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熹与吕祖谦丧葬观看“江南无族葬”辨

最后更新：2023.11.16 06:27

20世纪中叶以来，浙江及其附近地区清理的两宋墓葬，尤其是南宋墓葬，数目众多。但是，宋墓的系统整理和综合性研究并不为学术界所重视。《读墓——南宋的墓葬与礼俗》是一部较为系统介绍考古发掘的南宋墓葬的学术论著。澎湃新闻经授权选刊《“江南无族葬”辨》一文。该文从风水、朱熹与吕祖谦丧葬观的差异来辨析古人说的“江南无族葬”，揭示江南与中原族葬墓地的差异及其成因。

“江南无族葬”是宋人的说法，廖刚《高峰文集》卷十一《夫人廖氏墓志》称“闽中无族坟墓者”；朱熹声称江南“坟墓非如古人之族葬”，墓祭故以随俗为是；陆游《放翁家训》：“又南方不族墓，世世各葬，若葬必置庵赡僧，数世之后，何以给之？吾墓但当如先世置一庵客，岁量给少米，拜扫日给之酒食及少钱，此乃久远事也”；明初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三○《赵氏族葬兆域碑铭》说：“盖大江以南拘泥于堪舆家，谓其水土浅薄，无有族葬之者。”

如前所述，江南既然存在一定数量的松散型家族墓地，古人为何又说“江南无族葬”呢？

江南多山多水，又惑于堪舆家，墓地呈现出与中原迥然不同的面貌。若以《周礼》或中原族葬法的标准来审视江南，确实可以认为江南“无有族葬”。形法墓地追求独立的怀抱之地，与族葬冲突。清四库馆臣为东晋郭璞《葬书》所撰提要称：“葬地之说，莫知其所自来。《周官》冢人、墓大夫之职皆称以族葬，是三代以上葬不择地之明证。”将堪舆术（形势派）视为族葬的对立因素，一语中的。

一、多占风水

试举二例，足以说明“江南无族葬”。准确地说，是江南很少有人追求多代人合葬，更不存在中原模式的家族墓地。

宁波鄞县史弥远家族是显赫的家族，史浩、史弥远、史嵩之，“一门三丞相”，史弥远、史嵩之是宋宁宗、理宗两朝的权相。当其盛时，史氏家族当然有实力在家乡实践聚族而葬的意图，但实际状况绝非如此。

鄞县东钱湖南宋史诏墓道石刻

以史弥远一支为例。史诏—史师仲—史浩—史弥远—史宅之—史尧卿系：史诏墓在鄞县东钱湖镇绿野岙村，史师仲墓在横街村吉祥安乐山乌竹坪，史浩墓在翔凤乡吉祥安乐山采坑，史弥远墓在大慈山北麓，史宅之墓址待考，史尧卿墓在“东湖大慈山秀峰夏家岙之原”，众墓各自独立，距离遥远，互不相属。

宁波东钱湖南宋史氏家族的墓道石刻

以史嵩之一支为例。史诏—史木—史渐—史弥忠—史嵩之、史岩之—史玠卿系：史木葬鄞县世忠寺；史渐葬上水村凤凰山南麓，即今东钱湖南宋石刻公园所在；史弥忠墓在五乡镇宝幢王坟山；史嵩之墓在慈溪县石台乡，即今余姚大隐车厩山，2011年经抢救性考古发掘，距离其祖父史渐墓约30千米；史岩之葬“绍兴府余姚县龙泉乡”，即今慈溪横河镇梅湖水库；而史嵩之长子玠卿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葬于“慈溪县金川乡东麓之原”。众墓各自独立，或在庆元府鄞县、慈溪县，或在绍兴府余姚县。

