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少帅》这部电视剧听到张作霖训斥儿子的：“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可见张作霖对混社会的人情事故理解非常透彻，在人情世故方面的做法来看，张作霖绝不是一个愣头青，而是一个深喑人情世故的老油条，一个经过战场，官场与社会锤炼的老狐狸，那么张作霖到底有多老道，让他从一个山村的毛头小子，一路逆袭在众军阀派系中，纵横裨益一路驰骋，担任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东北王，作为一方枭雄的呢？

难得糊涂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威霸一方，影响力较大军阀有六大派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桂系军阀（包括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和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军阀以及以刘湘为首的川系军阀等。这些军阀之间相互倾轧，彼此攻伐，争夺势力范围。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奉系先后控制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和上海等地，奉系军阀势力北至黑龙江，南至上海，囊括全国1/3的富庶之地，一度达到巅峰。

1925年12月张作霖为平定叛变的郭松龄之战举办庆功晚宴，觥筹交错酣畅淋漓之际，张作霖的4个部下抬进来一个皮箱，张作霖问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副官说是自己人与郭松龄来往的信件。张作霖随机火冒三丈说道竟有这样的事，好大贼胆，看了一下四周后随后怒意全无，面带微笑说郭松龄已经死了和一个死人联系的信件能有什么用，这事就到此为止，把箱子抬出去烧掉，其余一概不追究，今后不许再提此事，诸位接着喝酒。

郭松龄

本来是一件部下通敌的大事，就被他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处理掉了，真是难得糊涂，这种做法看似很糊涂，其实有大智慧，有点像军队兵变谋反，平定叛乱时只诛杀始作俑者的主帅其余参与者是帮凶，却被说受到蛊惑，不知情，这种擒贼擒王，重点打击的做法，一来有利于内部的团结，避免内部分化，二来如果全面打击，一查到底，追究所有参与者的罪行，可能把一些中间派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张作霖如果说竟然有这样的事，好大的贼胆，此事彻查到底，参与通敌者一律枪决，其他军阀觉得才是奉系军阀内部不团结，更是攻打的好时机，加上其他人参与者害怕被查出，将有更多人投敌叛变，奉系军阀实力削弱，张作霖将很被动。

能屈能伸

张作霖手下有一文一武两名大将，郭松龄和王永江。堪称张作霖的左膀右臂，一个是张作霖的军师，一个是张作霖的管家。郭松龄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代。1913年考入中国陆军大学，1917年护法运动后，任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教官。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全线溃败只有张学良与郭松龄领导的部队取得胜利，打破吴佩孚突破山海关，直捣关东的计划。深受张作霖的赏识

张作霖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开打，郭松龄被张作霖任命为第三军的副军长，和张学良互相配合，与第一军将领姜登选和韩麟春成为奉军主力。在这次征战中，郭松龄依然没有辜负张作霖父子的厚望，浴血奋战，屡获战功。特别是山海关大捷，他更是名声大振。郭松龄这个人有本事但是忠诚度不够，有点像三国演义中的三姓家奴吕布，先生投靠孙中山，护法运动失败后又投靠张作霖，被张作霖怀疑后又投靠直系吴佩孚，一直跳槽。但因为政见不同，就决定离他而去，郭松龄曾劝谏东北王说：“我们在东北有着同样多大的地方，经济富庶，人口有三千万，尽够我们干的，这次进兵关内，既已打败曹吴，已足雪当年之耻，如再驱兵南下，胜则成众矢之的，败则徒损老将威名，不如雄踞关外，趁机观变，再谋统一”老张不听，郭则挥袖而去。

王永江

王永江是张作霖的"财神爷"，又是“理财高手”奉天在他的治理下，“节约除弊，岁入渐由三千万元增至五千万元”，但王永江再有神通，也难以应付奉军庞大的军事开支，他多次劝谏张作霖不要卷入关内事务，以战争去扩张地盘，他说：“我们何必去参加内战呢？我们修明内政，把东北治理好，富强起来，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不用去打，他们自然就来投我们，地盘可以不扩自张，何必急在一时呢？”多次劝谏无效后，王永江“不忍视将军之投荆棘，人民之陷于水火，唯有匿迹销声，不问世事而已”。

张作霖与郭松龄王永江二人政见不同，嫌隙渐深，二人最终离张而去，郭松岭离开后奉军被打的丢盔弃甲，张致电回请，郭松龄称病推辞。

战争消耗使奉天开支飙升，战火蔓延劳民伤财，奉军对外扩张的经费紧缩。张作霖五次先后派遣袁金铠、张学良，日本顾问松井七夫，吴俊升和马龙潭等人去请，王永江都一概不见。后来张作霖亲自出面，吃的还是"闭门羹"。作为一方统帅能放下身段，多次光顾茅庐，请君出山实属难得。

张学良

左右逢源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历史总会重演，却又惊人的相似。相信张作霖一定熟读三国，张作霖的做法与吴国做法一致，东吴曾经两手准备曹强则联刘抗曹，刘强则联曹抗刘，东北王也是这样。根据局势变化采取不同的策略，前期“孙张联合”，后期“拥段拒孙”。

