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属龙的一生有几次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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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令人难以忘却的创痛。这一年的6月到8月，以江淮地区为中心，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全国性大水灾。超过英国全境，或相当于美国纽约、康涅狄格、新泽西三州面积总和的广袤地域，洪涛滚滚，大地陆沉。大约有四十余万人葬身浊流。

正当成百上千万的灾民遭洪水围困，啼饥号寒、辗转流徙的时候，关外又传来了“九一八”事变得隆隆炮声，短短四个月内，白山黑水，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也是从这一年起，于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波东袭中国。中国社会，陷入了内忧外患交织，天灾人祸相煎的困境。

这场江淮洪水，属于长历时大范围、后果极其严重的洪水灾害。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如金沙江、沱江、岷江、涪江、乌江、汉水、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以及淮河、运河、钱塘江、闽江、珠江，都发生了大洪灾。黄河下游泛溢，伊河、洛河的洪水为近百年所未见。

东北的辽河、鸭绿江、松花江、嫩江等河流，也纷纷泛滥成灾。数月之内，“长江之水未退，黄河之水又增，汉口之难未纾，洛阳之灾又起”，到处洪水横流，灾情几遍全国。

据当时的国民公报，全国被灾区域为十六省，其中受灾最重的地方，是江淮流域的鄂、湘、皖、苏、赣、浙、豫、等八省。

一、天灾因素

据《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记载，从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到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的两个半世纪内，长江流域发生大水灾两次，而从1841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竟发生大水灾九次，超过了同一时期黄河重大灾害性洪水的次数。这个记载，固然同由于年代的远近而产生统计的详略有关，但近代长江水灾的日益剧烈、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还是在战争前后，当长江中游的局部性水灾明显增多的吋候，以经世务实而著称的思想家魏源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严峻的事实。他在《湖广水利论》、《湖北堤防议》等论文中写道，“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乃数十年中，(长江)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几与河防同患，何哉?”

魏源正确地归结为长江上游森林的破坏和中下游水道的淤塞。如果再深一步讲，这也就是由于清中叶以来人口激增和土地兼并所造成的严重的生态失衡。

清王朝曾经有过自己辉煌的时代——一个多世纪的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的康乾盛世。但是随之而来的。则是人口大幅度的增加和贫富之间的急剧分化，从康熙末年到嘉庆末年，全国人口由八千万至九千万左右，猛然发展到四亿以上。

剧烈增加的社会人口(主要是农业人口)同耕地不足、富豪兼并之间的尖锐矛盾、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由于东南地区的口食需求对于土地供应的巨大压力，促使大批破产小农从人口密集、耕地饱和的地区向原来地广人稀的地区迁移。江西人流向两湖，两湖人迁移四川，以致形成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民谚，早在18世纪、四川盆地和川陕楚交界地区，就布满了 外省的“来人”和“棚户”。

川陕楚交界的大巴山区、历来是一个暴雨中心，大批流民进入老林深谷，刀耕火种无土不，古老的植被年复一年地遭到严重破坏，“泥沙随雨尽下故汉之石水斗泥，几同浊河”。长江于流上游和各条支流的灾难性泥沙，垫高了江底，并在中下游地区堆成了大片大片的洲渚。而这些地区的农户为了生存，又纷纷在各片洲渚上筑圩垦田，阻塞水路。

在魏源生活的那个年代，湖北省位于长江南岸的公安，石首，华容等县，江北的监利、河阳一带，以及从湖北的黄梅、广济到安徽的望江、太湖各县，已是湖田成片，阻水长堤每每延绵数百里，昔日江汉上游借以泄水的二十多个都淤塞了，大片的旱期干涸、汛期受水，起着泄洪作用的低地，被挡在河堤的后面、“而泽国尽化桑麻”，从那时起到本世纪的30年代.由于政治败坏，水利失修，长江的“血管梗塞症”越来越加严重。

清末到民国年间，各省为弥补财政拮据，纷纷设立沙田局，不管水道是否通达，而专以出卖沙洲为能事。洞庭、鄱阳这两个蓄泄江水的大湖，往昔受水之区，被私人公司或 侵占屯垦。芜湖地区作为天然蓄水池的万春、易泰，天成、五丈等湖区，也陆续被官府放垦，成了熟田。

