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04年，朱温在攻克长安之后，尽诛宦官，并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督促全城百姓东行。百姓在军官的驱逐下，号哭满路，都大骂说：“贼臣崔胤召朱温来倾覆社稷，使我曹流离至此！”在听到百姓的抱怨声之后，朱温决定断绝他们思乡的念头，下令拆毁长安宫室及民间住宅，将建筑材料全部抛入渭水之中，自此千年古都化为了一片废墟，秦汉隋唐遗迹荡然无存。

在历史上长安经历过多次浩劫，西汉末年，赤眉军进入都城之后，大肆烧毁宫室，宗庙、园陵都被发掘，造成数十万百姓冻饿而死得悲剧；永嘉之乱时，晋愍帝坚守孤城，内外断绝，人复相食，最后被迫投降于汉赵，长安沦入胡人之手；安史之乱时，唐肃宗为了收复长安，与回纥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之后因用洛阳来顶替，才使长安幸免于难；唐代宗之时，吐蕃攻入长安，掠府库、焚市里，都中萧然一空，百姓皆逃入山谷；据《新唐书》记载，黄巢兵败退出长安之后，“方镇兵互入虏掠，火大内，惟含元殿独存”；到了朱温逼迫唐昭宗迁都时，长安彻底变成了一片废墟。

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次强制迁都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从此以后，长安再也未能成为中国的都城。

黄巢之乱后，长安毁于起义军与藩镇军之手

宋明两朝关于定都长安的争论

公元976年，宋太祖赵匡胤到郑州巩县去祭扫祖陵，他登上高台，泪流满面地说： “我后当葬此”。之后他又继续前往自己出生的地方——洛阳——考察，看着壮丽的宫室，宋太祖萌生了迁都的念头，不肯再回汴京。大臣李怀忠立即进言说：“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认为神都洛阳远离漕运要道，交通不便，已不适合做首都。然而任凭百官如何劝解，宋太祖都不肯听。最后皇弟赵光义也叩头切谏，反对迁都。谁知宋太祖却说：“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

由此可知，在北宋初年曾出现过两种定都理论。一种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以宋太宗赵光义为代表；另一种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以宋太祖赵匡胤为代表。当时朝中大臣皆支持宋太宗，然而宋太祖拥有君王独断的权力，宋朝一度距离定都长安很近，结果因宋太祖于当年离奇去世而搁浅。

宋太祖曾考虑迁都长安

1368年，朱元璋北伐中原，在徐达与常遇春领兵光复河南之后，朱元璋立即巡幸汴梁，他召集群臣共同商议两件大事，一件是如何北取元都，另一件就是迁都何往。

朱元璋当时以汴梁为北京，金陵为南京。但他认为宅居于南京的六个朝代都国祚短暂，历代帝王大多定都中原，因而考虑以汴梁为首都。然而不久之后他又说：“大梁四面受敌，非建都之地。”于是监察御史胡子祺上奏提议迁都长安，但朱元璋嫌弃关中地区漕运艰难，故而没有答复他。接着又有人主张以燕京为都，翰林修撰鲍颖反对说：“胡主起自朔北，是以立国在燕”，如今天命已改，不应再取胡虏巢穴而居；况且北京地区经过辽、金、元三朝的统治，胡化严重，文明礼仪尽皆废弃，故而应定都在汉人集中的南京地区。最后刘基等人也认为南京是龙兴之地，而且靠近祖陵凤阳，不应另议迁都，朱元璋只得作罢。

最终，明朝也像宋朝一样，没有定都长安。

明朝时曾有人提议迁都长安

长安的王气在唐朝时已经断绝？

对于长安不再适合作为首都的原因，古人进行过多方面的论证，其中“王气论”影响颇大。

在明朝时有一个地理学家名叫王士性，他写了一本《五岳游草》，里面论述中国历史上“王气”的变迁。王士性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雍、冀、河、洛为诸夏，而荆、吴、越、闽为蛮夷，然而到了明朝之时，声明文物反以东南为盛，这是因为存在“天运循环，地脉移动”的规律。为此，他继承堪舆家龙脉风水的理论，并加入了盛衰的思想。

古代堪舆家认为中国地区的山脉皆出自昆仑，之后分为三条龙脉。最北一条起自阴山、贺兰而入山西，经太行山而渡辽海，称为“北龙”；中间一条起于关中，出终南、太华而下嵩岳，转荆山、抱淮水，最终由泰山而入海，称“中龙”；最南一条出吐蕃，下丽江，趋云南，自桂林而过九嶷、衡山，经南岭而度海，称“南龙”。

