爪哇一座迷人的城，涌现几多传奇的人——三宝垄

这个非著名城市，其实和很多名人有着不解之缘

一望无际的爪哇海，潮水拍打着爪哇岛平阔的西海岸。

从地图上看，由西爪哇滨海小城井里汶向东，海岸线一直比较平直，大约200公里过后，当中爪哇的轮廓开始出现时，平直的海岸忽然向南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狭长的爪哇岛在这里一下子变宽了许多。人们如果来到近前便会发现，由于爪哇海深度的变化，远处幽蓝色的海水，也在这里渐渐转入梦幻般的淡蓝。

一座气势不凡的海港呈现在眼前，码头上塔吊林立，港内泊满了大小船只。火车隆隆地开至岸边，港外领航的轮船不时低沉地拉响汽笛，每天从黎明直到深夜，始终是一派繁忙景象。

三宝垄港口一角。

由港口向西，是一座绿树掩映的都市，其层次分明的地貌，使她的建筑布局显得格外错落有致。

先是一片宽阔的平原从海边延伸而来，火车站、工厂区、繁华的商业街区，还有庄严的军政机关的办公大楼，一一排列在此；然后是丘陵起伏，几条车水马龙的公路在这里上坡下坡，多少有些蜿蜒盘旋的感觉。路两旁，各种树木枝繁叶茂，许多平民百姓的住宅，就建在路边的坡上。坡很高，但并不陡峭，一些铺着草坪、种满鲜花的豪宅公馆大院和星级酒店，也建在坡地的制高点上。白天眺望，到处是红色屋顶的别墅小楼；晚上，高低闪烁的万家灯火映入眼帘，看过去都有一种赏心悦目的美丽。再远一点的郊区，则是青山如黛，峰峦耸立，常有云霞浮动其间，真正大自然的景物，称得上如诗如画。

这就是印尼中爪哇省的首府——三宝垄（ Semarang）。

在印尼百万人以上的几座大城市中，三宝垄应该算是比较整洁漂亮的一座。她就像一个端庄迷人的少妇，有一种其它都市所缺少的安详沉稳的风度。

暮色四合时分，一位本地美少妇在三宝垄青年纪念碑广场。　

说起印尼的城市，中国人一般会想到首都雅加达，以及上世纪50年代曾召开过著名的亚非会议的万隆；也听说过该国第二大城市泗水（苏腊巴亚），还有不少人因为一首名歌《美丽的梭罗河》，知道了中爪哇那座并不太大的古城梭罗。说心里话，而了解三宝垄的人并不多。

但是，这个知名度不太高的三宝垄，却是一个和很多历史名人结下过不解之缘的地方。

三宝垄老城区整齐的街道和大批荷兰式建筑，看上去与一座欧洲城市无异。

三宝大人与三宝垄和斯玛朗

首先，这座城市的名字，就来源于中国古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

郑和原名马三保，出生于云南昆明的一个回族家庭，明朝初期，因战乱之故家道中落，他在12岁时被送到北平，成为燕王朱棣家的一名奴隶，做了宦官。后朱棣登上皇位，亲笔写了一个“郑”字，赐他为姓，并将其提升为内宫兼太监。由于郑和小字“三保”，所以人们又叫他“三保太监”或“三宝太监”。

据说郑和的远祖是从西域来到云南的，祖父和父亲都曾航海到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去朝过圣。受家庭的影响，郑和希望长大了也能出海远航。后来他替燕王效力，航海的愿望却一直埋在心中。当时印度洋沿岸各国都信伊斯兰教，南亚许多国家则信仰佛教。由于郑和信奉两个宗教，懂一些航海知识而且又担任管理宫廷事务的大太监，因此明成祖朱棣便选拔他担任正使，率领一支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舰队，开始了史无前例规模空前的航海活动。

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在近30年时间里，他先后七次远渡重洋，周游过亚非的32个国家，史称郑和七次下西洋。