1931年天气异常，在江淮流域有多个地区连续暴雨，因而导致了大范围的洪水泛滥，这次洪水的特点，一是降雨区分布面广，雨量特大，而暴雨期在江淮流域长达一两个月之久。

据这一年9月《时事月报》载竺可祯、刘治华的《长江流域三十年未有之大雨量及其影响》一文统计：1873至1925年各月的平均雨日和平均量分布图显示，九江、安庆、南京、镇江、上海等地7月份的平均雨日在10至15日之间，标准雨量为150至200公厘上下。而1931年7月上述各地的日，九江为十九天，雨为404.4公厘；安庆十七天，691.9公厘；南京二十三天，618.3公厘；镇江二十二天，602.6公厘；上海二十一天，344.8公厘。以上各地降雨量，比标准雨量多出一倍半到三倍以上。

二是降雨时间相当集中。长江流域的降雨季节，一般是江南先于江北，下游先于上游，因此，雨季长江各支流的洪水，得以按时间差序入干流。而1931年的6月上中旬(通常的梅南季节)，江淮流域却雨量不大，连续的暴雨集中到了7月份，并且常年的7月中旬延续到了下旬。长江流域降水时间的有序性被打乱了，川洪和中下游的江湖洪水发生遭遇，干流容纳不了从各支流滚滚而来的大水，不羁的洪流四处破堤决圩，灌向大江南北的沃壤，从而演成巨灾。

二、人祸因素

从北洋到南京，都是勇于内战而漠于民生的。执政的旧军阀和新军阀，不仅造成了的极端落后状态，而且还在连年争战中把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抗灾设施也破坏殆尽。据时人统计，从1916年到1930年，年年有军阀内战。1924年之前，每年战区所及平均七省；而1925年到1930年期间，每年战火平均波及十四省。

在频繁的战乱中，各地借以蓄洪排水的森林遭到大量砍伐。有人指出，20年代以后中国的气候在不断恶化，其主要原因就是滥伐森林。“在世界上再没有像中国那样采伐森林之盛了，这完全是军阀残暴行为的结果。”军政当局挪用水利经费的现象层出不穷。

江苏阜宁从1913年起从田赋中带征射阳湖建闸费，到30年代初水闸没有动工而经费却挪用已尽。上海附城八县，从1920年起带征吴淞江底浚疏费，大部分遭侵蚀中饱。武汉的情形更为典型。据有的研究者揭露，湖北当局历年从海关、特税、厘金和田赋中提取堤防修筑费，“虽在王占元、萧耀南督军政治时尚未移用一钱，但到现在(指1931年)，是项巨额之积存金已成乌有。之一个挪用该项资金者即蒋中正”。

1930年中原大战时，国民财政部将一千多万积存金挪作攻打冯玉祥、阎锡山的兵费，下余款项又被商人骗走和被地方官员分肥。这笔经费的挪用，是酿成武汉大水灾的重要原因。1931年，以政治态度“不偏不倚”蓍称的《东方杂志》发表署名 指出，“盖严格论之、此次水灾，纯系二十年来内争之结果，并非偶然之事”。“苟无内争，各地水利何至废弃若此。各地水利，荀不如此废奔，纵遇水灾，何至如此之束手无策”。

为了进一步说明当局的内战“有术”而防灾“无策”的事实，我们不妨再引用党史研究机构发表的史料，排列一下蒋介石在这个大灾之年的活动日程表：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蒋介石政权即集中兵力，向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围剿”。1931年2月到5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率兵二十万进攻革命根据地(所谓第二次“围剿”)。在此期间，珠江流域的东江、北江，长江流域的湘江、赣江以及钱塘江流域，都出现了大雨和灾情。4月东江春雨如泼，江水暴涨，上游沿岸各乡市一片汪洋。北江的洪水，冲破了始兴、曲江、英德、清远等县的圩堤，从这些县一直向南漫向广州城郊，江西自从4月21日后，淫雨通霄达旦，5月赣江大堤溃决多处，暴涨的鄱阳湖水也四处泛溢，漫卷沿湖干余里。

但是，这些大灾前的险情，丝毫没有引起蒋介石政权的注意。

6月下旬，正当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大雨滂沱之时，身兼导淮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于21日“亲莅南昌”主持对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他往返于南城、南丰、广昌等地“督战”，历时一个半月，江淮流域正是在此期间遭到了大面积的水灾。