王士性说自古王气，中龙最先发，而长安、洛阳正是中龙王气的聚集之地。然而越到近世，此地的王气越衰败。两汉之时关中被攻占的次数寥寥无几，而到了唐朝，这个地方却成为了各路叛军的打卡地：安史之乱时长安沦陷、吐蕃东侵时再度沦陷、“泾原兵变”之后叛军攻入长安，唐德宗被迫逃亡、黄巢游击过大江南北，最终也攻克了长安、而当长安最后一次沦陷于朱温之手时，它的王气也就被断绝了。

三条龙脉的传说

封建王朝不再定都长安的原因

王士性的“王气论”颇有迷信的色彩，难以服众；在明末清初时，另一位地理学家顾祖禹写出《读史方舆纪要》，他采用较为科学的方法，分析了长安衰落的真正原因，认为并非是所谓的“王气”。

在《读史方舆纪要》看来，自然环境的恶化，导致长安经济地位的下降；政治形势的变化，也使关中失去了以往的战略价值，不再是定都的首选，这才是长安衰落的原因。

据《史记》等史书记载，长安地区的土壤在秦汉时期十分肥沃，很适宜耕种。例如韩生对项羽说：“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张良也对刘邦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可知当时的长安是一片沃土，水源丰富，气候适宜，所以张良才说：“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那时长安地区通过屯田可以实现粮食自足。但是到了隋朝时期，由于八川之流逐渐改道，关中水源日渐稀少。唐人虽兴修水利，然而灌溉之利已远不如秦汉时期。自从安史之乱后，关中衣食皆仰仗东南漕运，已失去了自给自足的能力。最好的证明就是在东南地区未经丧乱之前，唐朝尚且能苟延残喘，支撑过吐蕃入侵、奉天之难、河北叛服等变乱，然而自从庞勋与黄巢的起义波及东南之后，唐朝就无力支持，只能土崩瓦解了。

宋太祖认为可以靠关中的地形险要来去除冗兵，然而宋太宗认识到在唐末长安屡次被攻陷之后，地形早就不是决定战争的主要因素了，所以他说“在德不在险”。北宋为了进行中央集权，把禁军全部集中在都城周围，而为了养活这支庞大的军队，就需要一个交通便利的都城。如果定都在关中，那么因水路不畅，无法接受山东与江南的供给，单靠屯田是无法养活那么多人口的。

明朝之时，“秦、晋士瘠，无田可耕”（《明季北略》），自然环境进一步恶化。相比于富庶的东南沿海，把都城定在贫瘠的关中地区，显然应付不了财政开支的需要，而且供给线过长，会徒耗人力。所以朱元璋也不理会胡子祺的建议。

天下形势的变化对于定都的影响

宋太宗放弃迁都长安，不仅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在政治军事方面也进行了考量。

秦汉之人在说到关中形势时，都说这个地方阻山带河、四塞为固，“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是进可攻而退可守之地。然而在残唐与宋、明之际，形势早就发生了变化。中晚唐的主要威胁来自西方的吐蕃与回纥，在陇右大片土地被吐蕃蚕食之后，长安就由帝国的中心变成了边陲城市，所以吐蕃才能那么快就攻占唐都。

宋朝时，威胁同样来自西北地区的西夏，而且横山以北已经为党项人所据，位居河水的上游，宋朝若定都于关中，便是将自己的都城置于敌人的视野之下。为了夺取横山，保卫关中，宋朝曾与西夏展开多次会战，其中永乐城之战就以惨败而告终。

明朝时，威胁主要来自北方，朝廷并无“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必要，朱元璋并未将关中纳入定都的考虑范围，在他看来北京、南京与汴梁才是定都的选择；一个是前朝旧都，一个是龙兴之地，另一个则是历代帝王之所居。最终，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他选择了定都南京。

其实，周秦汉唐定都关中都有着历史渊源，周秦的先祖都在关中生活与发展，进而自关中而取天下，它们定都关中乃是自然而然的事；关中也是宇文周长期盘踞的根据地，隋朝篡周而立，因袭不改。唐高祖起兵晋阳，先是攻克长安，之后才东出扫定天下，定都关中为取天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宋、明两朝则不同，宋太祖是在已经扫定天下后才考虑是否要迁都关中；明朝也是在徐达击败李思齐、张思道之后才有人提议迁都关中——也就是说，对于它们来说，定都关中跟取天下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大部分以长安为都城的政权都曾以这个地方为根据地，只有汉高祖为了“东制诸侯”才定都于此。然而古今形势不同，不可因循拘泥，此所谓“攻守之势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