郑和的船队。

史料记载，明永乐3年，郑和指挥着2万7千余名将士，乘62艘大船，于农历6月30日抵达爪哇岛中部，在一处像两条蟹钳形状的山垄围抱的海港登陆上岸。

另据印尼学者林天佑一九三一年出版的《三宝垄历史一四一六~一九三一》则认为郑和是一四一六年( 永乐十四年) 第五次下西洋时， 到过三宝垄。那时候三宝垄市还未建立，荷兰殖民者还未来到印尼。郑和的船队在卡琅河口( Kali Garang) 的西蒙岸地区登岸。林天佑在该书叙述到: 市面上流传的民间传说书籍把“三保” 理解为“三个保护者”，即姓郑的，姓王的和姓马的三个人。姓郑的被纪念在三宝垄( Semarang) 姓王的被纪念在西爪哇井里汶(Cirebon)， 姓马的被纪念在暹罗(Siam)，即泰国。

至于郑和船队为什么要停在西蒙岸(Semongan)，民间传说是这样解释的: 郑和船队在爪哇海从东向西行驶时，郑和的副手王景弘患重病，郑和命令船队靠西蒙岸，在山坡上找到一个小山洞，把王景弘安置在洞里。郑和亲手煎药调养，王景弘的病情一天天好起来。十天之后，郑和继续西航，留下一条船，以及10个士兵和少许粮食，等王景弘康复后回国。经过长期的调养， 王景弘没有回国，而是和10士兵开荒种地、建竹屋与当地妇女结婚生子。那条船就用来外出做生意。信奉伊斯兰教的王景弘传播伊斯兰教，并雕刻了郑和的木像，放在洞里供奉。王景弘活到78岁，死时按伊斯兰教的仪式安葬，墓上刻著 Kiai Juru Mudi DampoAwang，意为“三保大人的领航员，伊斯兰教长老”。这个墓到现在还保护得好好的。

这个民间传说被收入西方学者韦尔莫特的著作《三宝垄的华人》 中，孔远志教授的《遐迩闻名的三宝庙》也引用了这个民间传说。

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朱杰勤在其《东南亚华侨史》中指出:“郑和是否到过三宝垄和王景弘是否留在印尼的事，中国史书没有记载，但我们不能认为没有记载就完全否定这件事情，而且古代传说往往不能与历史事实截然分开。当地华人从不怀疑郑和是否来过三宝垄，而且在今天岩穴地址附近登陆，也确实在此地立庙纪念他。不论有无其事，最早在三宝垄建立居留地的就是中国商人，而辛勤开发这个地区的也是中国人，这是大家都承认的。”

三宝垄三保洞郑和庙大雄宝殿广场上的郑和铜像。（图片来源：遨游旅行家网站）

清雍正二年(1724年)，一位名叫林泽的华侨头领发动华人同胞在三宝洞口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感谢三宝大人几百年来保佑三宝垄华人安居乐业的大恩大德。在会上募捐集资，修建三宝洞，在洞口建凉亭，供香客休息。林泽立了石碑，全文是:「雍正二年阳月 寻玺流芳 弟子林泽敬书」 装在石洞口。洞口两旁墙上还有石刻对联「受命皇朝临海国，留踪石洞庇人家」。（参见林义彪、黄添福《三宝太监郑和与三宝垄市》）

无论如何，三宝垄这个地名，是当地人为纪念这位三宝太监，把他登陆爪哇的地方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从此，三宝垄便成了世界上唯一的以中国人而得名的外国城市

有印尼本地人可能会说：“三宝垄是华人用中文这样叫的，我们印尼话可是把三宝垄说成‘斯玛朗（SEMARANG）’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土著朋友有所不知，所谓斯玛朗，其实就是华人闽南话三宝垄的发音——被演变成爪哇语式的发音而已。

三宝垄三保洞郑和庙建筑群俯瞰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三宝垄郑和庙极富中国色彩的建筑。（图片来源：遨游旅行家网站）

