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属鼠适合佩戴金器吗

唐代金器区别于前代的重要特点，是彻底摆脱了附属装饰的地位，独立器物成为主流，金制器皿类的大型器物大大增加。唐朝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以及中西交通的繁荣，使得大量西方金器流入中国。由于中西方在政治、宗教、艺术传统上的差异，唐朝匠师在接受西方器物影响的同时，也着意与中国传统样式融合，形成了具有异域风格特色的、更适宜中国使用和欣赏的金器。

（唐代鸳鸯莲瓣纹金碗，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鸳鸯莲瓣纹金碗侈口，圆唇，鼓腹，平底，喇叭形圈足。器身满饰珍珠地纹，腹部捶出双层仰莲瓣，上层莲瓣中分别錾鸳鸯、鹦鹉、鸿雁、鹳翎、鹿、狐、獐、兔、鸭等珍禽异兽；下层莲瓣内刻忍冬花草。碗内底刻宝相花。圈足饰方胜纹一周，内刻鼓翼云端的飞鸟一只及流云数朵，底沿以小联珠缀成。其流畅的莲瓣、稳重的双重结构和华丽的纹饰，是典型的唐代艺术风格。

（唐代摩羯纹金花银盆，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出土，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

银盆中心錾龙首鱼身呈C形的摩羯纹，前有一火焰宝珠，四周俱为水波纹，中游小鱼若干。一般认为，摩羯纹是公元4世纪末（东汉）随佛教的东进而传入中国的，从隋唐开始，摩羯融入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代表性图腾的龙河鱼的特征，摩羯纹饰的应用更为普遍。

（唐代鎏金花鸟纹银碗，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这件银碗高3.1厘米，口径10.2厘米，壁厚0.21厘米，重136克，侈口，圜底，腹壁较直，虽然体量较小，但它的纹饰却是非常繁复。通体以鱼子纹为底，象征着多子多福。纹饰鎏金，碗心及足底各有一朵宝相花，宝相花取材于莲花，为唐代典型的装饰风格。碗的外壁上相间錾刻出一对鸳鸯，两只鹦鹉。鸳鸯和鹦鹉是深受唐人喜爱的禽鸟，鸳鸯雌雄相伴，形影不离，从古至今都象征着美好的爱情，而鹦鹉毛色艳丽，又善学人言，深受唐代贵族的宠爱，鸳鸯和鹦鹉同时出现，成为智慧吉祥、幸福美好的象征。银碗整体显得华贵富丽。

（唐代鎏金刻画摩羯纹八曲银长杯，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文管会移交，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此杯侈口，斜腹，椭圆形。杯身曲瓣，内刻卷草纹，杯身两侧中间平素无纹。杯的形制仿自萨珊银器，纹样则为中国风格。

（唐代鎏金仰莲瓣座银罐，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此罐高9.6厘米，口径3厘米，中172克。该罐由两部分组成，上部为罐形，小口外侈，高颈，圆肩，鼓腹，伞形盖，宝珠钮；下部似一圜底碗，底部饰仰莲瓣一周，各莲瓣錾刻一心形图案。罐体和仰莲座式分别制好后焊接起来的。上部罐体为唐代金银罐常见形制，原本通体涂金，但今大部分已脱落；圜底碗造型简单，是唐代的各种材料的器物中均可见到的器型；莲瓣纹饰为唐代比较普遍的艺术题材。

（唐代摩羯纹海棠形金杯，1983年陕西省西安市太乙路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金杯的造型为四瓣海棠形。杯内中心有一摩羯在水中嬉戏。在杯的内壁，工匠们以花瓣栏分成四个区间，每一区间内錾刻两组对称的宝相花，宝相花两侧还有如意花纹，口沿处则装饰一周花瓣。从金杯的造型和纹饰来看，有着浓郁的外来文化色彩。这件金杯是以摩羯戏珠为主题纹饰，与中国双龙戏珠有同工异曲之妙，显然收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唐代鎏金鸿雁衔绶纹银匜，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鎏金鸿雁衔绶纹银匜是唐代用来烹茶的器具，整体为深腹碗形，侈口、鼓腹、圜底、外底焊接喇叭形圈足，略微外撇，口沿处焊接向上微翘的槽状短流。腹部以散点装饰手法，间隔排列折枝花两枝及口衔缓带的鸿雁。纹饰用平道削剃的办法出花纹浮雕的立体感，使花纹隐起错落，其上鎏金。此匜器体厚实，造型饱满，是唐代金银器中的精品。

（唐代鎏金蔓草鸳鸯纹银羽觞，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羽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盛酒器具，外形椭圆，浅腹，平底，两侧有半月形双耳，亦称其为“耳杯”。其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盛行于汉代。唐代羽觞主要仿自汉代漆器，唐以后罕见羽觞。这件羽觞在工艺上采用鎏金錾花的制成，花纹装饰自然、流畅、活泼。器底的花层较多，内壁的折枝花枝蔓流畅，花繁叶茂，并与花鸟纹有机结合在一起。这些花纹以满地装的艺术手法布满整个器物，加之刻花处鎏金，黄花白地，富丽堂皇，充分显示出唐代金银器成熟大气之美。

