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龙生于五月一生命运

在中国的历史传统认为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按照《易经》等典籍记载，阴恶从五而生，五月五日恰恰是阳气运行到端点的端阳之时，这种日子恶疠病疫多泛滥，因此，这一天人们便插艾叶、挂菖蒲、喝雄黄酒、配香囊等，以驱邪辟邪、保健健身。

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汉代人认为五月五日为恶月、恶日且有“不举五月子”之俗即五月五日所生的婴儿无论是男或是女都不能抚养成人。一旦抚养则男害父、女害母。甚至出现了“五月到官至免不迁”“五月盖屋令人头秃”等说法。这一习俗在《后汉书》中多有记载。

“端午三友”驱鬼说

除了用艾、菖蒲和蒜这“端午三友”驱鬼外，还有一种重要的驱鬼，是在室内挂避邪驱鬼的符咒。挂驱鬼符还有一些严格的仪式。如有的要求必须在端午日出或正午时书写，书写材料用生朱，砚内、书写人口中必须放上硝石等。较为通行的符咒有：“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类。上海人过去在端午节悬挂钟馗像于门口，正是这种辟邪风俗的继续与演变。另外，类似于此的祛鬼禳魔的习俗，还有在儿童额上点雄黄酒。节日一早，妇女们便将儿童耳上夹艾蒿，头上戴菖蒲，然后用雄黄酒在额上写一个“王”字。据说，这样可使百鬼畏惧，保命长生。

阳剩则至阴

所谓的“毒气”正是湿热之气。王充《论衡·言毒篇》云：“夫毒，太阳之热气也，中人人毒……太阳火气，常为毒螫。”“天下万物，含太阳气而生者，皆有毒螫。”（同上）似乎太阳是万“毒”之源，可见人们对炎热危害的认识。而土地燥湿的差异会生成不同类型的毒物，如生于湿热之地的蝮、蛇之类和燥热之地的蜂、虿之类。气候环境的湿热和由此滋生的各种瘟病、毒虫严重危害了人体的健康，才使民众视之为“毒”。这应是“恶月恶日”的最初含义。

《论衡》对“五月五日生子不举”的解释

随着阴阳观念的产生和社会的发展，端午节中的“恶”与阴阳观念相结合，被解释为阴阳相争带来的不安宁。《夏小正》对五月的记述并未明显涉及阴阳观念，但战国时期受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恶月”的记述变化为：“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汉代以后的端午节融合了五月“恶月”信仰和夏至节气的相关礼俗、观念，节日时间也由原来五月“午日”而确定为五月五日。这一时期，人们对一些端午民俗观念和事象的解释仍带有浓厚的阴阳色彩，如《论衡》对“五月五日生子不举”的解释：“夫正月岁始，五月盛阳，子以（此月）生，精炽热烈，厌胜父母，父母不堪，将受其患。”如《风土记》对粽子的解释：“先节一日又以菰叶裹黏米……一名粽，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包裹未分之象也。龟表肉里，阳内阴外之形，所以赞时也。”人们对端午“恶”的理解也随之变化，或归之于“盛阳”，如上述五月生子不举的解释；但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将其视为“阴”性，这与阴阳家对阴、阳的定位有关，董仲舒云：“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衰，物亦初衰……贵阳而贱阴也。”，“恶之属尽归为阴，善之属尽归为阳。阳为德，阴为刑。”与之相应，构成端午节俗的重要元素如雄黄、菖蒲、艾草、粽子和竞渡等，也都具有“扶阳抑阴”的性质。

五月五日出生的田文成为食客三千的孟尝君

《史记·孟尝君列传》记历史上有名的孟尝君在五月五日出生。其父要其母不要生下他认为“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史记·孟尝君列传》有载：“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说的是时任齐国宰相田婴起初有四十多个儿子，他的小妾曾生一男婴名文，这田文正巧是五月初日出生的。田婴告诉小妾说：“不准养活他。”意思自然是要将田文遗弃。但田文的生母实在难下狠心，便在另处租间出租屋偷偷把他养活了。待田文成人后，其母便通过田文的兄弟把田文引见给田婴。田婴见后火冒三丈地对自己的小妾吼道：“我让你把这个孩子扔掉，你竟敢把他养活着，这是为何?”机敏的田文叩头大拜后反问道：“您不让养育五月生的孩子，却是何故?”田婴答曰：“五月出生的孩子，长大后身长跟门户一样高，会害自己的父母。”田文反问：“人的命运是由上天授予呢?还是由门户授予呢?”田婴哑口无言。后来，经田文的进一步劝说，田婴改变了对田文的态度，开始器重他，让他主持家政，并最终继承田婴的爵位，这便是历史上食客三千的孟尝君。

端午节已经被人们视为良辰佳节，五月五日出生的人也不必有任何忌讳

上面我们论述了“恶月恶日”观念的种种表现和人们的习俗应对，但实际上，这一观念在端午节的发展中是逐步淡化的。东汉时代，人们就对端午辟邪习俗有所质疑，如东汉的应劭、王充也不以端午节某些禁忌、忌讳为然。汉魏以后，屈原、伍子胥和曹娥等忠孝人物传说与端午节密切 ，使之融入了浓厚的儒家政治伦理内涵，它较“恶月恶日”的观念更适合传统意识形态，易为大众接受。而端午节庆化和娱乐化的发展趋向，也使“恶月恶日”的本源为人们所淡忘，唐高宗向许敬宗问询：“五月五日，元为何事？”许以《续齐谐志》中的相关记载作答；高宗还对“五色丝可以续命”的说法表示疑惑（参《唐会要》卷二九）。皇帝、高官尚如此，普通百姓对端午节源起的隔膜可想而知。而与此并行的是日趋热闹的节庆活动，如竞渡。至隋唐时期，端午节已经被人们视为良辰佳节，不再是“恶月恶日”，虽然相关的禁忌和应对习俗依然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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