在郑和庙参拜的包头巾的当地穆斯林女人。（图片来源：遨游旅行家网站）

到了近现代，三宝垄又与更多声名显赫的各界人士发生了联系。

二十世纪初，一名祖籍福建同安的印尼华侨黄仲函，在三宝垄从经营白糖起家，逐步建立了一个实力非凡的“糖业帝国”，而成为称雄印尼以及国际市场的著名“糖王”。鼎盛时期，黄仲函的建源公司一共开了9家糖厂，每年产十几万吨，此外，他的企业还涉及甘蔗种植、航运和金融业，皆具有相当规模。据说他的私人资产最多时超过2亿荷盾，乃是陈嘉庚之前的顶尖级的南洋巨富。

这位爪哇糖王早年嗜赌。一次父亲教他去收地产租，他收一万卢比（荷兰人称盾）回家时，途经赌场禁不住诱惑，破门而入，直到输掉最后一个子儿。他痛悔自己是个不孝儿子，想投海自沉，忽然想到辞世前应向他一个心爱的女人、一位长他多岁的寡妇告别。孰料，那位深爱他的寡妇，倾囊而出将自己的一万卢比送给了他，免了他一死之念，从而东山再起。

黄仲涵长大成人之后生意兴隆，日进斗金地赚钱，也挥金如土的花钱，尽情吃喝玩乐，并且接二连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狂娶姨太太。

糖王的女儿黄惠兰回忆说:

“父亲一生都对女人和性有很大兴趣。他有18个得到承认的姨太太，她们总共为他生了42个孩子……他食欲极好，精力旺盛！他的早餐是从吃若干芒果和木瓜开始的，继之一碗热粥，而最高峰是6个荷包蛋和几片猪心加上许多薰猪肉，而这一切用几碗茶送到肚子里去。为了吃完这些食物之后放松神经，父亲抽两只粗而黑的雪茄。然后他洗澡……”

哇塞！如此体能和食量真是吓人！（笔者认识的大佬也大多这样，上下都是好胃口！我等升斗小民胆敢如此……呵呵，那就是找死。）

气度不凡的糖王黄仲涵先生（1866－1924）。

黄氏府邸占地二百多亩，傍山枕水，亭台楼阁，气派非凡，仅园丁就五十多人，吃饭一律用的是银质餐具，每次进餐都有六个仆人小心伺候着。

2004年，笔者在三宝垄为当地著名侨领何隆朝先生写传记时，参观过何先生买下并改建的一所学校，三座长长的大屋子，有三四十个房间，装修的豪华气派。何先生告诉我，这些建筑原来竟然是糖王黄仲涵养马的马厩。

糖王一生虽骄奢淫逸，又是在爪哇岛出生长大的侨生，却一生热爱中华祖国，慷慨豪爽，热心公益。辛亥革命爆发后，黄仲涵以“轩辕后人”的名义，寄送5万荷盾给革命军（当时一辆名牌荷兰产自行车，只需七八盾就可以买回来，从厦门到雅加达一张普通船票只要6盾半，币值之高与现在有天壤之别——作者注）。1915年蔡锷在云南发起护法运动，黄仲涵又捐寄5万盾支援蔡锷。国民政府为表彰其爱国之举，先后授与他一、二等爱国勋章。

黄仲涵还热心华侨教育事业，1916年，三宝垅的华侨中学创办时，他是该校的创办人和主要投资者。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先。黄仲涵的父亲黄志信曾多次回乡祭祖，捐数千银元修建家乡的开兴宫。1897年，黄志信还曾汇回10万元用作修造家乡的路面。1908年，黄志信逝世，黄仲涵将一笔巨款汇回中国老家，重修李林黄氏家祠“绍德堂”。

三宝垄市区，一座荷兰时代的老建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可叹这位富可敌国的一代糖王巨商并不长寿。

1924年农历六月初三，黄仲涵心脏病(一说脑溢血)突发，在新加坡去世，享年58岁。

黄仲函逝世后，在其后辈儿孙的努力下，他创办的建源公司又经营了数十年之久，最终于上世纪60年代之初因各种因素难以支撑，而轰然倒闭，如今已销声匿迹。

糖王的十八房太太姿色如何？想必一定不差，不然老糖王也不会一口气和她们生下42个孩子。只可惜没有留下玉照让我等后人一睹芳容。不过，黄仲函的子女中却有一位被誉为“远东最美丽的珍珠”的国际名媛，实实在在堪称风情万种，绝代芳华。这个从小喝三宝垄水长大的美人，就是黄仲涵与正室魏明娘的二女儿黄惠兰。

