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玉：《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六回回首诗杂考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大多有回首诗（词），一般起着或凝练本回故事情节，或结合本回故事进行道德说教等作用。

万历丁巳（四十五年，1617）季冬东吴弄珠客序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学界习称“万历本”，以下非必要处，均简称《金瓶梅》）也大致如此。

然而，在全书一百回回首诗（词）中，第三十六回回首诗却称得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另类”。诗云：

富川遥望剑江西，一片孤云对夕晖。

有泪应投烟树断，无书堪寄雁鳞稀。

问安已负三千里，流落空怀十二时。

海阔天高都是念，凭谁为我说归期。

就其诗意而言，这显然是一首怀乡诗。而该回回目作：“翟谦寄书寻女子，西门庆结交蔡状元”，以下故事情节也无非围绕此二事展开。

《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从表面上看，很难说诗、事二者之间有什么明显的联系。

惟其如此，此诗在《金瓶梅》研究中颇为引人关注，研究者结合对现存《金瓶梅词话》刊本的版本以及作者或改写者等问题的探讨，做出了各种不同的推测和解读。

近来，笔者发现，此诗见载于三种清代著作。

这一发现，不仅能够纠正学界对此诗的各种误解误读，而且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于《金瓶梅》借用素材的认识。

一、有关第三十六回回首诗的猜测种种

在《金瓶梅》研究中，学界最早注意到第三十六回回首诗与故事情节的游离与悬隔这一现象，是与有关现存《金瓶梅词话》的版本问题的研讨纠结在一起的。

新时期之初，朱星先生首先提出：

“这回题目是‘翟谦寄书寻女子，西门结交蔡状元’，诗全不切题，勉强算写西门庆给翟谦找小妾，把王六儿女韩爱姐送到东京，不知何时再归来之意。此诗好似有些词藻，但不押韵，西、齐韵，晖、稀、微韵，时、期、支韵。”[1]

他认为：《金瓶梅》一书本为大名士之作，而现存《金瓶梅词话》是经过一些无行文人、穷酸秀才“窜伪”过的，包括搀进大量的淫秽描写，以及各回增插“大都字句不通，平仄不调，毫无意致”的回首诗等，其中第三十六回回首诗即系“窜伪者”所增。

朱 星 教授

稍后，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也以此诗“与内容有着河汉空溟之遥”，作为推断现存《金瓶梅词话》并非原作，而是一改写本的支持证据之一：

“按这三十六回的回目，是‘翟谦寄书寻女子，西门庆结交蔡状元’，内容也是，并未偏出回目，但这八句律诗，放在这一回的文词开头，委实推绎不出这诗与小说情节有何关联？”[2]

按照魏先生的观点，现存《金瓶梅词话》是基于原作的改写本，但第三十六回回首诗究竟属于原作还是改写本，则语焉不详。

其后，周双利先生在此基础上续有引申，力图从诗意中探察此诗的作者亦即现存《金瓶梅词话》的所谓“修定者”的身世与经历：

“查富川县一在广西钟山，一在湖北今之阳新县。因诗中有‘剑江’一词，剑江指四川剑溪，故富川宜在湖北阳新。这样才能有‘富川遥望剑江西’之句。作者似经剑阁，飘泊入湖北。诗中说的‘问安已负三千里’，‘流落空怀十二时’，这同韩爱姐从山东到汴梁（开封），都邈不相属。韩爱姐到京师为人侍妾，说不上‘流落’，更不会远到三千里之遥。故此诗只能是修定者自己借机抒情”；由此，“使我们可以了解到修定者曾经有过的一段生活经历——漂泊于江南各地的宦游生涯”[3]。

也有论者以现存《金瓶梅词话》即原作为前提，径将此诗作为追索《金瓶梅》作者行迹的可靠资料。

《明代金瓶梅史料诠释》

如：王汝涛先生认为：此诗“似为流落于富川而怀念剑江友人的诗，看最后二句，迫切地想回到故乡。富川，当是陕西的富川县；剑江，可能指四川剑阁。何人为何事作此诗，就无可查考了”；

“两首诗（玉按：另一诗指第七十四回回首诗：“昔年南去得娱宾……”，此诗实为五代末谭用之《寄许下前管记王侍御》，见《全唐诗》卷七百六十四。）都涉及四川，不知作者用意何在，该是隐藏着一件事吧”[4]。

