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被斩顺序

戊戌变法是发生在清末的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对中国社会近代化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至同年9月21日慈禧太后软禁光绪，康梁逃亡，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历时103天，因此也被称为“百日维新”。

死于变法中的谭嗣同、杨深秀、林旭等六人青史留名，史称“戊戌六君子”。

这个称谓始于梁启超，当时他侥幸逃脱流亡日本，急于将事情公诸于世。 朝中具体情况只能听信传闻，感慨追思英勇就义的同袍，挥毫泼墨写下了《戊戌政变记》。为增加宣传效果， 难免有所溢美。后人则因袭其说，统称谭嗣同等人为“戊戌六君子”了。

按孔夫子的说法，君子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格，君子尚勇，以行仁、行义为己任。

谭嗣同等六人符合这个标准吗？他们是不是君子大家来评定好了。

一说起“戊戌六君子”，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谭嗣同，据《清实录》记载，在慈禧的眼中，六人的排序是这样的：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

康广仁是个替死鬼！

之所以将康广仁排在首位，并不是因为康广仁是首犯，而是因为他是康有为的胞弟。

政变之初（八月初六），清廷要抓的是康有为、康广仁兄弟二人，三天后才陆续抓的谭嗣同等人。在此之前，为避免与守旧派矛盾激化，康有为被光绪皇帝打发到了上海督办官报局，中途受英军舰保护去了香港，最终躲过一劫。没有抓到康有为，罪魁祸首跑了，只好拿康广仁顶缸了，何况康广仁本来就是变法派的。

康广仁生性懦弱，做过最出格的事情也就是在澳门办过《知新报》，曾经写过一些鼓吹变法维新的 。据梁启超回忆，康广仁学过西医，当年进京是为了给他治病。

来到北京时，正是变法派与守旧派势同水火之时。康广仁“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慈禧），决无成功，何必冒祸”苦口婆心的劝兄长离开是非之地。

康广仁被抓后关在刑部监狱，每日以泪洗面，不停的用头撞墙，抱屈喊冤，苍天啊、大地啊，哥哥的事，怎么要兄弟来承担？狱卒过来提牢，他吓得号啕大哭，刘光第见状哭笑不得，温言安慰他，这只是提审，不是杀头。

康广仁怕死，监斩官索性成全，之一个血溅菜市口的人就是他了。

老而弥坚杨深秀

排在第二的是山西大儒杨深秀，与谭嗣同、林锐等人新晋不同，维新运动兴起之时，杨深秀已经是宦海沉浮二十多载，年近半百的老人。

子曰“五十知天命”，混迹封建官场，到了杨深秀这把年龄早已经是圆滑世故，少开口、多磕头的老油条了。

哪知道杨深秀却是老而弥坚，清末官场的另类。当光绪被囚、慈禧重出江湖的时候，朝堂之上万马齐喑，惟有杨深秀上疏请慈禧撤帘归政。

他的儿子看到他的奏章，苦劝父亲不要作死触了慈禧霉头，无奈杨深秀只是不听，到后来老头怒了，“厉声叱之退”。

看到杨的奏章，慈禧的反应可想而知。加上杨深秀一贯主张变法，在任御史时数次替康梁维新派代笔上疏，早已经是守旧派官员的众矢之的。

坊间传言，杨深秀曾经提议以三千毛瑟枪围颐和园，欲效仿徐敬业讨武曌。传言无法证实，但上疏请慈禧归政却是白纸黑字的事情。这一番，杨深秀是将慈禧彻底得罪到了姥姥家，将他列为第二人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狱中，杨深秀表现的坚贞不屈，对生死看得更是淡定，作诗一首明志：

久拼生死一毛轻，罪臣偏由积毁成。

自晓龙逢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

岂有胸中气，下士空思身后名。

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杨深秀虽然旧学精湛，却与康梁维新派人物交往甚密，反对向列强妥协，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居京官二十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恶衣菲食敝车羸马，官至御史，节操不改。