一代儒宗朱熹，也不曾选择族葬。

朱熹祖父朱森，墓在福建政和县莲花峰下，祖母程氏，墓在政和奖溪铁炉岭；朱熹父亲朱松，初葬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五夫里，后改葬崇安上梅里寂历山，朱熹生母祝氏墓，在建阳天湖之阳；朱熹夫妇墓，在建阳唐石大松谷；朱熹长子朱塾，葬于建阳茶垱；次子朱埜，墓在建阳左衢村；三子朱在，墓在建阳永安寺后；朱熹长孙朱鉴，墓在建阳秦溪外里；曾孙朱浚，墓在建阳登仙里小溪。更有甚者，朱熹祖父母、父母，竟然均未完成夫妻合葬。

建阳朱熹墓

墓地分散，乃“多占风水”之故。朱熹迷信风水，其墓地由术士蔡元定卜定，此事为人周知。朱熹妻刘氏卒于淳熙三年（1176）十一月，次年四月下葬于建阳唐石，其间相隔半年，因为崇安墓地不理想，朱熹“更呼术人别卜他处”，吕祖谦、张栻都曾写信劝他勿听信阴阳风水。

江南无族葬，一方面由于江南的自然条件与中原迥异。元代奉化籍学者戴表元，以其祖墓为例，说“江南山稠水迫，难用中原昭穆为穴，穴多者惟以砖椁隔分左右”；另一方面是南方不同于中原的堪舆术数传统，囿于形势派风水教条，多占风水，如宋濂所谓“盖大江以南拘泥于堪舆家，……无有族葬之者”。

方大琮批评朱熹多占风水：“惟朱文公最喜风水，韦斋（朱松）与祝氏皆别葬，文公又自葬唐石，门人执绋者数日乃至，水心（叶适）笑之，谓其多占风水。”朱熹指摘“永嘉之学”等异己学派一向矫激，叶适则讥讽朱熹迷信风水：“二郑（郑伯熊、伯英）因是喜阴阳家，余尝怪苏公子瞻居阳羡而葬嵩山，一身岂能应四方山川之求。近时朱公元晦听蔡季通（蔡元定）预卜藏穴，门人裹糗行绋，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

父子、祖孙多占风水，各自寻找佳域吉穴，这是江南很少人家谋求合葬的主要原因，偶有族葬，也只是松散型的聚葬，与秩序井然的中原家族墓地根本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江南确无族葬，即不存在中原模式的族葬。

居住址和墓地，是传统家族看重的两个礼仪空间。叶适讥讽朱熹喜阴阳家，致使墓地分散，给子孙、友人的墓祭带来不便。南宋初名相赵鼎，墓在衢州常山县，其《家训笔录》第十三项“田产既不许分割，即世世为一户，同处居住，所贵不远坟垄”，即告诫子孙最好聚居在墓所附近，以便于族人墓祭，更利于聚族。

如果居住址和墓地距离较近，宋人多乐意在墓志中予以强调。徐邦宪墓在武义县西郊壶山脚下，据出土圹志载其葬地“去耕庐仅半里”。“耕庐”即徐邦宪生前在武义县城内的居址——书台山。书台山在壶山脚斜对面，圹志说“仅半里”，数据基本准确，“半里”应该是个很近的心理距离。但其子徐谓礼却葬于城东，可能是徐谓礼自择风水之故。

徐谓礼夫妻合葬墓

丽水出土李垕为其亡室所撰《李垕妻姜氏圹志》曰：“余不胜伉俪情重，□远葬，卜所居西偏地吉，顾视不劳举足，大惬余意，遂以嘉定己卯十一月甲寅殡诸圹。至嘉定壬午四月乙酉乃定向亲土焉，亦循阴阳家说云尔。”在时人看来，墓址靠近居址是理想的选择，便于后人守墓、墓祭和生活。然而，生活和聚族的好处，依然不可与阴阳家宣称的利害相冲突。堪舆风水观念对多数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追求好风水，人们宁愿葬于远离居址的地方。显然，朱熹未曾考虑将墓地作为聚族的向心点。

