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后的青春》，陆昕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陆昕先生在此书的题赠语中写道：“此书以家庭为经，时代为纬，描绘体验我所经历之生活，时代变幻个人悲欢皆在其中，虽沧海一粟，亦颇有可观之处。”这段话概括了本书之宗旨。他在自序中又解释了书名的含义，乃是指本书讲述的是生于50年代之人的故事，具体到个人，则是陆昕先生个人经历。

陆昕谈到，他的家庭生活在过去来说比较优越，因为他家有独居的小院落，经济条件宽裕，然而家里管教严格，使得他很少出门，除了上学之外，就是在家里看书，直到他小学毕业，都以为街坊四邻所有的人生活是一样的。然而：

“文化大革命”一来，天翻地覆，这才第一次睁开了眼，看到了外边的世界。随后的罢课造反，复课闹革命，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返城找工作，高考念书大学，改革开放，走出国门，下海经商，一个又一个惊涛骇浪中，小小少年即将进入耄耋老年。无眠之夜，往日来袭，沉浸并感谢所经历的一切，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它让我领教了人间不光有真善美，更有假恶丑以及它所滋生的种种分泌物。同时，这些经历也告诉我，要用大悲、大爱去看人间，去生活。

正因如此，陆昕觉得他这本书不单纯是讲故事说民俗，更多的是通过个人的生活体验来折射一个时代。阅读此书，让我感受到的是陆先生流畅的文笔，以及他那独特口吻的娓娓道来。让我耳目一新之处，乃是本书内除了配有一些老照片之外，还有陆先生拍摄的风景作品，他的摄影技巧高妙，令我叹羡不已，而我与他相识这么多年，却从不知道他有这个技能。看来一个人的素养所在，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得漂亮。本书后还附有他所作的16首律诗，陆昕先生作诗似乎是近两年的事情，我看到他时常在网上贴出新作。

陆昕的这部书，的确是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第一篇谈的是他的祖父陆宗达先生，虽然陆昕曾在多篇文章中讲述到与祖父有关的往事，然而此次我却第一次看到他的祖籍原来是浙江慈溪，从六七代前定居于北京，某次祖父在闲谈中告诉他，他家祖上并不姓陆，不知什么原因过继给了姓陆的人家，后来陆家人来北方做生意，他们也随之在北京落脚，故而陆家前几代也是从事于经商。

对于陆家经商的细节，陆昕在文中简述到：“我的高祖经营药房和帽铺，家境比较殷实。曾祖曾入中国最早的邮政局做事，除了继承上辈的药房外，又购置了些房产。”但在那个时代，商人有钱而无地位，所以家中培养祖父念书，希望他能光耀门庭，而祖父从小聪明过人，年幼时就考上了名校，尤其喜欢数学。但陆昕却称，祖父的这个天份没有遗传给他，因为他从小严重偏科，喜文厌理，故祖父常给他补课，但不知什么原因，陆昕就是学不进去，为此祖父竟然亲自动手，帮他写数学作业，可见祖父对他是何等之疼爱。

对于祖父的爱好，陆昕在文中简述说：“祖父是个性情浪漫、喜欢生活的人。他通晓昆曲，会吹笛子，并曾粉墨登场，又爱访名胜古迹，游山玩水。”看来，颖明先生除了学问做得好，其他爱好也同样很棒，更难得的是他特别喜欢交朋友，其所交之友五花八门，而每个人都是他那个行业中的翘楚。然而老先生不讲究穿，却单讲究吃：

祖父终其一生，对穿、用、住皆不大讲究，连睡了三十多年的一张双人铁床还是从委托行买来的、长不够长宽不够宽的处理品。但对于吃，则绝对奉行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原则，精益求精，他说自己从季刚先生那里学了两个本领，一个是学问，一个是吃。