黄惠兰19岁那年，陪同她的母亲住在法国巴黎。1919年西方列强召开巴黎和会的时候，参加会议的中国大使顾维钧被邀请到其家里做客，与仪态万方的黄惠兰一见倾心，喜结连理。

这位顾维钧先生真心不是等闲之辈。他正是那个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辩才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为维护中华民族权益作出巨大贡献的外交奇才。因为创造了“弱国也有外交”奇迹，顾维钧当之无愧成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他娶了爪哇糖王的女儿黄惠兰，当时两人可谓绝配，因为从小游历欧洲，黄蕙兰熟练地掌握了6国语言，并且熟稔上流社会的礼节，这为顾维钧的外交工作增添了许多方便。顾维钧仕途得意，交际广阔，而黄蕙兰依靠父亲，一掷万金，有力支持了丈夫的事业。她看到中国大使馆门面破旧，影响了国家的形象，就自掏腰包斥巨资，把中国驻巴黎大使馆修葺一新，并且从国内花大价钱购买家具、器物运到国外，将大使馆装潢得极富中国特色，以求“外国人也能通过这个‘橱窗’看到中国的星星和月亮，不丢大国颜面。”

少女时代的黄惠兰。

一代名媛，绝代风华。

顾维钧、黄惠兰夫妇。

黄惠兰用30多年的中国外交官夫人生涯，改变了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她的挥金如土，她的优雅举止，在那个弱国无外交的特殊年代也真的为中国争得了不少光荣。这让许多外国人永远地记住了这位中国外交官的夫人，他们甚至不会直接称呼她的名字，而将她称为“远东最美丽的珍珠”。

当然，这段传奇式的婚姻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两人关系的结束，是否如坊间所称是顾维钧喜新厌旧，抑或是另有他人的感情介入，这都不是我们能够关心的事情。总而言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然而，一代糖王黄仲涵和一代名媛黄惠兰，无论如何都足以成为三宝垄这座城市华人历史性的骄傲和谈资。

曾在三宝垄卖咖啡粉的一个福清人小贩，后来成为印尼首富

在糖王黄仲函去世14年之后，另一个日后成为印尼及东南亚华人首富的小商贩，从中国飘洋过海，来到了离三宝垄不远的一个小镇古突士。这个人就是已故印尼工商巨子林绍良。林绍良先生，初来印尼时也是在开小店的叔叔家里落脚的。他先是在店里帮叔父卖花生油和其它日用杂货。但小镇古突士市面萧条，生意清淡，林绍良便独自做起兜售咖啡粉的小本生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林绍良每天半夜起床，把咖啡豆磨成粉，然后用旧报纸分包50克或100克的小包，不管风雨炎热，骑着自行车跑到几十里以外的三宝垄出售。他后来回忆说，在三宝垄奔波了一天，已是筋疲力尽，只有当夜深人静入睡时，才会忘记了疲劳。这种小商贩的生活艰辛而且盈利不多，但却培养了他的胆识，由于他骑自行车沿街叫卖，接触了很多人，认识了不少熟客，也积累了社会经验。后来他在三宝垄开设了商店，从事进出口生意。这是他后来发展成为印尼“百业大王”走出的第一步。

印尼最著名的“红顶商人”、一代工商巨头福清人林紹良先生。

林绍良真正创业是从战后开始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是，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为了把荷兰人赶出去，印尼人发动了“八月革命”。

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林绍良的命运。正当荷兰侵略军重新占领印尼爪哇各个主要城镇，印尼人民军和人民奋起抗击荷兰侵略军之际，有一天，当地华人社团接到一个任务，负责掩护被荷兰侵略军追捕的一位重要的印尼人物。