李洪政先生认为，此诗表明作者有“南游的经历”：“‘富川’在广西，‘剑江’乃今贵州清水江。……这些回前诗（玉按：另有二诗，一为第七十四回回首诗：“昔年南去得娱宾……”，上文已指出系谭用之原诗；另一为第五十九回回首诗：“日落水流西复东……”，此诗实为唐杜牧《柳长句》，见《全唐诗》卷五百二十二。）的内容及上述地点均与《金瓶梅》故事无关，只能表明作者曾经到过陕西、四川、广西、湖北等地”[5]。

明·城市景观图

此外，另有一说值得一提。

有人并不认同此诗与本回故事无关之说，而认为此诗乃《金瓶梅》作者所作，是出于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而有意为之：

“这首回前诗暗寓了韩爱姐一生，远离父母嫁入豪门深宅，自此孤身一人，虚耗青春，此后，陈经济又死，阴阳两分，人生更是没有归期。特别是‘流落空怀十二时’一句，明点韩爱姐在翟府的十二年。这回，还只是‘翟谦寄书寻女子’，韩爱姐还完全没有露面，而她的一生已在此暗批出来，足见韩爱姐是作者精心设计的一个人物。”[6]

如此，此诗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是《金瓶梅》作者，抑或是改定者？是否关涉于《金瓶梅》的版本问题？

这些都是《金瓶梅》研究中需要解决而又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二、清代文献载录《金瓶梅》第三十六回回首诗述考

对于《金瓶梅》第三十六回回首诗，笔者亦留意已久，尽管仍未找到其在明代以前文献中的出处，但却发现三种清人著述均有载录。

先依三书辑纂时代先后，分述如下：

（一）《买愁集》

清长洲钱尚濠辑，四卷，分想书、恨书、哀书、悟书四集，大致以时代为序，分类辑录历代诗词。

今存清初原刊本，前有序，署“石天散禅沈颢撰”，无撰作年代，亦无刊刻书肆。

据笔者考证，其编刊年代当在顺治二年至十七年（1645-1660）之间，实际的成书时间应偏前，约在顺治初年[7]。

《金瓶梅》第三十六回回首诗见于此书《恨书》，卷前目次题《云瑶槥》[8]。

《买愁集》

（二）《柳亭诗话》

清山阴宋长白纂，三十卷，康熙间天茁园刊本。

前有二序，分署“丁亥秋杪七十二老弟陶及申序于双山之息椒”、“康熙岁次丁亥三月之朔年家同学弟罗坤拜手”，又有自序，署“康熙乙酉中秋后一日山阴宋长白书”。

可知此书成于康熙乙酉（四十四年，1705），刊于康熙丁亥（四十六年，1707）。

四库馆臣谓此书“自三代以迄近人，凡涉于诗者，多所记录”[9]。

《金瓶梅》第三十六回回首诗见于此书卷二十八，题《凤皇驿》，题下及文末均有小字注[10]。

（三）《松筠阁钞异》

清渤海高承勋辑，文言小说汇编，道光戊子（八年，1828）刊本。此书未见著录，扉页题“道光戊子镌”、“渤海高氏藏板”，前有署“新安齐彦槐”、“道光八年岁次著雍困敦橘如月新安程景沂题于嫏嬛小隐书屋”二序，及“道光戊子上巳书于金阊之松筠阁渤海高承勋”自序。

此书分类选辑如《搜神记》《玄怪录》《剪灯新话》《剪灯馀话》《聊斋志异》等六朝以来历代志怪小说中怪异故事，

如程序所谓“搜罗古今怪事，采集天地希闻，汇为十二卷”，计含“人异”二卷、“事异”一卷、“术异”一卷、“鬼异”二卷、“妖异”四卷、“物异”二卷，各卷前均署“渤海高承勋松三甫辑”，凡924则，皆不注出处。

《金瓶梅》第三十六回回首诗即见于此书卷六《鬼异下》，题《杨云瑶》[11]。

《买愁集》《柳亭诗话》《松筠阁钞异》所录《金瓶梅》第三十六回回首诗之全文如次：

与《金瓶梅》第三十六回回首诗相较，《买愁集》《柳亭诗话》《松筠阁钞异》分别有一、四、二字之异，然系同诗无疑。

影印本

首先需要理清的是《买愁集》《柳亭诗话》《松筠阁钞异》三书所收同诗之文的关系。

就文字而言，《买愁集》《松筠阁钞异》显然最为接近，不计此诗中之异文（“剑”/“见”），只有“槥”/“柩”、“摘”/“谪”二字不同，又后书文起处多出“不类人迹”四字、文末二诗间缺一“又”字。