宗达老先生讲究吃的爱好竟然是从其师黄侃那里继承来的：

祖父说季刚先生一顿饭要吃四五个钟头，大小馆子，处处吃遍，一边喝酒吃菜，一边传道授业，常至夜阑方散。

这样的导师真让人艳羡，在杯觥交错间，就能培养出一流的大学者，当黄侃的学生岂止是“幸福”二字可以比拟。近两天网上流传一则消息，说是某位导师长期压榨学生，致使一位研究生忍无可忍，竟然在实验室自杀了，此事不知真伪，但跟贴人的义愤填膺，可以看到人们对此的关注度。这件事反过来更加衬托出，季刚先生那一代学人对弟子的爱护。

陆昕在文中详细讲述了祖父之吃，因为祖父告诉他，美食不一定花钱多，重要的是要吃出那个味儿。但是祖父的讲究让身边人难以忍受：“如果是煮饺子，他的饺子必须用小锅五个五个一下，后来在家人几次抗议下，通融为可以十个十个一下，但不准一次下二十多个。”

既然孔老夫子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那么吃饭讲究乃是儒家传统。然而在这方面，陆昕依然没有遗传祖父的特长，他将此解释为北方人的胃。

北方是什么品味呢？陆昕借他人之口，说了这样一段话：“什么东西都乱七八糟地放一块儿，还弄得黏黏糊糊，还爱吃酱油，不管做什么菜，最后除了弄出一股子酱油汤子味儿，什么香味也没有。”看来南北方人的差异除了身高还有口味。陆昕说他最爱吃勾芡的东西，他认为吃着香，同时最喜好在炒菜里放酱油，他不喜欢清蒸虾，“大虾一定要红烧，见南方人煮完用盐蘸着吃，最初真以为他们是蛮族。原来他们也以为北方人是蛮族。”

这真可谓看不上是彼此的。但在那特殊的年代，有些事情在吾国而言可谓同此凉热，比如上厕所：

我家自己有厕所，但我还是要去公共厕所。因为它有一个传播功能、媒体作用，相当于今天的麻将馆、棋牌室、聊天屋、咖啡店、小酒吧，各种正负能量的信息接连不断，真假难分。上至军国大事，谁上谁下，下到里巷琐闻，吵嘴干架，想听什么有什么。

三十年前，我到上海买书时，上海街边的公厕也是这个模样，甚至有些方面比北方“更开放”，因为我在一些弄堂内看到男性小便池裸露在街边，男人们站一排冲着墙撒尿，身后的路人男男女女走来走去，完全熟视无睹。面对这种场景，我无论如何尿不出来，这岂止是友邦惊诧的问题。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但人们在回忆青春时，留下的都是片段式的细节，美好与不美好，其实身处在那个时代之中时并没有切实的感受，而今蓦然回首时，都是清醒之后的总结。陆昕先生真实的青春是怎样的呢？待我们见面时，再听他娓娓道来吧。

《俞樾书信集》，汪少华整理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责编张钰翰先生所赠。从该书《前言》中了解到，本书乃是汇集了能够查到的俞樾所写各种手札，其中有《春在堂全书》中的《春在堂尺牍》六卷、《宾萌外集》卷二以及其他的相应出版物，还有一些拍卖公司图录中所显示的俞樾手札。汪少华先生将这些手札全部进行点校，而后以姓氏拼音为序进行排列，这样的排列方式，最便于使用。

该书分为上、下两册书，合计近两千页之多，可见整理者所下工夫之大。我比较关注藏书家手札，本书中这类手札不在少数，有些手札能让我了解到以前未曾留意的故事。比如其中的丁日昌手札四通，俞樾在第二通手札中首先称：

昨在吴平斋观察处见陈稽亭先生《明纪》一书，共六十卷，起自洪武，讫于福王、唐王、桂王，仿温公《通鉴》之例，首尾完全，详略有法，颇擅史才。尊议欲刻《明史》，补毕氏《通鉴》所未及，使学者不必读二十四史而数千年事犂然大备。此意甚盛，但《明史》与《通鉴》体非一律。若刻陈氏此书，则与《通鉴》体例相同，合成全璧，洵可于二十四史外别张一帜。且向来并无刻本，为海内外所未见之书。若及此时付之梨枣，会见不胫而走，传播艺林，未始非吾局之光也。