当时，接受这么一个任务是非常危险的！执行任务的人，随时有可能被荷兰侵略军和特务发现而被处死，为了支持印尼独立，当地福清公会经过反复周密的商量和研究，最后，决定把这位重量级人物安排到林绍良的住所。认为只有林绍良及其住所才是掩护这位重量级人物的最佳地点。

这位重要人物就是居鲁普•朋姑鲁地区伊斯兰教会主席哈山•汀，此人非同一般，他是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的岳父，总统夫人法玛瓦蒂的父亲（这是后话）。林绍良一家勇敢而且精心地保护哈山的生活达到2年之久！后来，印度尼西亚时局好转，哈山才回到自己的住地。

从当时的条件来看，林绍良一家的付出完全是尽自己的责任，没有希望得到什么回报，与日后是否能够得到商业上的方便丝毫没有关系。而且，在当时的局势下，万一被荷兰人发现，林绍良一家人可能连命都难保。

林绍良的付出实际上为他的成功做好了准备，某一天，机会终于来了！

这时，印尼的人民军刚刚组建不久，特别是在荷兰殖民军的重重包围之下，共和军的武器装备和军用品供应都很差，在哈山的介绍之下，林绍良结识了一批印尼军队的领导人。他们信赖林绍良，并且委托林绍良负责采购军用品。从此，林绍良的商业活动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和领域！

林绍良为了支持印尼人民的抗荷斗争，利用借贷资金，通过各种运输渠道向中爪哇地区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军提供军装、军阶肩章标记、木棉、咖啡、丁香烟、饼干等各种军需用品。在此期间，林绍良并没有获得特殊的经济利益，但是，这种生意让林绍良结识了更多的印度尼西亚军队的上层人士。

正是这个时候，林绍良结识了当时任三宝垄驻军某团团长苏哈托中校，还有主管该军区财政军需的军官苏佐诺•胡马尔达尼上校。

林绍良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过这样的话：“我初见他（苏哈托）的时候，他还未成为第四军区（中爪哇军区）的司令，那时，我积极地为他的军区提供物质，只是出于一种责任。不是为了日后的回报。”

林紹良先生拜会苏哈托总统。

有人说：林绍良的生意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与印度尼西亚上层人士合作做垄断生意。世界上哪会有如此好的事情？如果有，类似这样的好事为什么没有降临到你我的头上？为什么单单是给林绍良这个机会呢？

笔者（郑林友）原来也不理解这个问题，所以，在1998年初访问印尼时，曾经专门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当地相当有地位的商界人士。他们认为，林绍良最初的确是拎着脑袋干出来的，他是用一家人的身家性命换来了与印尼军方领导人的关系，然后，又结识了其它重要人士，主要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如果说那些在第一线与荷兰军队作战的军人是英雄的话，林绍良至少可以算是一个真正的幕后英雄，他为印尼人民的解放事业也做出了特别的贡献。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林绍良垄断了印尼的丁香生意，丁香是这个国家亿万百姓喜爱的丁香烟的主要原料，销量非常之大。因此丁香贸易让他赚到了巨大的商业利润。后来，林绍良又涉足其它行业，如纺织（生产服装供应军队）、金融、粮食加工（面粉厂）、水泥、汽车、石油开采、房地产、酒店、航空等行业。从而形成了一个企业王国。七八十年代，如果你到印尼考察或者旅游，当地人会对你说：你在这里做任何事情，都免不了要与林绍良的公司打交道。这句话虽然有一些夸张，但是，正好说明林绍良的公司在印尼人民日常生活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上述文字参考了郑林友先生的公众号文章，在此声明并致谢。）

林氏集团旗下的保佳沙里面粉厂，系八十年代亚洲最大的面粉厂。

还有资料披露，当代华人首富、香港最著名的企业家李嘉诚之父李云经先生，早年也曾旅居印尼三宝垄多年，在当地一家名叫“合格”的公司掌管库房，并担任过出纳。

与三宝垄有缘的风云人物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些曾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炙手可热的军政强人

