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川“船屋＂考略

题记：黎川洲湖“船屋”热过之后，地方政府因势利导，发展乡村旅游事业，造福一方。然而，“船屋”仍有很多谜团未解。本文从田野考证角度，略述一些不同看法，期以大家为正本清源参考。

站在武夷山的杉关上俯瞰福建与江西两省的翠岗重峦，南朝著名诗人鲍照写道：“古驿旧名杉，烟光锁翠岚。夜来风景好，宿处是江南。”鲍参军笔下的烟光翠岚美景中，就有洲湖。

洲湖村位于江西省黎川县洵口镇东北约十五公里处，是闽赣古驿道要冲杉关下、一个偏僻封闭性的小山谷盆地中的泱泱村落。2001年9月以来，该村一幢名为“大夫第”的古建筑群因形状酷似巨型航母而被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十余家重要媒体披露后，“船屋”一时声名鹊起，各式各样的传闻与故事随即被演绎得有板有眼，有神秘的堪舆之说，有不见经传的天地会秘密结社之说，有骇人听闻的巨豪传奇身世之说等。笔者多次考察洲湖，并查阅明清方志及村族谱牒等，作考略述文如下：

一、“船屋”构架之谜

洲湖村为资福河上游的一个山谷小盆地中依山而建的大村庄，有120多户人家，以黄、陈、邹姓为主，杂以鲍、熊、席等各姓，“船屋”的主人黄氏家族是当地的大姓，时仍有36户人家居住此地。洲湖村东与村南有良田百顷，与杉关遥相呼应的东头嵊上关隘重重，有金田隘、洋隘、东山隘等等，翻过这些山隘，便是福建省光泽县华侨乡的地盘。东头嵊高耸入云，给倚傍西面的里堂山而建的村子对阳光的永恒企盼，因此，村子里的大小房屋均正门朝向东方，显出恭迎紫气东来的翘望之态。村北彭家嵊和牛田隘，山势峻峭，有羊肠小道可通资溪县境。

山如棋盘，溪如汉界，“大夫第”如船宛若水中央。这是幢典型的具有江南特色的一进三厅复合式砖木结构的民宅，说是三厅，包括神堂厅与廊厅在内其实有五厅。站在西堂山腰俯视，只见“大夫第”四纵人字形乌黑瓦顶平铺如板，与高底错落的边缘风火墙构成一幅巨形图案——船甲板，这便是“船屋”之名由来。

“船屋”建成于清代道光二十四年，建筑面积约十亩（6667平方米），正门上有石匾曰“大夫第”。整幢建筑亦座西朝东，屋内厅堂依次设为神堂、上厅、中厅、下厅、廊厅等五个单元构架，其间有三条过道走廊和三层天井厢房以贯通连接。神堂之左右各有二间房与三个天井相间。神堂之下为上厅，厅左设有七个套房，每套各二间；厅右设有四个套房，共八间，并有四间独立的厢房，共计二十四间。上厅与中厅，中厅与下厅，下厅与廊厅之间，均设有横贯南北的过道走廊与四个小天井四间厢房等两层构架连接，过道走廊南北端口各有侧门通往屋外。中厅和下厅之左侧各设有七个套房，之右侧各设有四个套房和六个单间，各共二十八间；廊厅之左侧设有七个房间与二个小天井，之右侧设有八个单间与五个小天井。另外，大门外的庭院两侧各设偏门以供进出，并有门楼与门厅与六个单间以及六个天井。如此细细算来，整个“船屋”共有128间房，36个大小天井，3条进出走廊。如此巨大的豪宅，相传当年花费了房屋主人整整三年的时间来建造，共开支白银200万两。

