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属兔男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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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君说

都说文人注定无法从事政治，因为天性的善良和怯懦，会让他们在险象环生的斗争中无所适从。

但民国时期，却有这样一位智勇兼备的文人，他出身官宦之家，却无比体恤民间疾苦；

他本可安心钻研学术，却把自己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甚至在被捕之后，依然慷慨从容，笑对敌人。

他，就是我国早期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

世道风云险象生

1899年，是一个颇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年份。

这一年，纽约已经建起了摩天大楼，AC米兰俱乐部的前身也宣告成立。

可也就是在这一年，清帝国的男性还留着辫子，女性依然没有摆脱裹小脚的残忍传统。

同一个平行世界框架里，传统东方王朝和近代西方文明的极端差异化情景让人不胜唏嘘。

对于1899年出生的瞿秋白而言，这个世界充满着不可思议的交融与碰撞。

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文人，醉心于绘画、文学、中医，不求功名利禄，不想闻达天下。

即便不外出工作谋生，靠着在浙江做知县的哥哥瞿世琥，瞿世玮的日子也能过得舒坦。

在那个内外交困的年代，瞿世玮依然可以过着与世无争，岁月静好的生活，这是否算得上一种奢侈呢？

实际情况是，相比于祖上的荣光，瞿家已经是彻底的“家道中落”。

对此，瞿秋白曾经回忆说：

“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

瞿秋白16岁那年，母亲因为交不起孩子的学费而自杀。

但即便是那样困窘的条件下，瞿秋白依然没亲手洗过一件衣服，没下过一次厨房，因为这些活都是家里的女仆在干。

哪怕欠着女仆好几个月的工资，这种士大夫家庭的孩子也不会身体力行去劳动。

20世纪初年，瞿秋白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纪。

彼时，清已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瞿家必须直面家道中落的现实。

对于一个青年才俊而言，是像父辈一样沉醉于个人情趣之中，还是睁开眼睛看看世界，然后投入奔流不息的时代洪流之中呢？

屹立在历史的潮头，瞿秋白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救亡图存求索路

1917年的北京，流淌着朴素的古典文化，以及炽热的西方思想。

一帮刚剪掉辫子不久的新青年，乐此不疲地在各大高校传播思想，交流观点，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恍如昨日重现。

由于付不起北京大学的学费，瞿秋白只得考入了外交部的俄文专修馆。

这个专修馆的要求颇为奇特，虽然不收学费，却要求报考者具有一定的社会出身。

在普罗大众看来，这个标准实属莫名其妙，但却完美契合瞿秋白的境况。

进入专修馆学习后，瞿秋白万万没想到，冥冥之中的命运之手，已经暗暗将他推向一个前无古人的壮丽事业。

那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要么像鲁迅、胡适之、蔡元培一样推行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实施一次脱胎换骨的大手术，要么像孙中山那样，积极探索发展的新道路。

但即便是探索新道路，多数人推崇的也是英美式的制度，并未考虑这种制度是否贴合当时的中国社会，更没考虑是否还存在更加合适的发展模式。

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不仅让欧美世界瞠目结舌，也对古老的中国产生了振聋发聩般的启示。

瞿秋白也逐渐意识到，自己阴差阳错进入俄文专修馆的经历，注定让自己跟这暗流涌动的时代携手共舞。

看过瞿秋白照片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一个干净斯文、儒雅清秀的知识分子。

白皙的肌肤，复古的眼镜，干净善良的眼神中不掺杂任何一滴虚伪和市侩的成分。

可谁能想到，这样清秀文静的外表下，跳动着的却是一颗热情似火的心脏。

钱穆曾经在《师友杂忆》中如此回忆瞿秋白：

“室内壁上有一木板，悬家在城中诸生之名牌。瞿双一人肩之出室，大声言，今晚全体告假。户外数十人呼哗为助。士辛师一人在室，竟无奈何。遂大群出至门房，放下此木板，扬长离校。”

羸弱之躯，激扬之才，竟如此奇妙融合在瞿秋白一人身上。

1921年，瞿秋白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在莫斯科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

