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中的堪舆传说：以清人笔记为例

最后更新：2023.10.21 02:58

乾隆时期的著名学者赵翼对堪舆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

《晋书》：羊祜葬亲，遇术者云：“墓当出天子。”祜恶之，遂掘损其墓。术者云：“尚可出折臂三公。”后祜堕车折臂，果至三公。此事亦在(郭)璞前，然则葬术非起于(郭)璞，盖汉以来已有之。汉以上则不经见，王充所谓春秋时葬埋未闻有所讳也。《南史》梁昭明太子葬丁贵嫔，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长子，请厌之。”乃为蜡鹅及诸物埋于墓侧。则是时并有忌长房次房之说矣。《隋书》：独孤后崩，文帝令萧古择地，及将葬，帝欲自临。吉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岁斗魁及天罡临卯酉。谨案阴阳书不宜临丧。”此又后世送丧者有避忌之说也。王祎《青岩丛录》谓：堪舆家之说，本于郭璞《葬书》，后人增以谬妄之说。蔡元定尝去其十之二，而朱子亦尊信之，以为夺神功、回天命、致力于人力之所不及，莫此为验。

晋武帝司马炎（《历代帝王图》局部）

赵翼的这段追述，对堪舆的历史作了正面的肯定。虽然羊祜本人对于术士之言不仅不以为然，而且十分厌恶。但术士其实是堪舆家并不在乎羊祜的态度，而是一而再地预言羊祜的可能命运，而这个命运就是因为其母葬地所决定的。从羊祜的个性和政治智慧看，甚至可以说他对堪舆家表现出来的厌恶，其实是在做给晋武帝司马炎看的。作为臣子，敢要出天子的墓地吗？如果不是这样，大可不必冒着损害风水贻害后代的风险来故意毁坏墓地。赵翼提出《晋书》记载的羊祜的这个故事，目的是为了说明，尽管“葬书”始于郭璞，但“葬术”的出现却早于郭璞。自南朝至隋，丧葬不仅需要通过堪舆择址，而且还有种种的忌讳。而大儒朱熹及蔡元定对堪舆的充分肯定，则为堪舆在宋以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依据。

在中国，一种方术或技艺的历史越悠久，而且有名人对其发表评论，其可信度和权威性也就越为人们所认可。堪舆既然有如此久远的历史，而且得到朱熹等大儒的肯定，其认同性也就更具说服力。赵翼的这段文字，正是起着这种作用。而乾隆五年敕修的《钦定协纪辨方书》，则在更高的层面上对堪舆进行了肯定：“杨筠松《疑龙经》已及造命体用之概，而《千金歌》，言言名理，愈玩愈佳，真千古日家之指南车也。嗣是曾文辿、陈希夷、吴景鸾、廖金精以及后来名术一切葬课，皆以扶龙相主为宗。其修吉方，则曲尽扶吉之法；其修凶方，则曲尽制凶之法。取而玩之，无不凿凿有理。通书未有及此者也。”

清人笔记及小说以作者的所见所闻，叙说了各种各样的堪舆故事，编织了形形色色的堪舆神话。最著名的故事或神话，是由著名的人物所演绎的清朝著名人物和著名家族的神话和故事，因而极具“名人效应”，告诉人们这些人物或家族的兴旺，虽然程度不同，都得力于各自祖坟的风水。

风水好不如心地好

袁枚

袁枚是杭州人，乾隆年间最著名的文化之一，幼有异禀，少年成名，刚成年即被推荐参与只有“著名学者”才有可能参与的“博学鸿词”考试。虽然落榜，却是那一次二百多应试者中的最年少者。乾隆四年，二十三岁的袁枚中了进士，历任多处知县。所到之处，兴利除弊，得到上司的器重。有好事者甚至将其“政绩”编成歌曲，四处传唱。但是，袁枚放着政治明星不做，激流勇退，三十多岁便辞官而归，在南京小仓山建了一处别墅，号“随园”。从此与天南海北的文化人诗文唱和，“名流造请无虚日”。优游江湖五十年，著述等身，从者如云。袁枚以他的生花之笔，记叙了友人转述的康熙时期一位传奇人物李光地的家族故事：