袁世凯死后，中国逐渐形成了四派势力：一是以冯国彰为首的直系；一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一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一是孙中山领导的西南护法诸省。除此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军阀。1920年的直皖战争后，皖系遭到失败。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遭到失败。直系不但控制了中央政权，而且占了华北、华东、华南大片地区。掌握直系军事大权的吴佩孚更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极力推行武装统一的政策。孙中山要进行北伐，首先遇到的敌人就是直系，对孙中山威胁最大的敌人也是直系。孙中山为了反对直系，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就要寻找同盟者。而最大的同盟者就是张作霖和段祺瑞。

对张作霖来说，联合孙中山也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也是为了对付直系。特别是直、奉两派的矛盾日趋尖锐，成为军阀争斗的主要矛盾时，就更需要孙中山的支持。

1922年5月，孙中山从桂林回到韶关，积极备战北伐。同时派旅长吴忠信为军事全权代表，与段祺瑞、张作霖联络。孙中山在致张作霖的信中说：“吴虏用诈，遂稍侥幸，然计其能力，决不敢越雷池一步。此间准备完好，文于6日亲至韶关誓师讨贼，督伤各军急速进行，不变初志，以践前约。贵军精锐，未失所望，乘时反攻，使其首尾不能兼顾。彼虏既疲于奔命，则最后胜利，仍在吾人也。”后因北方发生了直奉战争，张景惠驻在北京附近的两个师，未经正式战斗就被直军全部解决，奉军只好退回关外。在广东也发生了陈炯明叛变，吴忠信留在上海，未去东北。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回到上海。张作霖即派宁武去上海慰问，并邀请孙中山去东北居住。孙中山回电说：“文在沪公私猬集，无暇东临，如有救时伟策，医国良方，祈即示至。”宁武回奉天时，带去孙中山的信，暗示经济困难，需要帮助。宁武也讲述了孙中山在上海经济拮据的情况。张作霖说：“患难中交朋友，好！我送孙先生十万元，作他的生活费用”。于是趁韩麟春去杭州联络卢永祥之便，带去10万元。谁知韩麟春只送了3万。后被张作霖得知，把韩骂了一顿，并说：“凭我张某人只送孙先生这点钱，不成话，赶快再补7万”。

1924年3月，张作霖再派杨大实、毛钟才到广州，孙中山设宴招待。同时派孔祥熙、伍朝枢去奉天，祝贺张作霖60大寿，并商谈联盟事。伍朝枢提出：“张氏与曹、吴间之联络频繁，颇为西南反直各省疑虑”。张作霖立即表示：“此系表面之应酬，与孙大元帅之合作声讨曹、吴，立场不变。并愿今后以实际行动，以表达其对粤诚意”。

1924年9月1日，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因与直系矛盾日趋尖锐，战争一触即发，同日致电孙中山，请求出师以牵制直军。同时派其子卢小嘉去奉天，向张作霖求援。孙中山当即召开大本营会议，决定抽调湘、粤、滇、豫等军5万人人赣，支援卢永祥。同时也派孙科于9月23日去奉天。在这里，孙科、张学良、卢小嘉三人举行了会谈，即所谓"三公子会议"。孙科回忆说：“我辞去广州市长职，持国父函，偕同陈剑如、谢无量，由上海经日本至韩国，到沈阳往见张作霖，商量讨伐曹锟和吴佩孚。从前听说张作霖是土匪出身，以为他粗鲁票悍，及见面之后，方知他长得非常清秀，个子不高，不像土匪一类的人物。”"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为了联合讨直，张作霖又给孙中山一批援助。其中枪3万支，子弹300万发，饷银20万。从葫芦岛直抵广州。押运人员有少将参议邢士廉、副官长杨毓徇、中校副官宁梦言、中尉副官盛世才。这批枪弹后来在北伐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冯玉祥

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曹锟，赶跑了吴佩孚，并几次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30日，张作霖也来电相邀。孙中山乃决定北上，动身时致电张作霖说：“大军合围，元恶授首，为期不远，至佩伟划。芝老（段祺瑞）被推统帅，就近统率联军，遥祝指麾若定，迅奏全功。文在此间，部署军事，数日可毕，当即轻装北上，共图良晤。”

1924年1月4日，孙中山集大本营军政会议，决定成立建国政府，张作霖对此也很不满意。叶恭绰立即报告了廖仲岂、胡汉民、汪精卫，三人将此事报告了孙中山，不得不将此事搁浅。

1月23日，孙中山复电叶恭绰说："此间目前并未组织政府，仅将建国大纲提交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讨论，现已通过，拟发往各省宣传，征求全国国民同意，此正欲与各方合作之诚意也。"北京政变后，直系垮台。冯玉祥支持孙中山，张作霖则支持段祺瑞，在孙中山未来北京前，抢先把段扶上了临时执政的宝座，既成事实，孙中山来后也很难改变。孙中山北上时宣布两项主张，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对内召开国民会议。张作霖都不赞成，而支持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实际上孙、段、张三角联盟已不复存在，变成了段、张联手拒抗孙中山。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迅速占领了长江流域。张作霖自封为安国军总司令，后任军政府大元帅，坐镇北京，成为国民革命的主要对象。

一个是骁勇善战的军阀首领，一个是中华民国缔造者，一个在广东一个在奉天，谁也没想到二人能结成同盟，时势使然。从开始的“孙张联合”到“拥段拒孙”张作霖左右逢源的外交手腕为自己在与众军阀混战中，赢得了周旋的空间，占据有利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