俞樾说他在吴云那里看到了关于南明史的一部手稿《明纪》，此稿有六十卷之多，其夸赞该稿之佳，并说《明纪》的撰写体例乃是按照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正因如此，他想将该书予以刊刻。而后俞樾在信中又描绘了该稿的情形。

俞樾在手札中谈到“吾局”应该是指江苏书局，因为该书局在同治十年刊刻了陈鹤所撰《明纪》六十卷。然按照惯常的说法，陈鹤该书乃是仿李焘的《资治通鉴长编》，亦有人称该书是仿荀悦的《汉纪》，但无论访谁，该书的价值自不待言。此亦可见俞樾在主持书局时，于底本选择上独具慧眼。

俞樾为了书局之事很是上心，他在给丁日昌的第三通手札中仍然谈论的是出版问题：

王兰泉先生《金石萃编》版见在上海道署，去年杜小舫观察曾印一部见赠，止缺一百七十八叶页。此书虽不免有错误处，要是国朝言金石者一大宗，若不及今收拾，必至零落无存。阁下何不移置书局中，觅初印善本，将所缺叶翻刻补全，计其费不及二百千，而局中又得成一巨观矣，亦苏局之光也，阁下其有意乎？

由此札可知，俞樾对王昶的《金石萃编》十分看重，此札还透露一个信息，那就是《金石萃编》的版片存在上海道署，俞樾想将此拿到江苏书局再刷版，但他发现版片有缺，同时他希望丁日昌能够帮助将版片由上海道署转到江苏书局中。在我以往读到的资料中，少有人提及《金石萃编》版片再刷之事。对于借版片之事，俞樾在给魏锡曾的信中也有提及：

《金石萃编补正》写定几卷？书名及体例想已有定见矣。王氏原版见在沪上，仆言之吴中当事，拟补刻完全，移置书局，未知果否。

本书中收录了俞樾写给晚清四大藏书家陆心源的手札五通。俞樾在第一通手札中谈到了他在杭州没有买到合适的房子，于是转租潘世恩的故宅居住，同时又谈到：

筱泉中丞纠合宁、苏、鄂三书局刻廿四史，属弟与江南诸公商量，顷已定议，浙局分刻新、旧《唐书》及《宋史》，数年之后全史造成，亦一大观也。

俞樾谈到李瀚章主持了金陵、江苏、湖北三家官书局共同合刻《二十四史》之事，而浙江官书局也参与其中，对于浙江书局分任校刊之事，俞樾向陆心源提出，想借十万卷楼所藏的《旧唐书》《新唐书》及《宋史》：“局中诸友以刻史必得书籍校雠，开单请借。想尊处藏书极多，兹将书目钞览，如能借付数种，精校唐、宋三史，嘉惠士林，阁下之赐也。”

而俞樾为公事操心时，也会带上一些私事，他在这通手札中称：

拙著《诸子平议》在吴市开雕，已成十七卷，尚有十八卷未刻。然每卷刻资止须洋蚨八枚，若得洋泉一百五十，即可尽刻之，未知阁下能助我一臂之力否？

俞樾完成了《诸子平议》一书，从该信得知，此书刊刻于苏州，当时书已刊刻完一半，但因为刻资不够，希望得到陆心源的资助。俞樾在第二通手札中又写道：“拙著《诸子平议》年内总可毕工，允助剞劂，何感如之！”可见陆心源接曲园手书后，慷慨地予以了资助，对于要求对方资助出版费用的事情，俞樾在给藏书家唐翰题信中也有提及：

曾作《奏定文庙祀典记》一篇，久思一刻，因无刻手，且亦无刻赀。前见尊处刻《夏承碑》，刻手极佳。阁下风雅好事，为冠盖中不可多得之人，当亦不吝刻赀，（计共五百九十五字，）倘蒙饬付手民，刻一木本，俾得拓印，分赠知好。

可见当年的俞樾为了出版之事，也求过不少人，其中原因，想来也因为他所写之书数量太大了，曾国藩就曾说过：“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本书中还有许多有意思的细节，有兴趣的人大可一读。