8月17日，也就是汉口市最后被大水淹没的时候，蒋从南昌飞上海，为宋氏母丧执绋。22日，他在南京官邸接到何应钦从南昌发来的“促请赴赣督剿”的急电，当天又匆匆乘舰再赴南昌。他坐在这条战舰上，“由苏而皖，自而鄂，上下千里”地转了一转，算是对灾区的“视察”。

28日，蒋跑到汉口，9月1日发表了一通《呼吁弭乱救灾》的电文。这篇奇文的重点在所谓“弭乱”，悍然宣布“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同时又对在广州召集“非常会议”的反蒋派别进行恫吓，制造要“筹划对粤军事”的舆论。而对于大水灾，则声称此属“天然灾害，非人力所能捍御”，将无力更无心防灾抗灾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如此呼吁“救灾”，不如说是对“救灾”的讽刺。正是蒋介石政权“不计其他”的内战决策和自上到下的腐败无能，使千百万人民陷入了灭顶之祸。

三、长江流域洪灾情况

1931年的《国闻周报》上刊登过这样一幅照片：在汉口市繁华的中山路上，浊浪滚滚，漫无边际，高楼、电杆泡在水里，各种船只在通大道上往来行驰。“大船若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蚁，漂流四围——这就是汉口陆沉的真实写照。

武汉三镇没于水中达一个多月之久。大批民房被水漫塌，到处是一片片的瓦砾场。电线中断，店厂歇业，百物腾贵。二千二百多只船艇在市区游弋。大部分难民露宿在高地和铁路两旁，或困居在高楼屋顶。白天像火炉似地闷热，积水里漂浮的人畜尸体、污秽垃圾发出阵阵恶臭。入夜全市一片黑暗，蚊蜢鼠蚁，翔集攀缘，与人争地。瘟疫迅速地四处蔓延。

据当局调查，三镇被淹共十六万三千余户，受害人口七十八万余人，还有一件材料说，因水淹不能居住的房屋四千五百户，灾民三十一万，失业车夫三万，码头苦力和其他自由职业者十万。共计四十四万人生计无着。溺死的约二千五百人，因瘟疫、饥饿、中暑而死亡的每日约有上千人。工厂商店全都停业的时间长达五十多天，经济损失已无法统计，仅市内本国银行在货物押款上受到的损失，就有二百四十万两。

这场大水直到9月6日、7日才逐渐退却，但在12月份，滞留在武汉的难民仍有十七万五千多人，他们遵到 的百般习难，有好几百个难民被当成政治犯而处死。“气候严寒，每日冻毙达百余人。”这些难民唯一可去的地方，就是到街头上四处飘扬的招军旗子下去登记当兵，充当内战的炮灰。这就是当局诸公发明的“以兵代赈”。

国民所在地的南京，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7月4日到12日，大雨滂沱，电闪雷鸣，白昼如晦。全市玻璃碎裂、房屋倒塌、市民惊呼的声音此起彼伏。长江洪流滚滚而下，江面宽达十公里，浪涛高出陆地一至二尺。钟山上的洪水也直泻玄武湖，湖面高于城内。

江湖交汇，一齐灌进市区。全市南北尤其是下关一带遍地都是积水，江湖和秦淮河里的鱼游上了马路。这个月的下旬仍然大雨不止，23、24日尤甚。洪水破坏了下关的路面，冲毁了这一带四千多家棚户。从中山码头到提江门，水深过膝。市中心的党部、三牌楼、黄埔路等地，水深达到部。城南秦淮河两岸、大石坝街、夫子庙等处，住屋进水，墙倒房塌。

此外如镇江、无锡、扬州等地，无不积水成河，交通中断。在南国的广州，7月初“低洼处街衢已成河道，有舢板在街上往来”，7月3日福州大水，各街巷行舟，海关下层淹没，马尾外江的尸体随波漂流。

湖北、湖南、皖南和苏南的广袤农村，是受长江洪水侵袭的重灾区。江西、浙江的灾情稍轻，但在局部地区，如赣北的滨江沿湖各县，浙东沿海，钱塘江中下游以及浙北属于太湖水系的若干县乡、灾情也相当严重。此外四川的岷江、沱江流域，广东的北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也是一片泽国。

湖北地形低洼，号称“千湖之省”，境内大小湖泊的数量仅次于而在全国各省区中占第二位。当时全省七十个县，依靠堤岸保障的有三十六个县。这一年长江、汉水和东荆河先后漫堤、决口八十八处，襄水、漳水、涢水等河流也泛滥成灾。