安溪相公(李光地)坟，在闽之某山。有道士季姓者，利其风水。其女病瘵将危，道士谓曰：“汝为我所生，而病已无全理。今将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门。”女愕然曰：“惟翁命。”曰：“我欲占李氏风水久矣，必得亲生儿女之骨埋之，方能有应。但死者不甚灵，生者不忍杀，惟汝将死未死之人，才有用耳。”女未及答，道士即以刀划取其指骨，置羊角中，私埋李氏坟旁。自后李氏门中死一科甲，则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减收十斛，则道士田中增收十斛。人疑之，亦不解其故。值清明节，村中迎张大帝为赛神会，彩旗导从甚盛，行至文贞公墓前，神像忽止，数十人舁之不能动。中一男子大呼曰：“速归庙，速归庙。”众不得已，从之至庙，男子据上坐云：“我即大帝神也，李公墓中有妖，须往擒治之。”命其徒某执锹，某执锄，某执绳索。部署既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公墓。”众如其言，神像疾趋如风，至墓，令执锹锄者搜墓前后，久之，得一羊角，金色，中有小赤蛇，昂首欲飞，其角旁有字，则道人合族姓名也。乃令持绳索者往缚道士，时公家族众亦至，鸣之官，讯得其情，置道士于法，李氏从此复盛，而奉张大帝甚虔。

李氏家族的坟地风水如此奇妙，季道士甚至可以通过在羊角中装入女儿的指骨，埋于坟边，窃取风水，发达自己的家族。而神祇“张大帝”竟然可以发现季道士的卑鄙行径，使得李氏在清除风水盗窃犯之后，更加兴旺发达。如此神奇的故事，无论其中有多少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诞，但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下，人们却相信它是真实的。而且，因为这个故事的传播者是袁枚，传播的故事又是有关李光地的，其影响力也因为袁枚和李光地的著名而极其之大。此后，梁章钜的《归田琐记》、夏虚存的《清代名人轶事》等，均传播袁枚记载下来的这个关于神奇风水的故事。

梁章钜题跋

风水可以被偷窃，也可以用来做人情，而且做了人情更可以让风水的作用达到极致、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是梁章钜通过儿子梁恭辰向人们传播的又一个堪舆神话。梁章钜是福建长乐人，不仅出身世家，而且同样是幼而颖悟，博览群书，诗文俱佳。和袁枚不同的是，梁章钜一边著书立说、从不间断，一生著述达七十多种；一边却历任内外，在官场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并且，梁章钜在鸦片战争前后，是坚定的禁烟派首领，其影响力自然非一般的官员可比。梁章钜向儿子梁恭辰转述了盐运总督百龄向自己述说的家世。由于一直以“满员”担任要职，而且得到朝廷的持续信任，所以人们都以为百龄是满人，但他却是汉军正黄旗人。他向梁章钜透露，自己的祖籍本是江西。江西原籍张氏的一位祖先生了五个儿子：张振、张贤、张昭、张简、张铎。在元末明初的人口大迁徙中，分成了五支，后来都出了大名鼎鼎的人物。百龄的叙述让见多识广的梁章钜大吃一惊。这一门竟然出了六位宰相。百龄得意地告诉他一个家族的堪舆故事：

我先世系江西人，自元以来积德累世，人无知者。某公精堪舆，尝卜一地葬其先人，葬毕，叹曰：“吾子孙如不坠先业，后必出三公。”有邻某私闻之，谋占某地，以祖骸装一小罐，偷瘗于坟前。公知之，语邻某曰：“分我美荫，所不敢辞，但愿稍远而偏，使两家并享其利则幽明均感矣。”邻某感公之盛德，一一如约而行。其家人有诮让公者，某公曰：“此大风水地，恐我家不克独当，必有暗分之者。庶几其应愈远，其发愈长耳。”