铁腕统治印尼30多年的前总统苏哈托，早在抗击荷兰殖民者的战争年代，曾经是驻三宝垄印尼军队的一名上校团长。在这里，苏哈托为了解决部队作战急需弹药和药品，结识了一名胆大心细，多次帮忙采购供应的华人商贩，遂与其结为莫逆之交，并于日后双双飞黄腾达。这名胆识过人的华商，就是曾在三宝垄兜售咖啡粉的林绍良先生。

印尼完全独立之后，苏哈托又升任三宝垄军区的少将司令。1957年，印尼苏门答腊和北苏拉威西发生叛乱，苏哈托奉命率部前往平判。战斗进行中，三宝垄一位华社领袖出面，发动众商家向苏哈托的部队赠送了大批慰问品，平判获胜，苏哈托威望大增，他从此一直对该侨领心怀好感。而这位华社领袖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三宝垄中华总会主席的何隆朝先生（2005年，笔者出版的第一本传记《千岛之国阅沧海》，其传主就是何隆朝先生）。

因此，三宝垄可以说是苏哈托总统当年发迹的风水宝地。

苏哈托( Haji·Mohammad·Suharto，1921年6月8日－2008年1月27日)，印尼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军事强者、铁腕人物。1967年至1998年任总统，为印尼带来了经济增长，贫穷人口减少，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苏加诺总统在位时用手指着苏哈托少将，那神态好像在说：哈，你小子，可别给我耍花招哟！1966年，苏哈托将苏加诺推翻并软禁，取而代之成为印尼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强人。

另一位已故国际知名政治家、新加坡首任总理——现任内阁咨政的李光耀，其家族前辈，也和这三宝垄以及糖王黄仲函有着一段很深的渊源。

李光耀在其回忆录《风雨独立路》中写道：

“我的祖父李云龙(我平时叫他公公)1871年诞生于新加坡。据父亲说，祖父在莱佛士书院念到5号，相当于今天的初中。他自己则告诉我说，他离开学校后，找到一份配药师(不是合格的药剂师)的工作。过了几年，他改行担任一艘轮船的事务长。这艘轮船来往于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之间，属于协荣茂船务公司。协荣茂船务公司的东主，正是华裔百万富翁、爪哇糖王黄仲涵。

航海期间，祖父在中爪哇三宝垄同祖母丘念娘结婚。当年三宝垄孤儿法庭发出的一份日期为1899年3月25日的荷兰文文件，同意让16岁的丘念娘嫁给26岁的李云龙。文件还注明两人的婚礼是在1899年3月26日举行的。

父亲于1903年在三宝垄诞生。换句话说，他是在荷属东印度诞生的。但是由于祖父来自新加坡，凭着后裔关系，他却成为英籍民。父亲出生不久，祖父便把祖母和孩子带回新加坡，从此没有回去。由于祖父得到黄仲涵的信任，钱财便越聚越多。黄仲涵委任他为代理人，负责处理新加坡方面的业务。他几次告诉我，黄仲涵异常信赖他，因此他在1926年可以自行决定从黄仲涵基金拨出15万元，捐给莱佛士学院作为经费。这数目在当时可真不小啊。”

与三宝垄有关系的名流不仅仅是巨贾豪商和军政强人，还有两位享誉世界体坛多年的羽毛球“天皇巨星”——汤仙虎和侯加昌。

先说汤仙虎，我第一本传记的主人公何隆朝和他之间，也颇有一点渊源关系。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何先生成为三宝垄中华总会的侨领之后，交结了一位祖籍广东花县的华侨好朋友汤学龄。汤学龄的小女儿是何隆朝大女儿何巧玲的同班同学。何先生礼拜天有时候去汤学龄家做客，每次去都会看到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在汤家院子里和别人打羽毛球。汤学龄告诉他，这个男孩就是他的大儿子汤仙虎，特别爱打羽毛球，简直到了如痴似狂的地步。何隆朝当时也没太在意，后来又听汤学龄说，他儿子一个人回祖国打羽毛球去了。