湖南的水灾，分为山洪暴发和江湖泛两种类型，前者以湘西的沅水、澧水流域的若干县乡为重，后者以沿江滨湖地区尤甚。灾情的特点，一是汛期长，许多地方在几个月内反复被灾。二是灾区平均淹水的深度，居重灾区各省之首。

四、淮河流域洪灾

现在徐州的以东以西，横贯着一条泯没已久的旧河道——古代的淮河和16世纪70年代(明隆庆之后)至1855年(清咸丰五年)的旧黄河，曾经先后在这一带流淌。这条横贯三省、面目全非的旧河道，仍以依稀可寻的痕迹，显示出历史上黄淮大水曾经造成过的灾难。

位于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之间的千里淮河，在古代曾经直通大海。12世纪前，淮河上游的支流古汴水从中原东来，经徐州汇合古水、到环县、宿迁又分别汇入沂水、沭水和濉水，在名将韩信的故乡淮阴形成滔滔大河，折向东北注入黄海。

淮河两岸，曾经有过富饶繁荣的岁月，但自金元以后到明朝中叶，出现过一个黄河泛滥乱流的时期。不羁黄水屡屡南下夺淮，洪流漫卷沙颖河逛东的淮北平原，流沙堵塞了从淮北到鲁西南的许多河道，把淮河中下游的洼地，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湖泊。明洪武初年，淮水流域的灾害非常严重，“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这首流传很广的花鼓词，也许就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古凤阳的眷念和对黄河夺淮、民生维艰的哀怨，1567-1572(明隆庆)年间，黄河从今河南兰考，出砀山，经徐州、宿迁、涟水，形成了一条入海的河道，纳沂水、濉水归河，驱淮河干流入江。

此后，淮河虽然摆脱了黄河长达六个半世纪的干扰，但已经流沙层积，地貌变异，水系紊乱，河床改观。铜瓦厢决口之前处于黄河北岸的沂沭泗水系一变面移河南，纳入淮水流域片，支流杂出，山洪迅猛；淮水干流的入海口淤塞已久，入江通道又排水不畅。因此，淮河流域变成了著名的“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早灾”的贫瘠地区。

近代史上，淮河发生过三次全流域性的大洪水：1866年(同治五年)、1921年和1931年。而以1931年的灾害最为严重。1931年6月中下旬之交，淮河上游出现暴雨，干流上涨。此后，梅雨锋系长时期笼罩在江淮之间，6月28日到7月12日，7月18日到25日，淮南和江苏里下河地区两次出现大暴雨。江淮雨区连成一片，暴雨和山洪，酿成了7月到8月的淮河流域大洪水。

无论是自然的生态环境还是社会的抗灾能力，都被军阀统治毁坏了。刚刚度过三年旱荒的河南省，在1931年淮、黄并发、江淮潦区因之向北延伸，使河南成为华北被灾最重的省份。

据河南建设厅编写的《河南水灾》一书称：“今年七、八月间，淫雨连绵，山洪暴发，河流泛滥，豫省受灾及八十余县，虽损害程度轻重不一，要为近百年所未有。”

可以看出河南的重灾区，主要是分布在豫中淮河水系的颍河、汝河、洪河流域，豫南汉水支流的唐河、白河流域，豫东的贾鲁河、惠济河等流域，以及黄河支流的伊河、洛河流域。在这些地区，耕地面积被淹达到60%以上的有二十一个县：永城、鹿邑、虞城、夏邑、民权、拓城、西华、项城、太康、扶沟、临颍、郾城、南阳、新野、舞阳、汝南、上蔡、确山、南平、遂平、偃师。

其中有八个县，耕地被淹面积达80%以上；临颖、郾城灾情极重，98%的耕地没于洪流。伊、洛河流域的一些县乡耕地被淹面积虽然没有上述地区广阔，但洪水是近百年来更大的一次。洛阳城东南和南关等十六条街巷成为泽国，附近的永乐、永宁两镇几乎全部淹没。

灾民风餐露宿，在泥水里寻找腐烂食物充饥。巩县东西数十里、南北十余里，洪水涛涛，一望无涯。人口死亡，以唐、白河流域最为惨重。邓县、南阳、新野这三个毗邻的县，溺死了三万二千九百多人。洪河和汝河夹持的汝南县，也有八千五百多人死亡。

滔滔淮水，淌不尽河南人民的血泪。滚滚黄河，诉不完中原大地的哀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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