江西是唐末两宋以来中国堪舆的主要培育地，盛产堪舆家。百龄的一位祖先精通堪舆，为自己的先人选择了吉壤，预计可以出“三公”。邻居得知后，想分一杯羹。这一行径，竟然帮助了张氏。他的这块“风水宝地”原来是“大风水地”，必须有人共享才可能发挥它的作用。这一共享，竟然就共享出张家的五个儿子、五个新的家族、六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一支到了湖广江陵，在明朝出了张居正；一支入四川遂宁，在清朝出了张鹏翮。一支到了江苏镇江，出了张玉书。一支到了安徽桐城，出了张英、张廷玉父子。再一支到了东北，百龄即出于这一支。这个风水太了不起，除了努尔哈赤的皇族，还有哪一个族能够出如此多的伟人？

不仅如此，张氏五支还各有各的故事。其中，桐城的祖坟被人称为“竹立城”，这一支的发达不仅靠当年江西的风水，还靠看着桐城的这个“竹立城”的风水。而张英自己也说父亲：“年六十余，犹策杖从堪舆家遍历山水，为先王母营窀穸地，后卒得佳城，松楸葱郁。人咸以为积诚所致。”

海宁陈氏安澜园（局部）

浙江海宁陈氏是清朝出了诸多大人物的大家族，由于康熙、乾隆均亲自到海宁看望这个家族，致使在清朝有关于乾隆皇帝本来是这个家族的儿子的传说。这个家族的堪舆故事，自然也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而把这个故事传递给大众的，恰恰是海宁陈氏在清朝的一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陈其元。虽然政治地位并不高，但陈其元却以其世家子弟的见识，得到从江苏巡抚丁日昌、浙江巡抚左宗棠以及其他社会名流的赏识。在《庸闲斋笔记》中，陈其元对其家族如何由“渤海高氏”到“海宁陈氏”转变的过程进行了追述，特别对其先祖高谅—陈谅获得“吉壤”，以致300多年间，连续13代，举、贡、进士多达200多人，位至宰相者3人，尚书、侍郎、巡抚、布政使11人。如此鼎盛的大家族，皆因风水所致。这又是何等的示范。

这些笔记的作者，又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向人们叙说，好的风水，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能够享用。心地险恶，即使有好的风水，也会发生变化。所以，风水好不如心地好。

风水改变命运，可好也可坏

《王士祯放鹇图》（清禹之鼎）

有多个清代笔记记载了发生在明朝的一个故事。杨博是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政治家，主持吏部时，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在官场日趋腐败的过程中，公正地任命和考核官员，获得好评。而杨博能够达到仕途的颠峰，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民众的传播中，是因为祖上的阴德所致。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载：杨博的先祖杨瞻成化年间由辽东来到山西蒲州定居，选中一处坟地，有堪舆家告知：“此为蒲中风水第一，主科甲仕宦。”杨瞻面对如此“吉壤”，认为不应该由一家独占，希望公享之。于是当地官员在此建了“文昌阁”，从此，蒲州科举不断，而杨博也因此成为当地仕途翘楚。

这个故事的另一版本是由王士祯《池北偶谈》提供的，说杨博为吏部尚书时，有堪舆家为自己寻找到了一处“吉壤”，杨博则认为：“此关阖郡文章科第，我曷为私之？”遂于其地建“文昌祠”。其后，不仅蒲州科举发达，杨博的后代也科举不断，长子杨俊民为户部尚书、四子杨俊卿为锦衣卫指挥，另外三个儿子也入仕途。杨俊卿的儿子元祥、元祥之子世芳，均入翰林院。人们认为这是对这个家族的回报。