学高身正成楷模

早在驻扎莫斯科之前，瞿秋白已经加入了李大钊等人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在英美式民主共和理论占据舆论主导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无疑让矢志救亡图存的知识分子们有了新的选择。

要想大范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首先得有专业素质过硬的俄语人才。

遍观当时的中国，仅有寥寥数人具备这个俄语功底。这其中最耀眼夺目的，非瞿秋白莫属。

一向笔锋犀利的鲁迅，对于瞿秋白都是赞不绝口。

在翻译了俄国作家果戈里的作品《死魂灵》后，鲁迅就满怀感慨地说：

“瞿若不死,译《死魂灵》这种书是极相宜的。”

要知道，民国时期的文人大都心高气傲，对同行充满了鄙夷和不屑。

别说林徽因和陆小曼等人的恩怨情仇了，就连蒋勋拜访钱氏夫妇的时候，晚年钱钟书也不忘对钱穆这个同宗兄弟进行一番嘲讽。

能够让鲁迅这样的文化宗师钦佩不已，可见瞿秋白的才华之闪耀，在群星璀璨的民国学术圈也不遑多让。

假如瞿秋白像父亲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于学术研究，很大可能会一生相安无事。

但在翻译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瞿秋白已经无法抑制心中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

纵然他青年时期就罹患肺结核，纵然他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但强大的精神意志依然支撑着他不懈地工作。

一方面，瞿秋白选择加入了中国，跟陈独秀、等人一起奠定早期的理论基础，并不断翻译推介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著作。

另一方面，瞿秋白积极投身学术建设，为中国现代社会学划定了基本的学科模块和课程设置。

古今中外的革命者队伍里，大多是热血的劳动者，以及极富感染力的领袖。像瞿秋白这样才德兼备，堪称学术男神的人物却少之又少。

郑振铎结婚，请瞿秋白刻印，却无法负担五十块大洋的润格。

婚礼当天，瞿秋白现身，说赠礼金五十。郑振铎一看，瞿秋白所说的礼金，乃是一个标准的两方石印。

无论在上海大学，还是黄埔军校，瞿秋白的课堂总是人满为患。

当时，台下有一个稚气未脱的大眼睛少女，总是无比认真地听瞿老师讲课。

这个少女，就是后来的大作家丁玲。

作为曾经的官家子弟，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术精英，瞿秋白却始终把家国天下置于个人情趣之上。

就像俄国历史上的十月党人，哪怕自己衣食无忧，生活富足，却时刻牵挂着广大人民的疾苦。

为此，他们甚至不惜跟身为既得利益阶层的父母辈反目成仇。

1935年4月，瞿秋白被当局逮捕。

赢得生前身后名

被捕后，瞿秋白却显得异常淡定从容。

在监狱里，他写下了洋洋洒洒两万字的肺腑之言，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多余的话》。

在他看来，自己并不适合当一个洪流中的革命领袖。

他的每一寸血管里，都流淌着文人惯有的慈悲和柔顺：

“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临终之前，瞿秋白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豪言壮语，只是冷静地剖析自我，告诉大家自己为什么不适合领导革命队伍。

自古以来，文人和政治连襟带肉，都难以有所善终。

曹子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却在立嗣之争中硬生生败给兄长曹丕。

苏东坡名垂千古，辞赋盖世，却也免不了在王安石变法的政治 位中磕磕碰碰。

瞿秋白为了真理和心中的判断，不惜冒着风险支持，从而被奉行左倾路线的王明等人排挤。

以至于红军主力长征时，瞿秋白还留在苏区，为最后的被捕埋下伏笔。

如果不参加革命，瞿秋白完全可以成为名噪一时的杂文家、翻译家、雕刻家、社会学家。

即便投身革命，他也可以选择当一个左右逢源的投机者，从而达到明哲保身的目的。

但这个虚弱文静的士大夫后人，却毅然决然地选择忠于天道真理。

1935年6月18日清晨，瞿秋白从容就义。

1950年，亲笔为《瞿秋白文集》题词：

“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那一丝冷峻和倔强，那一份情怀和担当，最终成就了瞿秋白的生前身后名。

最动人的英雄主义，莫过于明白一切利害与因果，却依然慷慨前行，义无反顾。

这就是瞿秋白，书生本弱，为国则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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