“大夫第”座西朝东，西东长约72米，南北宽约76米，向北方位呈三角形如尖尖的船头。据东华理工大学管、林二位教授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SP）和测量工具，对洲湖村周边自然地理环境及船型屋进行观测和研究，“船屋”的头尾走向为北西333度，海拔高度250米，其经纬度为东经117度04分57.9秒，北纬27度30分49.9秒。“船屋”地处武夷山西麓支脉延伸的一个小山谷资福河小盆地，小盆地地形整体亦呈“船形”，即民间传说的堪舆者所言的“女人兜肚”形状，而“船屋”正处于小盆地的中心地点，即民间所说的“脐眼”。相传“船屋”主人黄平安，号惠尤公，因经商富甲一方，以巨款购得这块“脐眼”宝地，修建了这座规模宏大且富丽堂皇的豪宅，乔迁大喜的当日，正当他兴致勃勃携夫人从头门进入新宅时，忽地一阵怪风袭来，将他刚下轿的夫人裙角掀起，后又猛地把裙衩吹落，惊窘万分的黄平安心生不祥之感，当即命人改换豪宅的门面，随后便建成了如今“船屋”形状，船头尖尖向北而挺，有如乘风的巨型航母向北方迎着风浪稳步驶进。为此，管教授实地考察后解释说，“大夫第”正门朝东，却给人的视角整体为座北朝南，座北朝南是南方民居最为普遍的构架形态，目的是为了采光和通风，而这种独特的构架形态则兼合了通风采光和民俗心理的两方面需求，最重要是这座“大夫第”的构架形态与资福河小盆地总体地形相一致，有着传统的因地置宜、顺应山川炳灵之势的考虑，这是古人在建筑学上顺应天时地利因素的一介典范。房屋北端外围砖墙设计成为类似船头的尖锐状，能有效地化解北风和山洪的侵袭，迎合山谷盆地中的小自然生态环境的需要，这便是堪舆学说中的顺水又顺风。

从“船屋”的船头吹鼓楼下的头门进入这座豪华的“大夫第”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足有800平方米宽的鹅卵石铺砌的庭院，院内照壁高大，壁檐星斗装饰，虽历一百六十余年风雨，漆彩却依然鲜艳如新。正门大方气派，宅内天井开阔，厅堂宽敞明亮，门窗勾花烫金，梁椽处处浮雕栩栩如生，甚至燕子巢都被雕成形态各异的动物形状；上中下厅的正房之侧均设有片房、二片房、三片房拱护，横厅、书房、杂房、工房、厨房、膳房、廊道与天井错落有致，形成一个内部回环往复、四通八达的谜宫。房屋主人当年为什么要建成如此庞大的住宅系统？这至今仍是个谜。诸如此类的谜团有许多许多，其中最大的谜团莫过于整幢房屋的间数究竟有多少？若按图例来算，计有128间之多，可《黎川县志》上却明明记载着108间，而村民们每年祭祖插香火，绕来绕去也只算出107间，相传宅内有一密室专门用来藏金纳宝，但多年来谁也不知其所在，即使黄氏后裔也无从知晓。

二、 108间之谜

洲湖“船屋”传统的说法为108间，县志也沿用此说，围绕着这108间数字的说法，江西省考古学者陈先生认为这正是“洪门帮”（天地会）早期信仰的迹象，而“船屋”也恰恰暗合了活跃于清代中前期的反清复明秘密组织天地会暗语中的“洪船”。一时风云刹起，洲湖“船屋”是“洪门帮”聚集地之说，无形之中又赋予了“船屋”诸多人文环境的神秘性。

据有关媒体曾采访陈先生并披露的主要观点和论据，主要如下：

1、南城、广昌、黎川在清代均属当时的建昌府所辖，因此他将这些船屋统称为“建昌船屋”。“建昌船屋”是“洪门”建筑文化的典型遗存。他认为，船屋实际上是“洪门”文献中曾多次提到的同舟共济、反清复明宗旨的物化形态——“洪船”。

2、这些船屋均位于明清时期的闽赣交通要道上，而这一地区恰恰是洪门的发源地。

3、这些船屋建筑年代均在清代中期甚至更早一些，距今在200年左右，且建筑风格与“洪门”的建筑风格一致——砖木为底，竹木编墙，糊以黄泥，外刷石灰。

4、屋主祖上均与“洪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船屋所在地均有许多与“洪门”有关的民间口碑史料。