杨深秀正直清廉，在清末官场实属凤毛麟角，他是死于戊戌变法的第四个维新派官员。

蜀中奇才杨锐

六人中，更具争议的当属杨锐了。

41岁的杨锐（1857~1898）是四川绵竹人，他是晚清名臣张之洞的得意门生。按现代人的理解，杨锐其实就是张之洞在北京的耳目——驻京办主任。在北京任职期间，与张之洞书信往来不断，将朝中大事小情悉数知会坐师，张之洞有儿子在京，但许多事情都是托付杨锐，可见对其倚重之情。

杨锐自幼博临览群书，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历算医术无不精通。1874年，杨锐到成都参加院试，时任学政的张之洞读了他的卷子后惊叹不已，称其为蜀中奇才，将其收为弟子。

1885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杨锐成了得力助手，步入仕途。在此期间，杨锐结识了康有为，二人私交甚笃。

1895年，康、梁在北京成立强学会，杨锐积极协助，成为维新派的骨干。与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等人过激不同，杨锐谨言慎行，深得光绪的信任。

当慈禧在颐和园大发雌威，光绪预感不妙时，下了一道密旨（即后世人说的衣带诏）给杨锐，而不是给其他人，可见杨锐在光绪心目中的地位。

杨锐建议光绪不要固执己见，主张变法循序渐进，不必一次性裁撤太多的守旧派官员，以免引来反弹，增加变法难度。这些中肯稳健的建议，却被后人认为是圆滑狡诈。

临刑前，杨锐大义凛然表示，我几人为国为民，所犯何罪？质问监斩官刚毅为何不审而诛，提出“愿明心迹”，向慈禧申诉。

杨锐入狱后，张之洞认为弟子是无辜受累，之一时间即 各方大员、京中大佬展开营救，愿以全家百口保杨锐。可惜的是，几人八月初九入狱，未经审讯定罪，十三日就被杀了，前后不到五天时间。

张之洞此举不过是亡羊补牢，试想就连光绪皇帝都失去了自由，可知慈禧决心之大，张之洞又如何能保得了杨锐？

另据记载，杨锐等人被杀的消息传出，当时流亡海外身在邮轮的康有为闻讯，面朝大海手抚栏杆大恸：“杨兄死，我确要孑然一身了！”

为变法抛头颅、洒热血，却被后世人讥为投机，杨锐泉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想？

英年早逝的林旭

林旭（1874~1898）是福建侯官（福州）人，自幼父母双亡，由其叔父抚养长大。

林旭从小聪颖异常胸怀大志，有神童之称。

就在林旭在乡刻苦读书的时候，同乡沈葆桢（晚清重臣、林则徐女婿、曾任福建船政大臣）第四子沈瑜庆回乡扫墓，偶然拜访好友杨用霖，意外看到了他学生林旭的“作业”。一阅之下拍案叫绝、赞赏不已。

得知林旭尚未娶妻，恰好“沈家有女初长成”，于是托杨为媒，招林旭为乘龙快婿。

知道林旭家境贫寒，沈瑜庆（沈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任职）就将他带回南京完婚。1893年，林旭回乡应童子试，名列之一得中秀才；同年恩科乡试，又中举人之一名，得了解元，名冠全省。

第二年，林旭进京参加会试，哪知名落孙山，次年再考仍然榜上无名，连续两年落第不免心灰意冷，最后只得捐了个七品的内阁补中书。

林旭本来只想做个小闲官消磨时日，哪知这一年清王朝战败，准备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林旭对清软弱无能割地赔款的行径愤怒异常，作诗曰：

宗庙神灵三百春，即今将相示无人。

言战言守言迁都，三十六策它则无。

这个时候，康有为在北京倡言维新改革，林旭慕名前往拜访，一见之下相谈甚欢，于是拜康为师，逐渐成长为维新派骨干。

1898年，锐意改革的光绪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为保证变法的实施，下诏重臣荐贤，于是林旭、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四人成为四品衔军机章京，参预新政。

“章京”是满语，即办文书的人员。清代军机处于军机大臣之外，另设章京若干员，更低只有七品。杨锐等四人为四品章京，应该是章京中品衔更高的了，再高品职的官员，光绪也无权任命。

军机处权力虽大，办公室却小的可怜，只是在乾清宫外几间很浅的北房和南房。南房是章京的办公地，办公桌又分为满章京与汉章京。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四人到了军机处，却连一张办公桌也没有。汉章京说他们只办旧案，不办新政；满章京则声称自己是满文档，不让几个人瞎搀合。最后，还是军机大臣出面协调，这才在屋子中间给四人安排了一张桌子。