然即此数点，已可说明，二书之间并不存在直接传承关系。

这是因为：“生前应识杜兰香”句，其中所谓“杜兰香”乃传说中仙女，见晋干宝《搜神记》卷一。

如此，《买愁集》下句“摘下相思命似霜”之“摘”字则无解，而《松筠阁钞异》作“谪”正切，又恰与此前的《柳亭诗话》相同。

此处时代在前的《买愁集》是错误的，而较晚的《松筠阁钞异》倒是正确的。此其一。

《干宝搜神记》

其二，古代辑纂类杂著多有辗转传抄现象，按照惯例，一般后书对前书原文大多有所删简节略，在某些删节过甚处或间以数字稍加连缀，未见有于原文间径加增补者。

《松筠阁钞异》比《买愁集》多出的“不类人迹”四字一句，应是其所抄原作中原本即有。这表明《松筠阁钞异》当另有出处，而非抄自《买愁集》。

至于《柳亭诗话》，文字与《买愁集》《松筠阁钞异》多有差异，应系编者按诗话体例改作所致，然从“柩”、“谪”二字不同于《买愁集》而同于《松筠阁钞异》这一事实来看，其源头也不是《买愁集》。

合而言之，《买愁集》《松筠阁钞异》与《柳亭诗话》三书实际上互不连属，都是由一篇今人未曾知见的早于《买愁集》的文言作品抄引而来的。

《买愁集》民国版

尽管这篇文言作品的作者、时代及全文是否存世等尚不得而知，但其主要的文本特征还是明确的：

第一，“凤山驿”之“山”不作“皇”（“皇”应为《柳亭诗话》所改）；

第二，有“不类人迹”四字，已如上述；

第三，“富川遥望剑江西”句中“剑”不作“见”（“见”系《松筠阁钞异》误改）；

第四，“海阔天高俱是念”句中“俱”不作“都”（“都”为《金瓶梅》所改，意同）；

第五，“江西杨氏云瑶之柩”之“柩”不作“槥”（“槥”，薄小之棺，与“柩”意近，当为《买愁集》所改）；第六，“谪下相思命似霜”句中“谪”不作“摘”（“摘”系《买愁集》抄误），亦见上述。

其次，还必须确定的是《金瓶梅》第三十六回回首诗与这篇时代不明的佚名文言作品《杨云瑶》（按：在其原始出处发现前，姑以此名称之）是否存在因袭关系。

玉茗堂本

《金瓶梅》中有大量的诗词（含回首诗），迄今绝大部分都已考索出其出处，它们或者是前代成诗，比如上文谈及的第五十九回回首诗系唐杜牧《柳长句》，第七十四回回首诗系五代末谭用之《寄许下前管记王侍御》；

或者出自含文言小说在内的文学作品和各类杂著，除了有众多诗词来自其所从出的母体《水浒传》外，

还有如第四十六、七十一回回首词（诗）出自《宣和遗事》，第五十回回首诗出自《野庙花神记》，第六十四、六十六、六十九回回首诗出自《怀春雅集》等。《金瓶梅》创作时的取材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所以，就《金瓶梅》第三十六回回首诗与《杨云瑶》的关系而言，可以肯定的是《金瓶梅》抄引了此文中的诗，而绝非某人据《金瓶梅》一诗而敷衍成篇。

这也就是说，《杨云瑶》应在《金瓶梅》之前，属明中期以前的作品。

有了这篇文字，有助于解决《金瓶梅》第三十六回回首诗中的未解之疑。

万历本

此前，在对《金瓶梅》第三十六回回首诗的注释方面，人们的主要分歧集中在“富川遥望剑江西”句中“富川”、“剑江”两个地理名称的指谓上。

由于中国历史地名叠经更变，且多有重名现象，致注家所释异说纷纭。除了以上所引有将“富川”指为湖北阳新县、陕西富川县（？）、广西富川县，将“剑江”指为四川剑溪、四川剑阁、贵州清水江，代表性的说法尚有二种：