《二十四：节气书画》，沈胜衣、冷冰川著

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次东莞之行，最快乐的事情之一乃是见到了沈胜衣先生本尊。此前的几年，我常听书圈朋友谈到他，而我与他发生间接的关系，乃是两年多前文白兄和易福平带我前往东莞地区探访历史遗迹，当时正赶上沈胜衣到外地开会，于是他请当地文史专家李炳球先生接待我等，在李先生的安排下，我们顺利找到多处遗迹。去年12月初，我前往莞城讲座，事先向沈胜衣报告了自己的行踪，到了那天他特意安排好工作赶来见面，而他一身的英武之气，于“胜衣”二字实在难以叠合。

转天上午，沈胜衣陪同我再次前往杨宝霖先生家，他给杨老先生带去了特制的茶叶，而我们相聚之时，他赠送给我这部书。在赠书时，沈胜衣郑重地说，今日是大雪，故赠此书最合时令。可见他赠送一本书，都会考量时间，不知道当时他心里是不是还默诵着古人的节气歌。

就内容而论，本书乃是沈胜衣的得书与读书录，里面的插图全部出自冷冰川先生，两者的巧妙结合，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尤其冷冰川墨刻的那些裸女，岂止是“养眼”二字可涵盖。我好奇于他二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袂，读冷冰川的序言令我明白其中之机缘：

我按季节最朴素的概念创作，从来没有复杂过。从来，是说“自然”（经验、理性、人性的天然）。“自然”是我最好的状态，最简单、最近人情。只是我还不能随心到达“天然”的高度，我达不到那种高度。

此序是典型的冷氏风格，艺术家的絮絮呓语，他首先认定季节属于自然，而最高境界乃是天然，冷冰川谦称他还达不到天然的高度，为此他用括号录出长长的文字，作相应的解释：

（自然创作中性格就是想法，想法就是热情；热情逼真的时候，用上了土地、火焰的词汇；但大多时候，我却用了天然中徒劳的肉身。真实的事情很可能远离真情，这是人心的劳烦，我到达的地方不是我想自然站立的地方。）

关于天然的价值，冷冰川的解释是：“天然的展现是一种无情的尺度。它有时就像是在赶自然死亡的时间。我无欺的时候都是用这种逼真，手握救命稻草。执着又多情地时候死亡有时赶上了生命。”

那么二十四节气想来应当属于自然，可是一年四季的节气变化纯粹是人为的命名，这就如同时间，就宇宙尺度而言，不存在时间这个概念，人类为了自身的方便，发明了时间、节气等概念，那么，这究竟属于自然还是天然呢？至少我想不明白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界限。

既然沈胜衣是在大雪这天赠给我这样一部书，于是我特意翻到了他所写三年前大雪的这一天。其首先提及以书会友，是文人传统，他经常会收到不相识的作者赐赠大著，而在2006年的大雪那天，就收到了杨栋寄来的《紫陌集》。原来胜衣兄跟山西杨栋也有联系。大约半年前，杨栋意外去世，如今字里相逢，不禁心下黯然。

为什么沈胜衣在这天会单写杨栋赠书呢？原来有这样的缘由在：“这是多年来大雪节气的唯一得书，暗合这时节天寒地冻万籁无声的空旷枯寂。”

这段话似乎提示我，要在某个节气的当天寄一本书给沈胜衣，看来他很在意这种心理暗示。但快递公司怎么能恰好不早一天，也不晚一天的在某个节气的当日送到呢？这种操作显然有难度，而这也让我突然理解了冷冰川所纠结的自然与天然。

沈胜衣的这本专著并不止是记录某一年的二十四节气，书中还附录他另外几年在不同时节的读书录，比如2002年小雪那天，所配冷冰川的墨刻画乃是一位裸女在那里弹钢琴，琴凳下有一只猫，盯着鸟巢里的两个蛋，这有些怎样深刻的寓意呢？但是这幅画中的植物表明，该女乃是在户外弹琴，艺术家的奇特构思真是不可捉摸。

