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学的发展历史

风水是人类对居住的地理环境（阳宅）和人死后下葬的地理环境（阴宅）的俗称，堪舆则是在风水学术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总结。“堪舆”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淮南王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中。堪舆”一词释义，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解释到：“堪：天道也；舆：地道也”。自秦汉开始，风水学开始初步形成，在这个时期，阴阳学说主要用来解释宇宙中万物的兴衰发展。同时，人们将阴阳五行学说与风水结合起来对周围的生存环境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汉代风水理论著作《堪舆金匮》和《宫宅地形》为最早的风水方位之书，为风水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到魏晋时期，风水学的理论体系初步建立，这个时期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和著作包括三国时的管辂（lu）及其代表作《管式地理指蒙》、魏晋风水大师郭璞及其代表作《葬书》。《葬书》对以后的风水学发展影响极大，系统的提出了风水的基础理论，并在书中首次提出“风水”二字，因此，郭璞被后世从事风水研究的工作者尊称为风水学的开山鼻祖。

唐宋时期，是风水理论进一步发展、应用、成熟和风水著作大量面世的时期。这个时期，风水界名人辈出，最具代表的风水大师有唐朝的袁天罡、李淳风、杨筠松、邱延翰、曾文瑞；宋朝的赖文俊、陈抟（tuan）、吴景鸾、蔡元定、徐仁旺等，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为杨筠松和赖文俊。杨筠松是唐僖宗的国师，官至大夫，掌管天文地理之事，号救贫先生，代表作有《疑龙经》、《撼龙经》、《青囊经》、《天玉经》等，救贫先生的风水理论要点，主要体现在《疑龙经》和《撼龙经》两部作品中，强调山龙落脉形式为主，开创了后世风水中的“形势派”，其理论主要针对阴宅而言，其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九星学说，为后来的《八宅周书》提供了主要理论依据。宋朝年间的赖文俊，自号布衣子，世人称赖布衣，主要著作有《催官篇》二卷，在风水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是理气学派的典型代表作。

明清时期是对前期风水理论进一步发挥释义和理论验证总结的时期，同时，官方和民间并举，使风水学著作大量涌现。形势派和理气派明显对立又迅速发展。主要代表作有明代王君荣的《阳宅十书》，蒋大鸿的《水龙经》、《地理辩证》、《古镜歌》、《天元五歌》等，赵九峰的《地理五诀》；清代叶九升的《地理大成》、魏春江的《阳宅大成》等。本时期研究风水的重点是在注释、辟谬、校补内容上，很多资料成为当今研究风水的重要文献，但也有学者评论，明清是风水学研究的泛滥时期。

清朝中晚期，由于受到西方科学的冲击，风水术一度萎靡不振，人们开始运用西方科学观审视中国风水学，除风水理论中的“三龙说”为近代地理学界所接受外，其余内容几乎全被否定。清末民初，浙江钱塘人沈竹礽（reng）尽毕生精力，穷风水之精华，逝后由其儿子沈瓞（die）民整理出版的《沈氏玄空学》，为玄空风水学又开辟先河，独树一帜，使玄空学成为当今风水学的研究热点。

在现代社会，风水学长期被视为封建迷信、文化糟粕，为学术界所摒弃。人们不会忘记，当风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全部封杀，被国人逐渐遗忘的时候，当国人崇洋媚外，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时候，国外一些学者却悄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86年5月份，日本《建筑文化》杂志刊登了三浦国雄和毛纲毅旷发表的《风水与城市形象》文章，运用中国风水对城市建设进行了全面的构思；英国学者西蒙.丁.盖尔发表的《方位与建筑环境》也被日本《建筑文化》杂志转载；1985年，杜登在纽约出版了《风水-地理位置选择与布局艺术》。国外出版及期刊出现了大量关于中国风水的著作及文章，使国人为之大震。人们开始反思，古人研究的风水成果，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是无价之宝；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风水的“回归效应”，风水学首先波及到东南亚及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大陆随之也出现了“风水研究热”。风水的“回归效应”将促使更多的有志文化之士不断的探索，进一步挖掘风水的深层内涵，使风水这门学问发扬光大，造福于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