1965年何隆朝回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务院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宴会厅里人头攒动，突然，一个运动员打扮的青年拉住他的手问：“啊，何叔叔你好！还记得我吗？”

何隆朝定睛一看：“哎呀！这不就是老朋友汤学龄的儿子汤仙虎么！”

“是的，是的！何叔叔，我父母在三宝垄一切都还好吧？” 汤仙虎能在这儿遇见爸爸的老朋友，也非常兴奋。

此时的汤仙虎，已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羽坛名将，并因此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自1960年回国后不久，便在羽毛球竞技场上发明了一套“快速下压后上网控制网前进攻技术动作”，从而成为国际羽坛的尖端技术，世界羽毛球因而掀起了一股“汤氏旋风”。汤仙虎本人从1963年到1975年，12年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比赛数十场，囊括了世界羽毛球男子单打冠军、男子双打冠军、男女混合双打冠军所有称号，竟未输过一场球。他后来和另一位也是印尼归侨的羽毛球高手候加昌合作，双双执教中国羽毛球队，又开创了整个中国羽坛的“汤候时代”，从此使原本籍籍无名的中国羽毛球跃上国际羽坛之巅，其地位至今无人撼动。

年轻时的汤仙虎在球场上的英姿。

老当益壮的汤仙虎和他的弟子们。

再说另一位与汤仙虎齐名的羽毛球大师侯加昌。

侯加昌，祖籍广东省梅州市梅县，1942年8月生于三宝垄。受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喜欢羽毛球运动，1950年开始学打羽毛球，1960年从三宝垄新友中学高中毕业后回国深造。“我是三宝垄侨生，父亲从中国来。回国后就读于广州体育学院运动系。”2013年，侯加昌重返故乡三宝垄，我和《国际日报》特派记者闻喜与当地朋友在一间海鲜酒楼吃饭时，巧遇这位羽毛球大师。闻喜出于职业习惯，马上放下碗筷，跑上前去在另一张餐桌边上采访了侯加昌。侯加昌告诉闻喜：“我在印尼就喜欢打羽毛球，有一定的水平。经过国家培养，进步很快，几年内就提高到世界水平。”

他把在印尼学到的羽毛球技术带回国，并加以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技术风格。他创造性地发展了独具一格的快拉、快吊相结合的突击打法，具有技术全面、快攻凶狠、防守移动迅速、击球准确等特点。

侯加昌说：“我们代表国家参加比赛，并在国际羽坛上为国争光，赶上和超过了印尼。”他和同系三宝垄归侨的队友汤仙虎，从此双双成为中国羽毛球队叱咤风云的领军人物。

侯加昌青年时代。

资料显示，侯加昌分别于 1963年、1972年、1973年三次获得全国男子赛单打冠军，1974年获得第七届亚运会男单冠军，1976年在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上夺得冠军，1976年与队员庾跃东配对，夺取第一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的双打冠军。后来，侯加昌又与汤仙虎合作，双双执教于中国羽毛球队，使原本寂寂无名的中国羽毛球跃上国际羽坛之巅。

闻喜问侯加昌何时退休，他回答道：“我于1993年退休，居住在北京崇文区。退休后对中国羽毛球事业仍很关心，出版《侯加昌回忆录》一书，有时候会参与老年和归侨的羽毛球运动。”

说起与三宝垄的渊源，侯加昌表示，他有五个兄弟姐妹在三宝垄，对这片土地很有感情，经常受邀回到三宝垄参加活动。他说：“这次将在三宝垄逗留一个星期，会带家人到婆罗浮屠等地游玩。”和他一起回来的，有太太、女儿、女婿等，女儿只在小时候来过三宝垄。

侯加昌听闻喜说他还带有三宝垄华人的爪哇腔口音时，便笑着解释说：“哈哈！我从小在这里受到的影响，一辈子变不了啦。”

这便是华侨精英与那些历史人物在三宝垄演出的传奇故事。

诗曰：

地杰人灵数垄川，三宝洞中有神仙。

古今代代出雄才，我来细细说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