我还是关注沈胜衣在大雪这一天所写的内容，想来这就是一种心理暗示。他在丙戌大雪的当天，读古今中外诗文资料若干，其中读到普里什文《一年四季》中的“十二月”，看来他也有这样的刻意。沈胜衣发现十二月的内容在一年四季中占的份量最多，他同样注意到：

在二十七页的篇幅中，普里什文集中思考了大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位“自然之子”，却不是弃绝人间、自然至上的极端主义者，他秉持传统看法：人类是自然界的主人。人类固然要保护自然，但目的是为了保护和发掘这个宝藏，为了捍卫自己的故乡（因为人需要故乡）。

看来沈胜衣也在探究何为自然和天然，而恰好这年的大雪他竟然也读到了杨宝霖的文章：

读书喜牵连漫游，乃又检杨宝霖《自力斋文史农史论文选集》的名篇《广东历代降雪考》。其征引大量史籍、方志和前人诗文，考证南粤自东汉至民国一百一十七次降雪的情况。但到底，这个大雪节气，是天下有雪岭南无雪了，只要像普里什文那样，把雪留在内心深处去感受吧。

这是不是太巧了，因为正是这一天，他带我再次去杨宝霖家。我原本想上杨府的楼上去拍照，但杨先生的老伴不喜人登楼，以至于让沈胜衣感慨机缘未到。谈到机缘二字，这就应当有如节气，既是自然，也非自然。既然如此，一切随缘，那也就是所说的一任天然吧。

《广东省第一批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该书一套三册，16开精装，乃是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秘书长林锐先生所赠。本书有编委会所撰前言，首先讲述了广东一地藏书历史之久远：“汉晋的董正、王范，南朝的邓鲁，唐宋的莫宣卿、李昴英，明代及清初的丘濬、黄佐、陈琏、屈大均等，均为广东历史上著名的藏书家。”

广东的藏书史竟然可以追溯到汉晋时代，如此久远，的确令人景仰。但流传于后世的藏本主要是清中后期藏书家之旧藏，该文列举出多位藏书之家：

清嘉、道以来，广东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私人藏书进一步兴盛，吴荣光的筠清馆、曾钊的面城楼、黄培芳的岭海楼、谭宗浚的希古堂、孔广陶的岳雪楼，乃至民国莫伯骥的五十万卷楼、徐信符的南州书楼等，宋元旧椠，海内孤本，乡邦文献，盛极一时。

读到这段话颇感荣幸，因为这里列举出的广东藏书名家，寒斋均有其旧藏，这也说明广东藏书家旧藏之本流传之广。此文中也提到了当地的书院藏书，同时列举出现在广东全省公藏古籍之总量：

1912年，广东图书馆成立，其一万多册古籍成为广东公共图书馆古籍藏书的基础。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进步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古籍保护条件不断完善，目前广东全省公藏古籍数量已达140多万册。

2007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此后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进入了新阶段，2008年3月，广东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同年6月，广东建立了全省古籍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2009年11月，广东省文化厅下发相应通知，来评选广东省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广东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其评选结果为：

佛山市图书馆等13个单位申报广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26个单位及1位私人收藏者的1403部古籍申报《广东省珍贵古籍名录》。经过省内外专家近半年时间对申报材料的反复讨论，最后评审出21个单位及1位个人收藏的1098部古籍为《第一批广东省珍贵古籍名录》。

而本书收录的则是该次评审结果之书影，其编排方式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另加丛部，将每一种书注明书名、著者、版本、行款、书口、版框尺寸和收藏者，基本上是每一书仅收卷首页，个别版本收录两页。

翻阅本图录，可窥得编纂者之谨严。比如《周易程朱传义》二十四卷，该图录收录两部书，这两部均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所藏，两部书的行格、版框尺寸及版刻风貌几乎完全相同，然一部著录为明刻本，另一部著录为明嘉靖四十三年黄希宪、徐节刻《五经集注》本。这样的著录引了起我的好奇，本以为是不同单位申报的不同之书，但既然是同一单位的两部书，定然有区别在，细对两页书影，终于看到版心的刻工不同，这由此而表明了评审者在查看书影时的认真。但何以确定原刻还是翻刻，看来得暇我要向李锐先生请教之。