广东连平州的颜氏，在清朝也是科举鼎盛。颜希深由同知起家，官至贵州、湖南巡抚；其子颜检由举人出身，官至河南、福建巡抚，后更任闽浙、直隶总督，再起为漕运总督。惺甫之子伯焘则由翰林院编修仕至云南巡抚、闽浙总督。而其旁支之为进士入翰林为守令者，也接踵而至。对于令人羡慕的家族荣耀，颜检向人们透漏了一个其高祖“秉亨翁”的重要信息。颜氏家族本来是福建龙岩人，迁居广东连平州。“秉亨翁”活了104岁，所以连平当地人称其为“百岁翁”，又精通堪舆之术，为其祖选了一处吉地，名“鸿坑”。但掘土数寸，竟然发现棺廓，立即停止，并恢复原貌。当晚得一梦，见一“古衣冠人”，即墓主，向其表示感谢。并告辞墓旁一处才是“真穴”。“秉亨翁”醒来之后，按梦中人所指示的方位定穴葬祖。好心得好报，于是五代之后颜检发达，开始“世代缨缵”。（梁章钜《北东园笔录续编》）

这些笔记的作者，还向人们传播一个理念，通过改变风水，可以改变命运，可以变好也会变坏。

安分守己，是堪舆的基本态度

左宗棠（右一）

同治三年，时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向朝廷推荐了四位基层干部。其中两位，一位名叫丁丙，是杭州府府学生员，因为在杭州赈抚局办理各项事务，条条得体。还有一位就是海宁陈氏的一位贤嗣陈其元。陈其元时为“江苏候补知县”，因为“办理宁波局务，勤干有为”。于是都被派往江苏，丁丙以知县用、陈其元以直隶知州用。陈其元在《庸闲斋杂记》中记，这位名字古怪的丁丙，原来精通堪舆。杭州的科举本来引领浙江，但在嘉庆、道光年间，被绍兴赶上；至咸丰、同治，竟然又被宁波超越。这使杭州学子特别郁闷。丁丙认为，这是因为府学的风水不好。于是在光绪元年乡试的前夕，经浙江提学御史的批准，将杭州府学的门径朝向稍稍作了修改，将府学的“五魁亭”进行了一番装饰。八月初八日，士子入场初试，府学装饰也竣工了，丁丙亲自在五魁亭前点燃了响炮三十枚，以振文气。结果乡试发榜时，杭州一府正副榜共三十人。丁丙的侄儿丁立诚中了第二名。所有的人都认为此事神奇，陈其元更发表感慨：“堪舆之验如此，不可解也。”

庄王府（翰林院遗址）

有通过修改而得益的，也有通过修改而致害的。王士祯《居易录》说明朝的翰林院本来有积沙，号“沙堤”，堪舆家说这是衙门风水所系，事关重大。张璁、桂萼主持内阁时，因为翰林院的史官们追随杨廷和，故将“沙堤”铲平，于是“词林几至空署”。此后重起“沙堤”，风水又起，人物接踵。入清之后，当事者为了东西门并开，把这个“沙堤”铲去一半，结果导致翰林院七位学士罢官。王士祯大为惊讶，连称“其验如此”。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则说广东的提学衙门和运司衙门风水的相克。两个衙门相邻，但运司衙门不利。于是有堪舆出主意，在衙门树了一个“天灯杆”，从此学政衙门出问题了。三年换了四个学政，其中有三个相继去世。于是惊呼：“果有关于风水欤？”姚元之继续传播神话：“(皇城内)贤良门外有河，河有桥，式如弓背。上(道光)看箭，鹄设于桥西河边，射者立桥北，北向而射。每发矢，上右顾以视其中否。岁己亥将桥拆平，鹄于桥南，对上设焉；射者立桥北，面向西而射，以免上右顾之烦也。谈风水者谓此桥架河上如弓之有靶，今拆平则弓去靶矣，恐武不振。明年有英夷之扰，其果以是欤？”在姚元之年来，道光二十前后英国军队发动对中国的战争(鸦片战争)，竟然与皇城内贤良门外一座桥的被撤除有关。