（唐代双狮纹金铛，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金铛为捶揲成型，铛身做圜底钵状 ，圆口，轮廓线简洁流畅；单柄呈叶芽形活泼优雅；三足呈兽腿状，落地稳实。该铛小巧玲珑，器内周壁光素，器底饰高浮雕双狮图案，周围环绕麦穗纹圆框，是萨珊金银器中常见的“徽章式纹样”。在铛的外底部中心分出九条水波纹曲线，将外壁分成九个“S”形区间，内錾刻出双鸟衔绶、衔方胜、力狮及花卉等纹饰。整体构图协调华美，体现了唐代金银器富丽华美的特点。唐代银铛比较常见，金铛则十分难得。这件金铛，形制优美大方，图案细腻精致，是件极为难得的古代金质酒器。

（唐代金走龙，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走龙为纯金制成，体形小巧，神情毕肖。长4厘米，高2.8厘米。龙首高昂，尾部舒卷，躯体修长，四肢劲健。圆眼深目，两唇张开，造型生动，刻画精微，周身鳞片，一丝不苟。从龙头到背脊，到尾部，形成一条优美流畅的曲线，四肢若奔若走，各显其姿，宛若群龙相邀，悠闲出游。

（唐代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银盘的盘身为相连的双桃形，捶揲成形，浅腹、平底，窄平折沿，锤击成型，纹饰涂金。两个桃形盘中心以模冲法冲出两只首尾错置、相互顾盼的狐狸，造型极为生动，双狐周身饰鎏金，在光洁的银盘映衬下熠熠生辉。这种构图样式不是中国金银器传统的装饰手法，而是受萨珊、栗特风格影响。将器物制成桃形，应源于国人对这种果品的熟悉和喜好；白狐、玄狐在唐代属上瑞。取双狐双桃形作装饰题材迎合了中国所特有的“益寿”、“压邪”、“祈福”的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更反映出唐代工匠在对西方金银器艺术吸收借鉴的前提下更注重推陈出新，使之符合中国人的使用和欣赏习惯。

（唐代鎏金海兽纹银碗盖，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碗盖的盖面隆起，以绳索纹为栏界将盖面分为四区间，每个区间内饰折枝团花，盖沿饰花瓣纹一周。捉手内饰凸起的海兽，衬以水波底纹，外围环绕花瓣纹。这种主纹饰周围环绕绳索纹圆框或花瓣纹的手法为波斯萨珊银器中惯用的“徽章式纹样”。

（唐代鎏金宝相花纹银碗盖，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此为似覆扣的侈口盖，大于碗口一周。盖顶中心部位饰一簇圆形宝相花，外饰等距离六簇宝相花。宝相花又称宝仙花、宝莲花，传统吉祥纹样之一，是吉祥三宝之一，盛行于中国隋唐时期。相传它是一种寓有“宝”、“仙”之意的装饰图案。纹饰构成，一般以某种花卉（如牡丹、莲花）为主体，中间镶嵌着形状不同、大小粗细有别的其它花叶组成。尤其在花芯和花瓣基部，用圆珠作规则排列，象闪闪发光的宝珠，加以多层次退晕色，显得富丽、珍贵，故名“宝相花”。

（唐代鎏金宝相花纹银盖碗，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盖碗，银质，鎏金，深腹，圈足，碗腹亦饰六簇大型宝相花。纹饰皆鎏金，空间为素面，显得富丽大方。所谓宝相是佛教徒对佛像的尊称，宝相花则是圣洁、端庄、美观的理想花形。此纹饰是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佛教盛行的流行图案，它集中了莲花、牡丹、菊花的特征，经过艺术处理而组合的图案，具有雍容华丽的美感。

（唐代鎏金蔓草花鸟纹八棱银杯，1982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韩森寨电车二厂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此杯为饮酒器，银质， 镀金。八曲侈口，腹和足均作八棱形，腰略束。腹壁棱间饰以缠枝蔓草和花鸟相间的图案各四组，圈足面饰缠枝蔓草纹，环柄上有半圆形护手，护手上饰一展翅飞翔的鸿雁，下以萱草相称。地纹皆饰鱼子纹，刻工精细，富有生机，颇具匠心。

（唐代鎏金蔓草花鸟纹高足银杯，1982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韩森寨电车二厂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此杯杯口微外侈，直壁略斜，下接花瓣状喇叭形高足。器身腹部捶出仰莲瓣，通体满饰纹样，有花草、飞禽等，表面鎏金。高足杯的造型宛如一朵花，形体富于变化，纹样由不同画面构成，精妙绝伦，令人赏心悦目。

（唐代伎乐纹八棱金杯，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此杯高6.7厘米，口径7.4厘米，足径4.3厘米。侈口，尖唇，器壁内束，八棱形杯体的下部有折棱，下接外展式圈足。杯把为圆环形，由联珠组成，把的上部有指垫。杯身上的八个人物皆为胡人乐伎，分布于八个棱面。他们的形象是：深目高鼻，短衣长裤，头戴卷檐尖帽或瓦棱帽，有的手持竖箜篌、曲项琵琶、排箫等，有的空手舞蹈，有的捧杯抱壶。为乐伎的服饰和发式则具有当时粟特风格，所持诸乐器在隋唐时期属西凉、龟兹、高丽乐器种类，尤其是鋬首浮雕两个胡人头像，为粟特带把杯的典型特色，故此，金杯无论造型还是装饰风格都有着浓郁的域外特征，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注1：文中照片均为 拍摄。

注2：文字内容参考展览说明及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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