在经部小学内，我看到了王筠的稿本《说文韵谱校》，关注该书的原因，乃是寒斋亦藏有这部稿本。而在评选的过程中，我印象中山东省图书馆也藏有同样的一部稿本。王筠乃“说文四大家”之一，其治学态度十分谨严，为什么会有同一部书多个稿本存世呢？而我见到过的三部从字迹上看，并非草稿本和誊清稿本的区别，从字体上看，也均是出自王筠一手，非假诸书胥，这种情况在其他书中颇为少见。今后若有机会能够将这三部稿本拿到一起细细核对，说不定研究者会有新的发现。

本图录中还收有朱次琦日记，这同样是难得的第一手材料。朱次琦乃康有为之师，然其名气远不如弟子，这真应了韩愈的那句话，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既然他的日记存世，想来其中会谈到弟子康有为，真希望这部日记能够点校出版，以便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广东省第二批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同样是李锐先生所赠，该书上下两册，16开精装，关于收录的数量，前言中写道：

第二批《广东省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评审工作始于2012年，由广东省文化厅和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组织全省古籍收藏单位和私人收藏者参与申报，经专家反复讨论审核，766部古籍入选第二批《广东省珍贵古籍名录》，于2016年5月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正式公布。

看来第二期评选乃是第一期的补充，然而本次所收之书质量并不在第一期之下。比如此图录中收录了康有为稿本《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十一卷，就重要性而言，该部书不输于第一期评选中的任何一部稿本。康有为乃今文经学家，此稿本乃是他今文经学的重要著述，重要性自不待言。

翻阅本图录，也能关注到一些著名藏书家的藏本递传。比如江声的代表作《尚书集注音疏》，图录上注明该书内有赵烈文的题跋，可惜图录没有给出题跋页，但卷首钤盖有赵烈文的大印“天放楼”。天放楼旧藏大多都出自苏州古籍书店，而本图录上注明该书藏于暨南大学图书馆，是什么因缘让这部书到了千里之外的广东，其中必有故事在。该图录中还收录了赵烈文的稿本《畿辅金石略》，此稿现藏于广东省社科院，如此说来，在广东地区藏有不少赵烈文故物。看来系统地探求一下藏书家旧藏流布过程，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莞城图书馆藏古籍题记》，陈恒宽撰，莞城图书馆编

蒙莞城图书馆馆长王柏全先生之邀，我在当地文化大讲堂举办了一场讲座，而后再次参观了莞城图书馆，并得到王馆长赠送的这两册题记。该书两函两册，线装，虽然所用为机制纸，但内中文字均为手书印刷，王馆长介绍说，这是当地的一位爱书人一笔一划书写而成。

莞城图书馆所藏的典籍，两年前我到该馆大致浏览一过。关于该馆所藏古籍概貌，王馆长在本书的序言中有如下概述：

莞城图书馆的古籍及民国文献从无到有，从有到丰，积累十年，数量已达912种，6712册。原东莞博物图书馆的旧藏、自行采购、民间征集、社会捐赠等不同管道汇聚而来的珍贵古籍，如涓涓细流共同形成了今日之文献渊薮。

关于这些题记的撰写者陈恒宽，王馆长在序言中有如下介绍：

陈老先生是原广州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原广州购书中心观古堂古籍顾问，曾任职古籍书店经理，数十年过目整理大量古籍文献，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且与莞图有着近十载的情谊，一直关心和支持着莞图的发展，给予了我们许多无私的帮助，殊为难得！

从本序中我还了解到，该书的抄写也是出自陈恒宽之手。王馆长说，此书的出版乃是为了纪念莞城图书馆开馆十周年，而序言的落款是2018年。如此说来，在业界颇具名气的莞城图书馆仅有十余年的历史，由此更让我敬佩王馆长的能力，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将莞城图书馆运作得风生水起。