一说：“富川：县名，属广西壮族自治区。汉置，属苍梧郡，郡有富水，因以为县名。

三国吴属临贺郡，唐宋属贺州，明清均属平乐府；剑江：即福建建溪，闽江北源。闽江又名建江”[12]；

一说：“富川：地名。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贺江上游富川江流域，属苍梧地区。

汉置县”；“剑江：水名。疑即渐江。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四十：‘渐江水出三天子都。《山海经》谓之渐江也。

《地理志》云：水出丹阳黟县南蛮中，北迳其县南，有博山，山上有石，特起十丈，上峰若剑杪’”[13]。

其实，按诗中“一片孤云对夕晖”、“问安已负三千里”二句，“剑江”应在“富川”以西，且距离遥远，则以上各说均未切。

《水经注》

根据这篇《杨云瑶》，此诗乃江西女子杨云瑶所作，其魂萦梦绕的故里“剑江”自然是在江西。江西境内确有剑江，剑江之滨即丰城。

查清雍正《江西通志》卷七《山川一》：“剑江源出章贡，由清江绕丰城县折而西北为剑江，亦名剑水；又东流入鄱[阳]湖。”[14]

“剑江”因此成为丰城别称。如：明丰城人黄宗载，英宗正统间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明史》有传。

明杨荣《送黄尚书复任诗序》：“吏部尚书剑江黄公宗载，来自南京，以年老恳乞致政……”[15]

“剑江”既指丰城，那么，“富川”就应当在东面的浙江或福建。又，文中说此诗为凤山驿题壁诗，则“富川”与凤山驿设非同处一地，也必相去不远。

据查，凤山驿有二：

一在明代湖广武昌府蒲圻县[16]；一在福建邵武府建宁县。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八：“旧志：县西熊家岭有绥城驿，县东有凤山驿，县治北有濉江驿，皆宋、元时置，明初废。”[17]

宋、元时期福建建宁县的凤山驿与“剑江”二者方向相合，只是其境内是否有“富川”之名尚俟详考。

《读史方舆纪要》

《杨云瑶》的主人公是李芾，但文中并未交代其身份、里籍及时代。这在古代，只有实有其人且属名人大家者，才会如此。

南宋时倒确有一位鼎鼎大名的抗元名将李芾（？—1276），传具《宋史》卷四百五十。据史，李芾，字叔章，祖籍广平（今河北永年），曾祖时徙居衡州（今湖南衡阳）。

初以恩荫补官南安司户，其后相继代理祁阳、湘潭二县知县，任德清县知县及永州、温州知州。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任临安知府。因执法严正，触忤权奸贾似道，遭罢官。

十年（1274），元军占领湖北，大兵压境，被朝廷起为湖南提刑。恭宗德祐元年（1275），任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兼湖南安抚使。

李芾募兵拒敌守城，亲冒矢石督战，孤守潭州达三月。城破，举家殉难。赠端明殿大学士，谥忠节。

细按李芾一生行迹，绝大部分时间均在湖南，也曾到过浙江、福建。李芾在福建的惟一一次任职经历，是他最初担任闽东南的南安县（今福建泉州南安市）司户，这是一个主掌户籍、赋税等的小官。

南宋·抗元名臣李芾像

如按此文所述，李芾驻足地处闽西的凤山驿，并将杨云瑶灵柩载归江西埋葬，便只能发生在卸任南安司户返乡归里而路经江西的途中。

两相印证，则此文中的“凤山驿”应该就是宋时福建建宁县的凤山驿，此一李芾就是南宋名将李芾，而不是另一同名之人。

应当指出，《柳亭诗话》的编纂者对此文还是做过一番考订的，只是或许由于仅知明代湖广蒲圻县有“凤山驿”（清初尚存，雍正六年裁），

因其所在不合于南宋名臣李芾之行迹，而作注云：“此人与潭州忠节公（按：即指李芾）姓名适同，不得误认”，另增“将归江西”四字，从而将此一李芾变成了江西人；

同时，又改“凤山驿”作“凤皇驿”。经查，凤皇（凰）驿在宋、明两代均有，宋代在广东英德县，明代在北京密云县，此二处所在位置、方向与诗、文之意均不协。

可见这些改动，皆属无据。这就难怪四库馆臣批评《柳亭诗话》：“而议论考据，多无根柢，犹明季山人之余绪也。”[18]