既然这样，所以挖祖坟成为打击政敌的重要手段。明崇祯年间，因为清兵屡次破关而入，明朝的官员们认为此女真即彼女真，于是把在房山的金世祖的陵墓摧毁，当然最后也没有阻挡得了清兵。农民军领袖高迎祥等打到凤阳，挖了明太祖的祖坟，当然最后推翻了明朝。而郑成功收复台湾，并把台湾作为反清的基地，于是清廷采纳降将黄梧的提议，挖了郑成功在泉州石井和漳州的祖坟。(刘献廷《广阳杂记》、李桓《清耆献类徵选编》)

这些笔记的作者，还向人们灌输一个理念：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应该是对待堪舆的基本态度，“能得吉地即是命，误葬凶地亦是命”，居心叵测必然害己害人，恶人是享受不了好地的。

堪舆家是可以预测未来的

桐城张氏六尺巷

梁章钜向儿子梁恭辰讲述了同僚之间的一个故事。桐城张氏的后人告诉大家桐城张氏家族繁荣的原因：祖坟所在地叫竹立城，所以后代人才不断；梁章钜则向大家讲述了福建李光地祖坟的故事。都是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在场的一位江西同僚当即表示，自己在家乡正和族邻因为葬地的事情打官司，本来准备近日回家处理，听了诸位的故事，这个官司决定不打了，并且告诉大家江西的谚语：“福地福人来。”

徐锡麟《熙朝新语》记载了一则奇异的故事：文从俭卜葬其亲时，一邻里与之争地，当晚梦见神灵，告知这块地应该是赛氏所有，争必有祸，于是邻里退出竞争。到康熙五年元旦五更时，有人见赛氏坟前有两个火炬移动，而这年秋天，这个家族出了一位举人，第二年成进士。康熙八年元旦，又有两个火炬在赛氏考试前移动，于是当年又出了一位举人，第二年成进士。

这是一个好风水等好人的故事，但坏人却不能有好风水。梁恭辰《北东园笔录》记：

徽州程某，精堪舆之术，名闻四远。吾乡林某延之相地。林某，恶人也，奸盗邪淫，无恶不作。程某为卜一穴，真穴也。程某于定穴后，梦郡城隍召之入庙，令其毋点此穴。醒而恶之，既复以为梦幻难凭，复贪林某重利，仍为点穴。未几而阴雨晦冥三日夜，震雷一击而穴破矣。程某遂潜逃，未到家而死，林姓亦寝衰。

讲述完故事后，梁恭辰特别提醒：“阴地不如心地好。”并且说这是他们家乡的“近事”，人人皆知，堪舆家也以此相互告诫。

这些笔记的作者，还向人们传播着一个理念，堪舆家是可以预测未来的。

南昌杏花楼（张位居所）

王士祯《池北偶谈》记，明朝万历年间的大学士张位，江西南昌人。其弟张储多才艺，精医卜、星相、堪舆、风角之术，曾游历辽东。回来之后告诉人们：“吾观王气在辽左。又观人家葬地，三十年后，皆当大贵。行伍闾巷中儿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将相，天下其多事乎！”后来清朝入主，张储的预言成为事实。

这些堪舆故事在今天看来，全属无稽之谈。但在当时，不仅仅在士大夫之间传播，有的早已在民众之中传播，而通过士大夫的文字记载、文本流行，又大大强化了这些故事权威性、提升了堪舆的信服度，也为堪舆提供了新的生存方式和传播空间。同时也为堪舆的生存提供了符合主流思想的依据：人需要奋斗，但也需要认命，祖坟上的风水已经决定了一生的命运；希望改变命运是人的本能，但必须建立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在具有善良之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这就给作为 “小道”的堪舆、技术层面上的堪舆注入了“大道”的理论，成为化解人们矛盾、化解思想矛盾的信条。同时也给皇帝陵寝的大规模建设提供了民间的理论基础。因为皇室的陵寝，不仅仅决定着皇室的命运，也决定着这个国家和民众的命运。如果这样看问题，则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