兄弟中的老大了，就算侄子小，需要摄政，也该是我老三，怎么轮到他老四？不就因为我和五弟蔡叔度为了大周江山，自请苦差镇守东方，而四弟身在朝中、近水楼台先得月，才自己把自己捧成摄政王吗？

男人嫉妒的力量是无穷的，一点不逊于女人。这管叔是越想是越气，于是便联合老五和老八一起散播流言，说周公有谋反野心，可能要谋害小成王，篡夺王位。

谣言很快传到镐京，一时谣言四起。

连召公奭听了，也怀疑起来。其他的那些宗室和朝中重臣，或出于公心，或出于私欲，不免跟着附和起来。而侄子成王年少，更是分不清事实真伪，所以也开始对周公横眉冷指、小心提防。

周公旦一时成了千夫所指，他不由傻了眼。

如果再执意这样“摄政”，一则无法服众，二则恐怕外人没造反，自己人倒先闹翻了。周公内心难免慌了，担心“保国”不成变为“祸国”了。这就是白居易诗中所说的“周公恐惧流言日”。

怎么办？周公虽说自认问心无愧，但经过一番痛思后，也只得先选择黯然离京，避居东方，以求周人自身团结。

别说，周公放弃权力后，天下对他的流言蜚语一下子少了许多。与此同时，离开朝堂的周公并没有放下那份担当和政治抱负。他内心非常明白，必须尽快安定内部，取得成王和重臣的理解，早日返回镐京才能共度危局。

于是，周公先找到朝中最重要的大臣姜太公（太师）和召公奭（太保）披肝沥胆地诉说自己苦衷，并推心置腹地致信两位“三公”表明心迹：“我之所以不顾个人得失，承担摄政的重任，是因为成王年少、怕天下不稳。如果江山变乱，生灵涂炭，我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和兄长武王的重托呢？”

这时，周公内心坦荡，显然没把自己当做外人，他觉得自己作为王叔至亲，有这个资格看管姬家的江山；而作为武王最看重的弟弟，自认宗室之中唯有自己有这个能力来主持朝政。

姜太公和召公慢慢理解并相信了周公的忠心。

周公做通了两位重臣的思想工作后，又煞费苦心地献诗一首——《鸱鸮[chi xiao]》，向最关键的当事人成王表明心志。他借用一只老鸟的口吻托物言志，表明自己对当下政局忧心，以及不惜粉身碎骨，也要为安定周邦而竭尽全力的决心。一开始，小成王读了之后不置可否。经过太师、太保多次调解，仍没有什么作用，叔侄俩关系陷入僵局。

到了第二年秋天，镐京城外谷穗金黄，一片丰收景象。哪知就在收获的前几天，突然狂风暴雨，地里庄稼全被吹倒，地上大树连根拔起，周人不由得大为恐慌。

古人迷信，一般认为天灾就是惩罚，身为国君的成王更担心是因为自己的失政失德引起的。于是跟朝臣们一起来国家档案馆查看旧档，看朝廷是否办了什么冤假错案（事），才惹得老天爷如此发怒。

这翻箱倒柜一查不要紧，却很巧妙地把武王病重期间，周公以自己代死祈祷的祝词从一个石头匣子里翻了出来。旁边的召公、太公又巧妙地引导成王问史官和档案保管员是否真有此事。当成王得到极其肯定的回答，并且听说，周公旦还曾一再命令，不得把此事宣扬出去。

这时的成王，终被感动，误会消除，后面自然地去请周公返朝，重新执掌大权。

叔侄相见后，说也奇怪，不单天上雨停了，风向更是反转，把以前的庄稼又吹了起来，周人这一年仍然获得了大丰收。

后来，很快关于周公的流言被平息了。

【决定支持或反对的选择理由，关键是看双方利益（立场）是否一致】

但“三监”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本该监视敌人的封国反而趁机跟残余敌人结盟，勾结商朝余孽武庚（殷国的国主）。前商太子武庚想恢复殷商的王位，当然非常高兴周王朝发生内战，他甚至希望越乱越好，双方一拍即合。“三监”把武器发给武庚，又煽动东南奄夷部落（河淮平原）、淮夷部落（江淮平原）等一些小国，一起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史称“三监之乱”。

三监掌握着周军精锐，再加上武庚手中的殷商军队，以及东夷势力，声势浩大，以致周王朝的东方疆土几乎全部陷落，人心恐慌，中央政府动摇。

以成王、周公为首一派显然不能接受这个局面，于是主战派周公力排众议，并以成王口吻写了一篇文告——《大诰》，述天意、讲责任，并透露殷人的内部有一支“第五纵队”（十大贵族、氏族）愿意辅助周人，最终说服了主和派，完成了东征的思想动员，奉成王之命毅然举兵亲征。

三年苦战，终算老天保佑，成功平定乱事。

结果主犯管叔鲜、子武庚被斩杀，从犯蔡叔度被流放到蛮荒地区，从犯的从犯霍叔处被废为平民——柏杨先生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仅次于砍头的量刑处罚，即从贵族阶层开除，剥夺一切特权，直接从“天上”贬落“凡尘”。

“三监”管、蔡、霍和武庚被灭后，这次“瓶颈危机”基本解除。

周公旦又乘胜加强了在东方的统治力量。他继续向东方进军，矛头指向反周联盟阵线剩下的东夷奄国、蒲姑国、徐国、丰国和熊姓、盈（嬴）姓等一众小国。

周王朝大军采取先弱后强、先清扫外围再攻取坚城的策略，以疾风骤雨般的阵势席卷了大河下游，又以熊熊烈火的速度蔓延至淮河流域，战况漫长、残酷而惨烈。据说，无日不征战，战斧都被砍出缺口，所带兵器几乎都打成了“残疾”。

为鼓舞军心，目睹最后的胜利，少年天子（成王）御驾亲临，这让前线周军士气大振，当然战果也相当丰盛。

除了丰伯等五十多个诸侯国家被剪灭，东征大军还顺利拿下了东方最大的反周堡垒——奄国（今山东曲阜），并顺便平定淮夷及东部的其他地区，搅动了蠢蠢欲动的原有部落格局。东夷的一部分被赶离淮河流域，上古八大姓氏之一的赢姓（伯益的后裔）被强制西迁【秦人祖先】，楚国逃到丹水流域，飞廉被追至海边杀掉。

周公东征胜利的意义，十分重大深远。当年武王伐商只能算是一场闪电“掏心”之战，实际征战时间不足一月，仅是斩杀了帝辛，扫荡了商朝京畿内一些地方，迫使天下诸侯表明诚服，并没有完全肃清商人的势力。

而这次东征持续三年，战场范围数千里之广，真正摧毁了商的根基，彻底消除了商人复辟的可能，并把势力延伸至东部沿海，完成了帝辛想做但没有真正做到的事情。

不过，狂欢盛宴之后，一旦热情冷却下来，周朝君臣却怎么也轻松不起来。因为又一个紧迫而现实问题摆在眼前：如何巩固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牢牢统治广大的东方地区？以成王为核心的统治集团，还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只能边干边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