朱子惑于风水的事实，对后世儒家标榜的价值观造成了困扰。据明温州永嘉人项乔《游九鲤湖武夷山纪事》，嘉靖十六年（1537）项乔游历建阳考亭朱熹晚年故居，得知朱熹子孙昌盛，认为“皆公一人盛德所钟也，公有大造于天下后世学者，故宜然，或谓公善择地里而然，今观故宅，虎高于龙，主低于案，则未必然；或又谓其葬韦斋、祝氏及所自择葬三地，形胜异常，以致然者，此尤事理之必不然也，吾不敢信”。项乔为朱子辩护，称其子孙昌盛，非因风水，乃因其道德功业；然而，朱子迷信风水，事迹昭彰。稍后，嘉靖十八年项乔葬母娄氏时，“谈风水者谓将不利于冢子冢妇，冢妇惊恐”，项乔特撰《风水辨》辨之，或问：“朱子，大儒也，兆二亲于百里之远而再迁不已。子以程、朱为不足法乎？”项乔答曰：“兆二亲于百里之远而再迁不已，谓朱子纯孝之心，惟恐一置其亲于不善之地则可矣，若谓缘此求荫，恐非圣贤正谊明道之本心也。况生则同室，死则同穴，中古以来未之有改也。使二亲而有灵，夫岂安于百里之暌离，而不抱长夜之恨乎。其所以屡迁者，或以藉以求荫焉耳。呜呼！其求之者力矣，何后世子孙受荫，不过世袭五经博士而已。岂若孔子合葬于防，崇封四尺，未尝有意荫应之求，而至今子孙世世为衍圣公耶！”终于承认迷信风水是朱子的千虑一失。

二、朱熹与吕祖谦丧葬观的比较

朱熹、吕祖谦是乾淳年间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二人以同志之交，分别撰有《家礼》《家范》，对丧礼各有较系统的整理，但二人对丧葬的具体言行，颇多不同，别有意味。

《朱子家礼》是指导一般士庶家族的祠堂礼、冠、婚、丧（葬）、祭仪礼的实用书，在后世成为指导家庭伦理纲常、日常生活的基本准则。《家礼》卷四《丧礼》是朱熹构思最早、用功最深、篇幅最大的部分，主要有三部分组成：第一为制作，即丧礼所需的服装、器物的材料、规格尺寸、制作工艺，如缞、绖、杖、深衣等；第二为程序，从始死到成服、居丧到最后除服的各个环节，成服以前的初终、小敛、大敛，成服后的治葬、反哭、虞祭、卒哭、祔，居丧期间的小祥、大祥、禫等环节的仪式、服装和器物准备；第三是服纪，即服制，以死者与丧主之间的亲疏关系，确定相应的服丧期限和礼仪。服纪是丧礼中最繁难、争议最多的部分。丧礼的复杂性与重要性，是婚礼、冠礼所无法相比的。但是，丧礼中最复杂的程序和礼仪，并不体现在考古发现的墓葬物质遗存中。《朱子家礼·丧礼》偏重强调技术性、程序性的原则和内容，尤其强调墓室“无使土亲肤”的要求，而对与思想观念关系更密切的合葬、族葬、昭穆之类，则只字不提。这应该与《家礼》用以指导士庶日常生活的性质以及朱熹的理念有关。

相对而言，吕祖谦《家范·葬仪》的条目设计更加简洁，突出强调“入土为安”的常识，《葬仪》第一个条目就是“筮宅”：“既殡，谋葬，择地得数处。执事掘兆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开门见山，强调人死入土的迫切性。与吕祖谦《家范》相比，朱熹《家礼》稍显繁复，但更为体系化、程式化。当然，《家礼》又较司马光《书仪》简明。

吕祖谦《家范·葬仪》、朱熹《家礼·丧礼》均本于司马光《书仪》和儒家经典的核心价值，唯详略有差。二人涉及的共同议题，在文本上的差异并不大，毕竟其经典依据大体重合，只是在内容的侧重点和程序的系统性上有所差异。

