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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立旭

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高远目光看待联合国，在决策处理新中国与联合国关系时，展现了独特的政治智慧，并且运用这种政治智慧，取得了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在纪念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的日子里，回顾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智慧很有意义。

到底是谁给谁合法地位？

中国是1945年10月成立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并且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筹建联合国时，中国还处于统一战线形成的联合状态，而中国在联合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中国组成的参加组建联合国的代表团中，中国方面的代表董必武不仅在代表团中威信很高，在国际上也受到重视。中国方面提出的许多重要意见，大都是董必武起草的，联合国一致通过的《联合国》文本也由董必武代表中国签字。

联合国成立刚届4年，中国国内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奉行的扶蒋政策失败了，中国打败了，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带着残余力量逃到几个小岛上去了。按照联合国 一国政权更迭后应由新政权取代旧政权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理当取代在联合国的一切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也任命了驻联合国各机构的代表，但美国仍奉行扶持蒋介石集团的政策，不允许新中国代表团去联合国。

新中国成立后，为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做了许多工作，1950年9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向联合国提出，在联合国讨论美国侵略时，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这个意见得到苏联等国的支持。9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接受中国的要求。中国任命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伍修权为大使级特别代表率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伍修权在会上发言，除了揭露和控诉美国侵略朝鲜、侵略台湾的罪行外，还专门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指出：联合国如果坚持拒绝代表4亿7千5百万人民的新中国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外，它就不能在任何重大问题上作出合法决定，它就不能解决任何重大问题，尤其是有关亚洲的重大问题。没有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联合国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联合国。同月，苏联和印度也分别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但在美国操纵下，第五届联大否决了这些提案。

◆1950年11月，伍修权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坐在联合国席位上发言。

对于美国操纵联合国剥夺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件事，中国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十分愤怒，在新中国进联合国的问题上，人们的心情也较为急迫。但是，却不这样看问题，他认为：进联合国，有一个谁给谁合法地位的问题。从国际上看，美国操纵联合国阻止新中国进联合国，是不给新中国以合法地位，但从中国国内看，新中国不进联合国，是不在中国人民中给美国、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合法地位，因此，新中国不要急于进联合国。在1956年9月30日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谈话时首次讲了这个道理。在这次谈话中，与苏加诺在新中国早一点还是晚一点参加联合国问题上，看法不一样。苏加诺说：“在美国不论到哪里，记者都问，印尼对于中国进合国的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我们的答复是很坚决的，中国必须参加联合国。我们还补充说，如果联合国没有代表6亿人民的中国参加，那么联合国就变成了演滑稽戏的场所。”问：“你认为中国进合国，是早一点好还是迟一点好？”苏加诺说：“越早对联合国越好。”说：“我们曾经想过另外一方面，不参加也不坏。”还说，对于联合国，中国“早参加或者迟参加，这两条我们都要准备。”苏加诺说：“要快才好。”说：“我们觉得慢一点好。”当苏加诺进一步询问为什么中国不急于参加联合国的想法时，说：“英国、美国、法国都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这些，我们迟一点在国内给它们合法地位，就好一些。”苏加诺说：“如果在联合国里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参加，帝国主义会更猖狂。”说：“我们可以在联合国以外反对。”还谈到新中国不急于同西方大国建交问题，他说：“我们不急于同西方建交。它们既然不急，我们也不急。至于要拖多少年，那就看吧！它们要拖多少年，就拖多少年。我们天天说要同世界上一切建交，包括美国在内，但是我们不讲时间。中国人办事，就是不讲时间的。有些人讥笑我们，说中国人总是慢慢来。我们恰好就是这一条。”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讲了新中国不急于同美国建交，也不急于进联合国的道理，他说：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么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

◆1956年9月，与周恩来、张闻天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颐年堂举行会谈。

统揽中国和世界全局，宏阔眼光看待中国进联合国问题，形成的政治智慧是：进不进联合国，有一个谁不给谁合法地位的问题。这里，存在看问题的角度和基本立足点两个方面。就看问题的角度来说，有国际角度，也有国内角度。从国际角度看，美国等西方操纵联合国，是不给新中国以合法地位。但从国内角度看，新中国不急于进联合国，是在中国人民中不给美国等西方以合法地位。就立足点来说，是立足于全体中国人民的立场对待中国进联合国问题的。在新中国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侵略、封锁、围堵、打压的基本状况没有改变之前，他形成的政治智慧是：中国应该也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支持，才能巩固人民政权并同帝国主义坚决斗争，粉碎帝国主义阴谋。因此，我们必须从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这个根本点上考虑问题。我们不急于进联合国，是在中国人民中不给帝国主义以地位，更是团结中国人民共同抗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制、围堵的需要。这样做，新中国不仅能 得住，还能逐步强大起来。只有中国强大了，才能形成让帝国主义惧怕的力量。中国有了这种力量，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中国进联合国，就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了。这个道理，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得也很清楚：“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依靠世界人民