该提要的撰写方式，大体上是按照经史子集排序，体例颇合古制，并且在某些方面所载更详，比如本书著录的第一部古籍乃是《仪礼注疏》十七卷，版本为乾隆四年校刊同治十年重刊本，陈恒宽在题记中谈到了该书乃是用连史纸刷印，而当今各个公馆所著善本提要，少有注明纸张者。该篇题记中还著录了钤印，同时写明“原封面盖圆胶印”，这样既注明了钤章的位置，同时还列明了所钤之章的材质，也是其他题记中未曾得见者。而对于该书的版本源流，此题记中有如下描写：

《仪礼注疏》为十三经注疏之一，十三经源自孔子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自汉至宋陆续形成。十三经注疏自宋代起陆续编刻刊行，而将经文与注释合刻汇编者最早为明嘉靖李元阳本，继而为万历国子监本、崇祯汲古阁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嘉庆阮元附校勘记本，最后为同治钟谦钧重刊乾隆武英殿本，本馆所藏即是本。

由此可以看出，陈恒宽对于版本源流之稔熟，而他同时还在提要中点明了该书内容上的重要性：

《仪礼》原名《礼》，汉人称之为《士礼》、《礼经》，昔人因其叙述的是礼的仪式礼节　，故称之为《仪礼》，乃先秦诸子据旧存资料汇编而成，主要记述周代的仪礼制度，现存十七篇，如《士冠礼》《士昏礼》《燕礼》《聘礼》《丧礼》等。《仪礼》对后世影响很大，汉以后，各朝礼制均据此增减而定制，以别亲属男女的伦理关系，为儒家经典之一，是研究古代政治、社会、宗教诸方面重要材料之一。

接下来这篇提要谈到了翻刻者的背景及意义：

清代广东学术发展，始于阮元在嘉庆年间的倡导，及至钟谦钧任职广东的同治间，《十三经注疏》乾隆版、嘉庆版已刊行多年，社会急需，而钟谦钧特意重刊殿本，正好适应广东学风所需。还有是自阮元在广东创学海堂倡导学术教育，广东随之兴起刻书业，经几十年培育，广东成为刻书中心之一。因此钟谦钧本《十三经》是质量上乘之作，为中国经学出版史上的殿军，地方图书馆的珍贵文物，值得收藏。

这样一篇提要，虽然所谈之书并非珍贵版本，然而却能将一书的方方面面谈得清清楚楚，这样的题记既具实用性，又能揭示版本价值，而莞城图书馆能够将本馆所藏特色典籍以题记的形式予以揭示，如此作法难能可贵。

《明代藏书家赵琦美研究》金昱杉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017年初，有位网名叫“吃瓜群众”的人在我的微博上留言，自称是上海大学戏曲史论研究生，毕业论文做的是赵琦美脉望馆研究，其了解到我曾写过脉望馆寻访一文，故联系我，希望有机会做个采访。之后在微博上我们又聊到了《仇池笔记》的校勘和用纸问题，由此让我得和，吃瓜群众也有藏书之好，之后诸事繁杂，也未再有联络。

两年多后，吃瓜群众在微博上要快递地址，称有书寄来，今日就收到了这部《明代藏书家赵琦美研究》，由此才知其本名为金昱杉。从该书的后记中同时了解到原来是一位女士，而她从2015年开始做这个题目，曾经在国图古籍库翻书一个月，然所写内容却不足5000字，转年底，她在南京图书馆查书时，不慎摔跤，为此打上石膏在家养伤，有了放弃继续研究此题目的想法。

后来金昱杉还是坚持继续研究赵琦美，她提前拆掉石膏，奔波于济南杭州间，她从杭州发现了赵琦美的《容台小草》以及未曾著录过的《栢台草》。之后她又跑了国内许多图书馆，去抄录赵琦美的藏书校跋，然后撰写成此书。山东大学袁世硕先生帮其反复修改文稿，并为她的书撰写了序文，而南京图书馆的沈燮元先生则指点她脉望馆的版本问题，中华书局的程毅中先生在明词方面对她予以指导，余外济南博物馆的于中航　先生在文献整理方面也提出看法，而中国艺研院的柯文辉先生则忍着坐骨神经痛，站着为此书写读后感及修改意见。余外，金昱杉在后序中还感谢了徐忆农、李鸿良、唐桂艳、张仁善等多人，由此可见，一书之成是何等之不易，同时也显现出金昱杉有感念之心，不忘他人之助。