5、船屋或为108间，或为36间，这些数字恰恰体现了“洪门”早期的“水浒信仰”。

陈先生的论断作为一家之说，给洲湖船形古屋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

走进洲湖村“大夫第”，居住在上厅之右正房中的邹承国老先生对此深信不疑，他给笔者画了一张“大夫第”总体构架平面图，并一一标出108间的位置，很是神秘地告诉笔者，这是“水浒”中一百零八将的数字，是“洪门帮”的暗号，显然，他是受到陈先生之说的讹误。随后，他拿出一张临摹“大夫第”上厅横梁中央标识的太极图案，以及图案中标注的字样，上书：“皇清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岁孟秋月下瀚吉旦，请福信士启堂、启基、启墉、启墀、启绅、启源，年庚通利命，请鲁班启造富贵华堂吉卜令月二十八日时搧架扶柱，申时上梁仪，命富府法职于家，启皇清书篆符章，以镇万年世代繁昌”。也正是从这张临摹手抄本文字上，得到“船屋”主体修建完工的准确时间信息，而通过这张摹本的另外一个信息却往往被后人忽略，即房屋主人的六个儿子的名字为：启堂、启基、启墉、启墀、启绅、启源。倘若按陈先生之说，“船屋”果真是“洪船”，即“洪门”弟子议事与聚集之地，则至少需满足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房屋主人与洪门中有相当地位的子弟有染；二是议事虽暗犹明，应当有合法身份及其合法的聚会方式；三是暗语与隐语等联络方式固定。然而，这些重要证据现如今很难在洲湖村找到痕迹，经笔者再三索求及尽力附会，总算找出几条疑点免强可成为“证据”：一是房屋主人黄惠尤家产上千万元，所开设的当铺居然在黎川县志中无记载（清代黎川县城内最大的当铺“德和”架本才区区2万元），显而易见具有大量财源来历不明之嫌疑，容易引起人们联想起“洪门”的大量秘密财产；二是洲湖村黄氏家族历来有“文帝会”的邀会习俗，这是一种民间互助借贷性质组织，洲湖的“文帝会”以祭祀文昌梓潼帝君圣为神灵，共有二十二股，轮值者达八值之多，也就是每八年才能轮流成东道主一回，这种法定聚会方式是否有洪门弟子的身影，可存在些许疑惑；三是在洲湖村的宗族祠堂内，有大型双龙戏珠壁画和供奉明代帝王的遗迹、有大量让人迷惑不解的图案、有神秘的窗柩设计等，更有洲湖“船屋”标志性建筑，这些足以让人联想起“洪门”的暗语与隐形标志特色等。

如此看来，洲湖“船屋”的确有许多不解之谜，让人油然联想起“洪门”帮，更深信“船屋”108间有着深层意义所在。

笔者调研时仍住在“船屋”内有12户人家，其中黄姓1户、邹姓5户、鲍姓1户、熊姓1户、裘姓1户、席姓1户，另有外来杂姓名户。黄（禺页）俚时年70岁，是洲湖村中黄氏家族中最为年长者之一，他对笔者说，按照村中建房的习俗与居住的习惯，“船屋”中的上厅是黄惠尤公手上建成的，而中厅和下厅等应当是他几个儿子手上不断增建而成的，一般来说，上厅是最年长者居住，中厅与下厅的正房与偏厅等则是子孙中按长幼辈份或正出、庶出之别分而居住，外围与门廊等处多为下人或长工等分住。如此，108间的船屋，则成为一个家族长幼有别、内外有别的居住身分象征。

管教授分析说，“船屋”南北宽达76米之多，整个建筑庞大而如此复杂，且外型设计如此匠心独运，在古代科学知识并不十分通晓的情况下，风水先生的测量与建议往往起到科学的作用。比如风水学说中的有一种说法，在一个相当难得的风水宝地上，“大”能承受风水百般好处，也能挡住不吉祥之凶杀气息，“小”则能有效躲藏和回避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洲湖“船屋”正是借建筑的庞大而承载风水好运，而抗拒周边山体气息的不祥，而108间的架构体系，则是借星相学的天罡与地煞108星的祭祀意义，达到顺应天理，即达到天、地、人三者合为一体的思想境界。108这个神秘的数字来历，其实是古太阳历法中的尺度，太阳历中一月三十六天，一节七十二天，后世道教借五行说、易卦说等演绎出天罡与地煞之名，并被《水浒传》作者所吸收并演化为结拜之义，后为“洪门”等秘密组织所沿用等。“船屋”内部结构如若暗合108这个神秘数字的话，其本意应是为避凶就吉，即顺应天时地利人和之道。