把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观点扩大到世界范围，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世界，是世界人民的，不是帝国主义的。只有觉醒了的世界人民的力量，才是决定性的。把这个观点运用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形成了这样的智慧：中国必须依靠世界人民以达到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目的，因此，中国要在世界上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包括争取中间力量。1956年4月29日，在会见拉丁美洲几个的代表时，介绍中国的经验时，突出谈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经验，他说：“用这种办法，可以把敌人变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与本国少数亲帝分子。对我们来说，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好。为了这个革命目的，党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还特别指出：“在国际上也一样。帝国主义是世界性的，就有必要调动一切国际力量。”在1956年8月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的讲话中，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引申到世界范围，制定了“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的方针。

在实行依靠世界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的方针时，首先把目光投放到亚非拉上。因为在那个时代，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已经处于瓦解过程之中，独立、民族解放已经成为历史潮流。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预见到，原来属于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广大亚非拉获得独立并且参加到联合国中去，必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些即将获得独立和解放的亚非拉，在本质上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是与比他们更早获得独立和解放的新中国友好并且视新中国为榜样的。这些进合国，将改变联合国格局，为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创造根本条件。在20世纪50年代还没有提出“第三世界”这个名词，但是已经把亚非拉各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了，已经把亚非拉各国作为世界总体政治力量中的一个重要力量了。更重要的是，认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必须坚定地与第三世界各国 在一起，这是他的基本战略思想，也是他的政治智慧。他认为，中国与第三世界属于同一战线，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因此，他特别重视中国与亚非拉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当时世界上已经有美国、苏联、中国“大三角”的说法了，但强调的是：“我们另一个三角，叫作亚、非、拉”。正如他后来所说的，“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认为，中国只有团结第三世界各国，才能在国际上形成强大影响力，帝国主义才会重视第三世界也重视中国，才不会轻易招惹甚至害怕第三世界和中国。历史事实证明，的这个思想是正确的。后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根本上说，是第三世界各国支持的结果，用的话说就是：我们是被亚非拉人民抬进联合国的。

处理好大国关系

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和团结第三世界各国，在世界上有了很强的影响力，这样，世界上就形成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国处理好与美国、苏联的关系，已经成为重要课题。

在这个重要课题中，处理中苏关系比较棘手，主要是由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发展到了尖锐对立的程度。1969年3月和8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地区和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先后发生武装冲突。此后，中苏双方军事对峙和冲突不断发生。但是两国都不希望冲突扩大。在此情况下，当年9月9日，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谈并达成了两国边境问题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解决之前，双方军队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的协议。但由于苏联方面集结重兵于中苏边界，还扬言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即发射导弹把中国的核军事基地打掉），中苏紧张对立状态并没有消除。这样，就使中国与美国、苏联都处于敌对状态了。正如1969年4月九大政治报告所说的“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但是这种情况对中国不利。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运用他的政治智慧加以解决。

◆1959年9月30日，与赫鲁晓夫在新中国国庆10周年宴会上。

在处理中美苏关系中，的基本原则是：在坚持和领土完整前提下，维护安全。他的政治智慧是：中苏两国要继续保持接触和谈判，避免发生武力对抗。1969年10月，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别谈判开始，但进展并不顺利。当1970年谈判陷入僵局时，亲自打破了这种僵局。这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参加中苏谈判的苏方代表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要有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在当时说这个话分量很重，起到了防止苏联方面以任何借口把中苏争端上升到武力冲突的重要作用。说话后仅隔三天，苏方就派谈判代表库兹涅左夫回到北京恢复谈判。后来，虽然谈判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但中苏双方一直保持接触，避免了两国发生进一步冲突并扩大为战争的结果。

在当时苏联构成对中国安全主要威胁的情况下，的政治智慧是：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衡苏联，并由此形成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思路。“一条线”，就是指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美国“一条线”；“一大片”，就是指在“一条线”周围的所有。形成“一条线”和“一大片”思路，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

在的这个新思路中，美国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在中国和美国没有建交并且处于对立状态下，一方面注意捕捉有关两国关系 ，一方面采取主动姿态。