本书体例依然是论文形式，袁序、柯序之后为导言，正文分为四章，分别考证赵琦美生平、交游、藏书和著述，后有附录，转录了赵琦美书跋原文以及所著《辽事疏》全文，同时附有程毅中先生的修改意见原文，及沈燮元读后感。

在生平考部分，作者重点探究了赵琦美的名、字、号，因为同文献记载略有差异，比如赵琦美之父赵用贤在《送地理曾时统》中明确记为“儿子琦美”，然赵用贤在所撰《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序》中却又说“子开美”。脉望馆书目卷首的《家乘》中则称：“琦美，原名开美”。而金昱杉查证了各种文献，综合之后提出：“赵琦美原名开美，字玄度，一字仲朗，与如白，又号清常道人。”

关于赵琦美的生平，钱谦益为其所撰《墓表》最为详尽，文中提及赵：“天性颖发，博闻强记，落笔数千言。”这种天资，最适合文献收集。对于其之前的状况，《墓表》中写道：“尤深信佛氏法，所至以贝叶经自随，正襟危坐而卒。”虽然有心皈佛法之意，然贝叶经亦属珍籍，赵琦美以之自随，可证其爱书之深。

爱书人之苦，非为道外人能知，金昱杉通过梳理《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中赵跋，可见其辛苦之深，例如其中一条：“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朝贺冬节，四鼓起，侍班梳洗之馀校于小谷本，清常道人。”金昱杉说四鼓乃是凌晨一点到凌晨三点左右，此时的赵琦美仍然在废寝忘食地抄书。余外，金昱杉还注意到跋语中落款有“真如邸”，对于“真如邸”的具体位置，目前有三种说法，有人认为真如邸是赵琦美在上海的别业，也有人称，此为明代文人王化隆的居所，因为王字真如子。而中山大学博士长纯松子则在其博士论文《明代内府本杂剧》中称真如邸是于小谷的府邸，位于北京。金昱杉经考证认为，这种说法正确。

关于赵琦美的刻书活动，金昱杉重点讲到了《营造法式》。关于此事，钱谦益在《墓表》中提及：“官南京都察院，照磨，修治公廨，费约而工倍。君曰：吾取宋人将作营造式也。”赵琦美在南京都察　院任职期间，修理办公用房，然而他的修造方式既省钱，又修得很完备，有人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是依照李诫在《营造法式》中的做法。

可见赵琦美用自己的藏书来做实事，这足以证明他不是死读书之人。而其所藏之《营造法式》为明代钞本，我印象中该本后来归了翁同龢。十几年前，翁万戈将翁氏旧藏售予上海图书馆时，就包括了这部明钞本。我在翻看那部书时颇为激动，因为民国年间，营造学社翻刻《营造法式》就是根据赵琦美所刻的该书。

赵琦美当年所用底本亦残缺不全，钱曾在《也是园书目》中称：

赵玄度初得李诫《营造法式》，中缺十余卷，遍访藏书家，罕有蓄者。后于留院得残本三册，又借得阁本参考，而阁本亦缺六七数卷。先后搜访，竭二十余年之力，始为完书。图样界画，最为难事，用五十千，命长安良工，始能措手。今取豪夺，沟浍易盈，焉知一书之难得如此。

可见赵琦美买到的《营造法式》乃是残本，为了补全此书，他竟然下了20年的功夫，但最终该书亦有缺。故当年营造学社影刻此本时，集许多藏书家共同汇校底本，然每部底本都不全，故其刊刻完毕后，又从内阁大库发现其中半卷宋刻本，为此发生了收回抽换事件。古人想传抄一书是何等之难，而今阅读金昱杉此书，更让我感慨。

除此之外，金昱杉在附录中详列出了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的剧名、作者、校跋及版本情况，可见其做事之谨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