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庚子年的名人有哪些

　　出生于1866年的孙文，34岁的时候，经历了生命中的庚子年。按照干支纪年，60年就有一个庚子，庚子多矣，并无特别意涵。但是，那一个庚子，因为有义和团运动，而成为国人反复回望的年份。孙文也不例外。

　　频频回首

　　在庚子之后，对那一年的人与事，孙文频频回首，如：

　　1901年，在横滨接受美国《展望》杂志（The Outlook）记者林奇（G.Lynch）采访时，花了很大力气谈论庚子年在惠州举行的起义，并展望中国在革命之后的光明前景。

　　1903年，在檀香山正埠的一个戏院发表演说时，谈到清廷正规军在庚子那年被两万联军打败的情况。

　　1919年，在《孙文学说》一书的第五章《知行总论》中谈到，日本在接触西方之初“尊王攘夷”，这跟义和团的“扶清灭洋”是“同一步调”的。同书第八章《有志竟成》，则比较详细地回顾了庚子年的革命活动。

　　1922年，在上海接受美国人宝爱莲采访时说，“可怕的义和团运动”跟辛亥革命一样，都助长了人民革命意识的觉醒。

　　1924年9月7日发布的九七国耻纪念宣言明确提出，义和团的发生，乃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结果。

　　诸如上述，从1901年到1924年，二十四度春秋，孙文形诸文字的庚子回望至少有30次，平均一年超过2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24年，有8次之多。1912年3次，1901年和1911年各2次，其余有回望记录的年份，均为一次。

　　之一次有记录的回望，因系向周刊记者林奇所谈，林奇事后写了报道。其发表日期，是1901年3月23日，采访的日期必在此之前。现今所见孙文对庚子最后一次有记录的回望发生在1924年11月24日，距其去世，已不足四个月。于此可知，孙文对庚子年的回望，在庚子当年或许就已开始，并一直延续到其生命的最后阶段。

　　着墨独多

　　在孙文的一生之中，比较多地提到的农历年份，主要是乙酉（1885）、乙未（1895）、庚子、乙巳（1905）、辛亥。辛亥以后的年份，他常以民国纪元称之，提得比较多的有民二、民五、民六等。在他自己的叙事里，乙酉年是他立志推翻清廷的时间，乙未年是他之一次发动武装起义的时间，乙巳是成立同盟会的时间，辛亥是革命取得成功的时间，民二二次革命，民五讨袁，民六护法。浏览孙文文献的印象，在将近一个甲子的生命历程中，他回望最多的年份，除了辛亥，便是乙未和庚子。

　　 庚子年在孙文生命历程中的分量，还可以通过比较看出。如《有志竟成》是孙文最为重要的革命回忆录，从立志革命到创立团体，从革命宣传到十次失败的武装起义，均有涉及。在他的叙事中，庚子年的起义是十次武装起义中的第二次。从篇幅看，庚子惠州起义在十次起义中着墨最多——之一次（广州之役），450字；第三次（黄冈之役）100字弱；第四次（惠州之役），30字弱；第五次（钦廉之役），500字左右；第六次（镇南关之役），200字左右；第七次（上思之役），120字左右；第八次（河口之役），300字弱；第九次（广州新军之役），300字左右；第十次（黄花岗之役），800字弱；而庚子惠州之役，则达到1500字，占涉及十次武装起义文字的三分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有的时候，文字虽少，但分量却颇重。比如，1924年的宣言中涉及庚子年者只有“盛于庚子”四字，但是，这四个字，却是对庚子年在革命史上的地位的极大肯定。

　　多重转折

　　据孙文自己所述，庚子年之所以具有特别的地位，是因为这一年富有转折的意义。最主要的，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则革命形势由否转泰，二则列强改变了瓜分策略，三则国人的对外观念发生了巨变。

　　革命形势的转变方面，孙文在1901年就意识到了庚子年的特殊意义，此后也曾多次阐释这一问题。其中最为详尽的讨论，当系《有志竟成》。此处谈到，庚子惠州起义，虽然仍以失败告终，但它是否极泰来的分水岭，人心开始发生变化，知识分子开始支持革命，革命风潮从此萌芽。

　　瓜分危机，是19世纪末期以来忧国忧民之士胸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但是，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似乎改变了对华政策。改变到了哪个方向？有人说是放弃了瓜分中国的图谋，这种观点延续至今，成为确立义和团运动历史意义的重要凭据。1908年，孙文曾在所撰写的 里以“南洋小学生”的外籍教师之口说，庚子之后，各国便放弃了瓜分中国的政策。而在1924年11月，他则说，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看到中国民气不可侮，乃改变了瓜分的策略，不再自己瓜分，而变为扶持傀儡，由中国人自行瓜分，列强则坐收其利。

　　 国人对外观念的变迁，1924年4月20日所作民权主义第五讲中谈得最多。据其所言，在义和团之前，中国人在各方面都是自信的，因此，义和团起来的时候，瞧不起西方的一切，在武器方面也不觉得长枪大矛比洋枪大炮弱，结果惨败。在义和团之后，中国人对外国的心理发生了极大逆转，由极端自信变成了极端不自信，由此前的排外变成了崇外，觉得一切都要学习西方。

　　转折并不一定意味着变好，转折之后，既有可能是柳暗花明，也有可能是荆棘满途。在孙文的回望中，庚子年的转折，就并非全都是朝好的方向变化。

　　革命方面，庚子之前，革命被视为大逆不道之事，应和者甚少，士大夫更是避之唯恐不及，而在庚子之后，民心悄然发生变化，士大夫也开始投身革命，这使孙文看到了一线希望。这一转折，堪称是由荆天棘地转向了柳暗花明。但是，在国人心理方面，庚子之前夜郎自大、盲目排外固然不对，但庚子之后信心丧尽、崇洋，则更可能走上亡国灭种的路。列强对华政策方面，自己磨刀霍霍、举兵瓜分，中国固危如累卵，但培植傀儡，实行割据，中国也同样前途暗淡。

　　无法放下

　　分析至此，我们便能理解，原来，在孙文的生命历程中，庚子年之所以显得很沉，很有分量，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革命事业从此有了起色，至少同样重要的是，不论从国内还是国外来看，这一年昭示的转折都显示，祖国仍在危难中。

　　对孙文而言，庚子年及庚子年带来的转折都太沉重，他放不下。因为放不下，所以会不时拿起，频频回望，反复把玩。在其一个甲子的生命历程中，对庚子年的回望显得特别多，其原因正在于，这一年所带来的影响，他无法放下。

　　（ 彭剑，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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