三、 “船屋”主人与家世之谜

相传洲湖“船屋”的主人名叫黄平安，号惠尤，是当地一名富商。有关黄平安生平事略，村里的人也大都不甚知晓，传说他原本是个家境一般的小商贩，凭着精明勤劳，年轻的黄平安从贩卖皮油（乌枸子油，用于乡村作坊生产蜡烛）起家，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里，迅速发展成为一名在黎川和光泽、福州、台湾一路有20多家当铺的富比王侯的巨商大贾。为了夸富乡里，同时也为了在家乡置办一份永久产业，黄平安请来了风水先生，在洲湖中心地带修建了这座规模宏大的豪华宅。相传由于乔迁时有不祥之兆，黄平安和他的六个儿子极少在此居住，豪宅平日里由黄氏族人居住代管，而黄平安的后裔有说去了台湾和福建一带发展，有说早已败落找不着根苗。

事实上黄平安的六个儿子的后裔一直在洲湖生存与繁衍，只是后代子孙再也不曾出现过惠尤公这船神通广大的人物而已，因而默默无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不与凡人争辩是非。

黄木林今年六十多岁，他是“船屋”主人黄惠尤的长房孙子，他告诉笔者说，黄惠尤年轻时靠做皮油生意起家，生有六个儿子，老大启堂至今仍有3户子孙衍承，老二启基过继族人黄藕伟延续子嗣，老三启墉的后裔在南昌发展，曾任江西省财政厅办公室主任的黄思圣先生即是这一脉；老四启墀后代外迁无音信，老五启绅子孙仍有2户在洲湖延脉，老六启源家后裔当年参加红军走后亦无信息。

据《洲湖黄氏村族谱》载，黄平安，字植三，号德圃，又称惠尤公、亦槐公，恩荣榜中名讳德圃公，曰国学生，以子启基贵，敕赠文林郎，妻吴氏，敕封儒人。德圃公生有六子，即“船屋”栋梁上撰刻的六个福主信士者：启堂、启基、启墉、启墀、启绅、启源。六个儿子就有三个捐了官职：启基于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十三日捐授按察司经历，启堂捐授州司，启墉捐授丝丞；而启源则是乡贡生。查阅黄平安的苗裔，从唐末之乱的唐昭宗授黄峭山为邵武军正千广侯算起，至北宋时的黄井，迁居南丰县龙池乡双井头村。其22世孙黄国询定居在资溪县，后迁移到洲湖，为洲湖黄氏开山之祖。黄国询第六代孙即黄平安，生于清乾隆辛卯（1771）年十一月初三日，卒于道光辛已（1821）年七月初一日，黄平安生子六人曰堂、基、墉、墀、绅、源。

在《洲湖村黄氏族谱》中，乡贤恩荣榜上记载有八人，现按时间顺序整理如下：

东溪公：名乃旦，黄恭之祖父，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二月十三日，捐职布政司理问加二级，赠奉直大夫（注：文阶，从五品）。

德圃公：名平安，字植三，号亦槐、惠尤，黄启基之父，清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十三日捐授按察司经历，赠文林郎（注：正七品）。后例赠儒林郎（注：从六品）。

雨人公：名常经，字启基，清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十三日捐授按察司经历，赠文林郎。

占魁公：字宰，其子黄恭，因子恭捐职诰赠奉直大夫。清道光十八年（1838）十二月十一日。

敬庄公，字恭，捐职同知，赠奉直大夫（注：从正五品），其子黄骥。清道光十八年（1838）十二月十一日。

南崖公：字骥，启皆之父，捐职同知，赠奉政大夫（注：正五品）。清道光十八年（1838）十二月十一日。

益斋公，字家宾，黄启人之祖父，捐职卫千总，赠武略佐骑尉（注：武阶，从武品）。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二月。