◆尼克松与基辛格。

此后，十分注意了解美国方面的情况。他注意到，1970年1月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与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会谈后，美国方面发表的消息中，之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他还注意到，1970年3月美国国务院宣布放松对于去中国旅行的大部分 的限制；4月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贸易管制。他更注意到，这年10月初，美国总统尼克松接见《时代》杂志的记者时说的一段话：“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敏锐注意到，美国方面已经有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意向。对此，中国于11月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总统传话说：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欢迎美国派特使来，时机可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定。12月18日，在会见老朋友斯诺时直接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说：“他如果想到北京来，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还说：“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斯诺回国后在公开发表的 中写出了的话。尼克松立即注意到的话，并决定采取行动改善对华关系。的话，对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起了关键作用。1971年4月，进一步采取行动改善中美关系，他决定由中国邀请在日本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并由周恩来亲自出面接见，表达“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的意见。大洋彼岸的尼克松立即回应，宣布放松对华禁运。这年5月和6月，根据的意见，在政治局和工作会议上，先后研究了改善中美关系问题，确定了在坚持原则前提下改善中美关系的方针。全党统一了思想。1971年7月和1972年1月，美国总统安全助理基辛格、总统安全副助理黑格先后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具体准备工作。这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会见了他，并与他进行了重要谈话。谈话时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相互打仗的问题。”这句话为中美接下来的会谈打下了基础。中美两国会谈就改善双方关系取得重要成果，并达成《联合公报》。中美两国关系从此打开，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改变。

处理大国关系的政治智慧，对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起了重要作用。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在1971年10月25日召开的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时，有两个提案形成对决状态。一个提案是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2758号决议案（史称“两阿提案”），一个是美国和日本联合提出的在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同时也保持台湾在联合国“地位”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大会表决结果是：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了美国日本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提案。

这是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并运用这种政治智慧正确处理了中国与苏联、美国关系的结果。由于中苏关系虽然僵持但没有发展到战争状态，加上有历史上签订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苏联对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没有持反对态度，跟着苏联跑的东欧各国也不持反对态度。而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在联合国已经失去了再阻挠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的借口。跟着美国跑的一些也纷纷转变对中国的态度。表决时，一直跟着美国跑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13个西方也对2758号决议案投了赞成票。历史事实证明，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处理大国关系，使联合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进联合国是为了不“脱离群众”

始终把中国团结世界人民放在处理对外关系的之一位。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席位后，在处理中国进不进联合国的问题时，也是以此来考虑和决定问题的。把团结世界人民放在首位，是具有高超政治智慧的根基。

本来，在第二十六届联大开会前，对于中国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进联合国，还是有考虑的，并且说过我们暂时不进联合国的话。说这个话，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中国方面已经得知，美国和日本也要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一个议案，内容是既要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又要保持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这是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早在1956年9月同苏加诺的谈话中就说过：“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了联合国，代表台湾的人当然就没有权了。”“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我们。”当苏加诺提议联合国中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整个中国，另外由台湾集团代表台湾，作为过渡的办法或者策略时，当即予以坚决否定，说：“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当时分析，在美国操纵下，存在美国和日本的提案被通过的很大可能性。如果通过美日提案，中国就绝对不进联合国。另一个原因是，这年的9月13日林彪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坠机身亡，10月中国即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发生林彪事件刚刚一个多月，我们国内的急迫任务是消除林彪事件影响，现在去联合国时机是不是成熟，需要慎重考虑。因此，他在联大召开二十六届会议前说过：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我们都不急于进联合国。

得知联大决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合法席位的消息后，表现得十分沉稳和冷静。他首先了解的是联大表决情况。外交部送来有关材料后，十分 和分析各国投票情况。他一边看，一边分析说：“投赞成票的，亚洲19个，非洲26个”；“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7个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

是基于中国不脱离“群众”即不脱离世界人民来考虑中国进不进联合国问题的。经过分析，他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拍板决定中国现在就进联合国，这样做，中国才会不脱离世界人民。当外交部党组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形成了中国暂时不去联合国只派少数人去探路的意见后，否定了这个意见。他说：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联合国，就脱离群众了。以前我说今年不进联合国，那是老黄历喽，不作数喽。去联合国，不是派几个人去探路，而是派一批人去开会，派代表团去。毛 接着说，联合国有131个会员国，投我们票的，一共有76个，那么多的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

作出了中国现在就进联合国的决定后，中国很快组成了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的代表团。代表团做好准备工作后，于11月8日晚在他的书房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时一再嘱咐：这次联大以2/3多数票支持我们，是第三世界把我们抬进去的。对他们的支持要一一登门拜访，表示诚挚的感谢！对那些慑于美国的压力投弃权票的也要表示感谢并谅解他们的处境。

中国代表团1971年11月11日到达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11月15日上午走进联合国大厦。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联合国会议大厅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11月23日，被接纳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首次出席安理会会议。中国外交开启了崭新时代。

本文为《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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