还需说明，李芾以身殉国的忠义之举为后人景仰，但生前却并不以诗名世。

清厉鹗编《宋诗纪事》卷六十八据《永州府志》录李芾《浯溪读中兴颂》诗一首：“羯鼓梨园迹已荒，斯文犹在日星光。我来细拂青苔石，不忆三郎忆漫郎。”[19]

《宋诗纪事》

今人编《全宋诗》卷三四二○亦据清邓显鹤编《沅湘耆旧录》录同诗[20]，均属误收。

此诗作者实为元陈孚，原题《浯溪题元次山颂后》，为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以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摄礼部郎中为副使出使安南，途经浯溪（在湖南祁阳）时所作，见《陈刚中诗集》卷二《交州稿》[21]。

《杨云瑶》文末又记李芾二诗，大概与文中托梦之述一样，属小说家言了。

三、结语

在中国小说史上，一部作品借用某些现成素材的情况并不鲜见，但像《金瓶梅》这样抄引前人他书文字、内容作为创作素材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却是绝无仅有的。

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某方面相关研究时，必须要首先区分哪些是作者取自他处的素材，哪些是作者的独立撰作。

否则，便不免有缘木求鱼之嫌，是不可能得出可靠可信的结论的。

《新刻金瓶梅词话》

就《金瓶梅》中的大量诗词来说，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其中的哪怕一首确出《金瓶梅》作者之手。

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下，《金瓶梅》中诗词的绝大多数都已找到出处，可见《金瓶梅》作者原本无意通过此书之作来展示自己的诗才，而只是按照情节的发展，撷取前人之作（有时也会根据语境对原诗有所改作），插入其间。当然，由于是借用，难免有不甚贴合之处。

即如《金瓶梅》第三十六回回首的这首异地思乡诗，之所以会引起一些研究者对《金瓶梅》作者或改写者的生活经历及版本等问题的诸多联想和猜测，原因也即在于此。

现已查明，此诗乃自明中期以前一篇佚名作者的文言作品《杨云瑶》抄引而来，所有这些联想、猜测便都成了无本之木，已无需一一驳诘。

《金瓶梅》借用此诗，只是取其怀乡主题而已。

根据《杨云瑶》一文的语境，这首诗当然也只能落实在韩爱姐身上，应该出现在韩爱姐远离家乡、身处东京较长时间之后，或许置于王经去东京探望韩爱姐的第七十一回回首，方更为恰切些。

由《金瓶梅》第三十六回回首诗引出的问题再次提醒我们，在《金瓶梅》研究中，对文本材料的辨析至关重要，对此必须要给予高度重视。

注 释：

[1]朱星：《〈金瓶梅〉被窜伪的经过》，《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2]魏子云：《传世之〈金瓶梅词话〉非原作》，原载《古典文学》1984年9月，第13期；《〈金瓶梅〉馀穗》，[台湾]里仁书局2007年版，第127页。

[3]周双利：《论〈金瓶梅词话〉中的证诗》，《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89年第3期。

[4]王汝涛：《金瓶梅与兰陵笑笑生》，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5]李洪政：《〈金瓶梅〉与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

[6]黄吟珂：《悖谬韩爱姐的本质探讨》，《求索》2012年第8期。

[7]杨国玉：《钱尚濠〈买愁集〉编刊年代小考》，《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8] [清]钱尚濠：《买愁集》，《四库未收书辑刊》10辑12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325页。

[9][清]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77页。

[10] [清]宋长白：《柳亭诗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1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11-612页。

[11] [清]高承勋：《松筠阁钞异》，《笔记小说大观》（四十编）第4-5册，[台湾]新兴书局1985年版，第596-597页。

[12]陈东有：《金瓶梅诗词文化鉴析》，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124页。

[13]白维国、卜键：《金瓶梅词话校注》，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986页。

[14] [清]谢旻等：《江西通志》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67页。

[15][明]杨荣：《文敏集》卷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1页。

[16]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一百四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第7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84页。

[17]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八，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513页。

[18] [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77-2778页。

[19] [清]厉鹗：《宋诗纪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08页。

[20]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65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654页。

[21] [元]陈孚：《陈刚中诗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46页。

文章作者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为第十三届（大理）国际金瓶梅研讨会论文，刊发于《中国语言文化研究》，2018年秋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