候台公：字道，黄启人之父，捐职卫千总，赠武略佐骑尉。清道光十十八年（1848）十二月。

封荫名录有十二名：黄仕旭，任明洪武锦衣卫校尉防，后升授指挥使司；黄易一，荫袭锦衣卫，明永乐初年升指挥使司；黄乃旦，国学生，其孙黄恭，赠奉直大夫；黄宰，国学生，其子黄恭，赠奉直大夫；黄家宾，邑庠生，其孙黄启人，赠武略佐骑尉；黄恭，国学生，布政司理部加二级，以孙黄启皆贵，赠奉政大夫；黄亦槐，国学生，以子黄启基贵，赠文林郎，后例赠儒林郎；黄道，国学生，其子黄启人，赠武略佐骑尉；黄骥，国学生，其子黄启皆，赠奉直大夫；黄启基，国学生，候选按察司经历，敕封文林郎；黄启人，郡庠生，候补卫千总，其子黄裳，赠奉直大夫；黄裳，廪贡生，即选训导，诰授奉直大夫，后议叙光禄寺署正加二级。

纵观黄氏家族辉煌期，在清嘉庆十六年（1811）至二十八年（1848）近四十年左右，其间捐职人数多达八人，封荫人数达12人。授有职衔者达17人，其中职衔最高的为正五品，最低者为武职军功八品，文职11人，武功6人。黄氏村族谱中另有记录全村有贡生六人，郡庠生17人，武庠生3人，监生54人，从九16人等。按清代的“捐纳”（用钱谷买官）制度，现任官员，捐银千两或米二千石者加一级；银五百两或米千石者纪录二次；生员捐银二百两或米四百石，准入监读书；富民捐银三百两或米六百石，准给九银二百五十两或米五百石纪录一次。品顶带，捐银四百两或米八百石，准给八品顶带。如此推算，则黄平安父子捐职按察司经历与文林郎官衔，一个正七品至少需捐银五百两或米一千石以上，父子二人同时捐职正七品官衔，花费在一千两银子以上，外加上启堂捐授州司马、启墉捐授丝丞、启源捐贡生等，总共花去银两约二千余两。按照江西黎川区域的明清风俗传统，家庭分工一般为老大务农为本，其余子弟中视情况不同，或经商，或科举进士等，则可推测黄平安家中的老大启堂为守业代表，故其子嗣仍在洲湖村最多，老二启基为从商的代表，故协助父亲商务并主持家道经济，也最得父亲赏识，所以他捐的职官最大，其子嗣可能因外出经商而迁移，故洲湖村中仅存继子后裔。值得注意的是，“船屋”上厅建成典礼时，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而传闻中的屋主黄平安实际上卒于道光元年（1821），其捐职于道光九年（1829），从这几个年代推论，再加上正梁中央的福主名字，则可知，“船屋”的主人实际上是黄启基，因为他在外经商赚了大钱，故而在道光九年时为自己和父亲黄平安同时捐了官阶，并在黄东溪公祠旁为父亲黄平安建造祠堂曰“儒林郎第”。由于长生在外经商，黄启基无法与家人同享豪宅之福，老大黄启堂名正言顺地成为代管人，故民间口舌传闻讹化之。

如此，传闻“船屋”主人为黄平安之说实为谬误，家族中黄启基才是真的主人，正是他与兄长黄启堂率领兄弟六人共同建造了“船屋”这个奇迹。

在“大夫第”上厅内，可以看到遗存的两块寿匾，其一是书于清咸丰元年（1851）孟夏时节的“硕德永季”匾，上书：“恭祝敕赠儒林郎大司赞宗兄秀崖先生六十荣庆”，落款为：“赐进士出身诰授奉直大夫武英殿撰修翰林院编修加二级宗愚弟因莲顿首拜”。比照清咸丰年间村族中捐职情况推测，秀崖先生当指黄启基堂；黄英莲，据县志记载于清乾隆六十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嘉庆五年浙江副主考，曾主讲于白鹿、豫章、旰江等书院。另一寿匾为清同治年间书写的，赠文为：“文学日生黄先生七秩荣庆”，落款为：“赐进士出身钦加同知衔历知青阳、黟县事宗愚弟长森拜题”。黄长森，据县志载于清同治七年进士，历任安徽桐城、青阳和黟县知县，工于诗文，著有《自知斋诗集》等；而“文学日生黄先生”则不知其谁，查阅村族贡生六人：黄启源、黄定祥、黄裳、黄鹄、黄棠和黄兆藻，按时间推算大约指黄启源。