武义明招山吕祖谦家族墓地

《家礼》《家范》的具体文本貌似大同小异，但在具体丧葬行为中，朱、吕二人差异极大。吕祖谦在武义明招山为其父母吕大器、曾氏以及前三任妻子经营丧事，均以“入土为安”为要务，在三个月以内完成下葬。据考古勘探所知，吕祖谦和前韩氏、后韩氏墓地位于明招山大坑的小山丘，并无好形势可言，墓室也简陋。朱熹说：“因说地理曰：‘程先生亦拣草木茂盛处，便不是不择。伯恭（吕祖谦）却只是胡乱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理，故意不理会，尤不是。’”吕祖谦于丧葬漫不经心，“只是胡乱平地上便葬”，朱熹对此深不以为然。

明招山出土的《吕好问圹志》

反观朱熹，其对风水择址和墓室密封性远比吕祖谦重视。淳熙三年（1176）十一月，朱熹为亡室刘氏寻找墓地，颇费周折，曾引起吕祖谦批评。至于朱熹改葬生父朱松，而其生母祝氏墓地“东北距先君（朱松）白水之兆百里而远”，朱熹为长子朱塾治丧，从“初终”到下葬，相隔近两年。处处与吕祖谦不同。

朱、吕二人丧葬观的最大差异，尚不限于此。开禧三年（1207）进士、兴化军莆田人方大琮说：

吕氏自南渡来，子孙虽分散四出，多归葬婺之明招山，故成公为人墓志，遇附葬者必喜道之，然或者谓吕之子孙不甚寿，亦祖山掘凿太过也。惟朱文公最喜风水，韦斋（朱松）与祝氏皆别葬，文公又自葬唐石，门人执绋者数日乃至，水心（叶适）笑之，谓其多占风水。前辈之不同盖如此。

明阮元声编《宋东莱吕成公外录》所附《明招山坟图》书影

吕祖谦出身于北宋大族东莱吕氏，中原士大夫家族有营造家族墓地的传统，安阳韩琦、洛阳富弼、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均为其例。吕祖谦七世祖吕夷简在北宋天禧年间置家族墓地于郑州新郑神崧里，迁祖吕龟祥、父吕蒙亨灵柩于其中。庆历四年（1044），吕夷简卒，亦葬该处。此后，诸子孙如吕公著、吕希哲等皆祔。宋室南渡前夕，神崧里已形成八代人聚葬的墓地，连吕好问、吕祖谦祖父吕弸中等人寿穴均已安排就绪。南渡以后，吕氏子孙分散四出，但不分房派，从南宋初至元代，凡五代家族成员（包括少数第六代成员）悉数聚葬明招山，形成江南地区罕见的家族墓地。

河南安阳韩琦家族墓地

可能与中原故家大族的传统有关，方大琮敏锐地发现，“成公为人墓志，遇附葬者必喜道之”。查吕祖谦《东莱吕太史集》，吕祖谦撰《金华时澐母陈氏墓志铭》，开篇即宣扬族坟墓“居焉而父子有秩，兆焉而昭穆有班，奇邪谲怪之说未尝出于其间”对于“维死生之大纪”的重要性，而正文用来记述志主生平事迹的篇幅反而不多；又如《金华游玠母陈氏墓志铭》，吕祖谦称游玠“祖墓岸城濠，湫隘无以族昭穆，乃卜地于城之东”。吕氏不只鼓励他人合葬、族葬，自家更在明招山践行族葬，即所谓“族昭穆”。

事实上，吕祖谦的主张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产生了影响和示范效应，时人称“吕伯恭办丧葬，一切如礼经，除朝夕奠之外，无一事不焚纸钱，盖其自信如此耳”。

与此相反，朱熹多占风水，致使坟墓分散。方大琮称“前辈之不同盖如此”，足见二人行为差别之大。因为自然环境、人文传统、风水观念的不同，中原、江南分属两大不同文化区域，吕祖谦代表中原传统，而朱熹更具江南文化传统的背景。

中原与江南，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