四、 东溪公祠中神秘的图案

洲湖村口，倚西堂山而建的“黄东溪公祠”与“儒林郎第”紧密相连，成为村族中祭祀、聚会、添丁喜庆的公众场所，即村族重要的标记性建筑。

东溪公祠正门上四个彰显的门当，昭示着家族五品官阶的身份。这本是幢清代中期的建筑，因为东溪公黄乃旦捐职于清嘉庆十年，捐的是布政司理问加二级官衔。然而，黄东公溪祠堂内遗存至今的诸多现象，特别是墙壁上的种种图案，却给后人留下许多不解之谜。

之一：神堂正壁中央隐蔽处，有丹青工画绘制的双龙戏珠图案，两条青龙绘制得栩栩如生，观者无不感叹，以为有王者之风范。据村民所相传，神堂内原供奉的神像为明代帝王，因而很容易使人朝着“洪门”天地会秘密组织方向联想。究竟这里是否有“洪门”弟子活动影子，现已成为一个不解之谜。

之二：正厅两旁与神堂接攘处，有两个对称的巨大圆形窗口，窗子的设计颇为独出心裁，观之或若巨型船舵形状，或若八枝长箭齐射中央，或若太阳光芒四面八方，或若葵花盛开向阳，或若易经八卦图案等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究竟这样的窗口设计表现什么样的主题，寓意怎样的深刻含义，业已不得而知。

之三：正厅与廊厅的所有墙壁上，均可看到分布均匀、图案简约的各式各样花卉图案，其中以梅花和葵花两种最多，甚至几乎所有梁斜撑与门窗连接处的小支撑雕刻，均为葵花形状，这仅仅是房屋主人的偏好，还是另有他故呢？比如，在明末清初的黎川县境内，曾出现以黄士奇等黄氏家族的百姓聚众结“百花英盟”专门与豪富作对的事件，虽然后被镇压下去，可东溪公祠内遍布“百花”图案，是否另有隐情已不得而知。

之四：砖木结构的公溪祠内，仍可察看到许多砖头上有阳文映现，字迹隐约呈现为“明”字。由于不属于官府的大型建筑征用需要，民宅上的砖瓦上撰刻烧制者，除非别有用心，否则不符合常制，这是否房屋主人真的具有反清复明思想呢？

之五：砖木构架的梁柱，按清代建筑的特点，一般均是栋柱直接竖在磉石上，而明代的建筑，因为强征石磉税要求，民间为逃避此种杂税，故将栋梁之柱与石磉之间垫上圆形木质磉垫，后渐成为一种的建筑风格。而东溪公祠中，则普遍展示了此种明代建筑风格，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恐怕只有房屋主人才能解开此谜。

诸如此类的谜团还有许多许多。究其竟，问题集中在一个，即黄氏家族中是否真的有天地会反清复明的成员？偿若此为“洪门”的聚集之地，那么上述疑惑便可朝着一个方向解释，这也是许多学者正苦苦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末清初以来，黎川县域从杉关入境的山寇或义军，大多即天地会组织，还有太平天国军队等，大大小小的战乱或骚乱先后不下百余次，为什么这个富甲一方的洲湖村却从没遭遇过兵燹呢？

但是，翻阅《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天地会组织史料，一一比对洲湖村中诸多奇异现象，却又无一吻合。倒是有一首对答诗描述的“木杨城”内构架情况，与“船屋”大致相似，其对答曰：“木杨城有已多（注：多少）间屋？有一百零八间屋。多少屋有人居住么？五间有人居住。何人居住？五祖居住，一百零三间屯兵养马之处。（口甘）少屋焉能住得？间间屋三座，座座有三进，进进有三楼，前有余地，后有大园，无倾之地。”

黄氏子孙代代传唱着一首名为峭山公遗训的诗歌，据说是唐末之乱中峭山公亲自书写传给子孙的，以便子孙在各地分居繁衍后相互认证。诗曰：“迅马登程往外乡，任随胜地立纲常；尔居外境犹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晓夜莫忘亲命语，晨昏当荐祖前香；愿言苍昊垂休庆，二九男儿总炽昌。”

补记：这是笔者2005年撰写的考略式的文章，一直压在厢底未正式发表。今重新整理些许文字，借今日头条平台呈示，诚请大家批评与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