即便是这样的办公条件，年轻气盛的林旭积极建言献策，“参政十日、朝士侧目”。

被捕入狱后，林旭泰然自若“时时作微笑”；临刑前视死如归，神色不变。

因为他是沈葆桢的孙女婿，因此特别优待，允许他穿官服受刑。林旭是第三个被杀的，死时年仅24岁。

之一完人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虽然名列第五，却是第二个被杀害的。所以如此，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事变发生后，在康梁的奔走呼号下，英国、日本等列强开始 事态发展，迫于外交压力，与康有为来往密切，事变后被抓入狱的张荫桓不得不被另案处理。未经审讯、定罪，就急着杀六人，也是担心迟则生变的缘故。

由于没有公开审讯，谭嗣同的许多事迹无法公开，罪责不免被弱化，慈禧太后虽然恨之入骨，也只好将他排在第五位了。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祖籍湖南浏阳人，出生在北京宣南烂缦胡同。谭嗣同从小习武，十岁拜大侠王五为师学习剑法，其一生“好任侠、善剑术”正是受大刀王五的影响。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是进士出身，官至湖北巡抚。谭饱读读书却鄙视科举。老谭没办法，就花钱给儿子捐了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在南京暂住时，读书著述，其著作《仁学》就是这时完成的。

清日战争后，经过对未来命运的深刻思考，谭嗣同积极倡导新政，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的政治主张。

1895年，谭嗣同回到浏阳和同道中人一起在办《湘报》宣传变法。他的父亲生怕他惹祸上身，一个月写了三封信催促他回家，谭嗣同却不顾父亲劝阻，依然我行我素。

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本来有机会逃亡的，他却决定留下来舍身取义，对友人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据狱卒刘一鸣事后回忆，谭嗣同在狱中神态自若，终日在牢房中闲行散步，时而拾起地上的煤屑在墙上写写划划。刘不识草字，更不懂诗，问谭在做什么？谭笑着说，在作诗。这首诗就是著名的《狱中绝笔》：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临刑之际，正气凛然奋力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谭嗣同死的壮烈异常，梁启超誉其为“戊戌变法之一完人”，诚哉斯言。

坦然受死刘光第

死于变法的最后一人是刘光第（1859~1898），刘是四川自贡富顺人。在六君子中，刘光第名气稍弱，后人对其评价也并不是很高，甚至认为他根本就不是维新派官员。

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刘光第是维新派人士，与谭嗣同等人不同的是，他在变法维新的认识上存在差异而已。

刘光第于1882年进士及第，官授刑部主事（六品）。

刘光第到北京的时候，正是大清王朝危机重重的时刻。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变法维新的救亡图存运动。他们通过办报纸、建立组织等手段来联络同道中人,朝野上下逐渐形成一股维新思潮。

刘光第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其强烈的爱国心与责任感，使其无法置身事外。当时，所以人认为只有变法维新，才有希望。刘光第也认为“天时人事，行至穷尽处，必当变通而尽利”。不过他并不公开宣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是谨慎的私下议论。

刘光第政治上既不激进，也不保守，自认为属于中间派，并无新旧之见。他一生做过两件更大胆，最为人称道的事情：

其一,清日甲午战争还在进行中，他就上了《甲午条陈》的奏章。文中虽然没有提到变法，却有请光绪乾纲独断等政治主张。他敢写，却没有人敢替他代奏。虽然奏章最后没有送到光绪手中，但却先于康梁组织的公车上书半年流传于朝野。此举，称得上是维新运动的先声。

其二，1898年9月11日，湖南守旧派官员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当时军机处章京惟有刘光第与谭嗣同二人值班，谭嗣同表示“以百口保康、梁之忠”并表示愿意同坐，刘光第当即也署名，大义凛然道：“臣光第亦请先坐罪！”刘光第此举令谭嗣同刮目相看，刘光第则笑称：“仆不让君独为君子。”

9月28日，六人提牢由西门出，其他人尚自懵懂，刘光第却是熟知刑部制度的，西门是押赴刑场的通道，忍不住厉声大骂“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愦尔！”

临刑前，刘光第“倔强自若”，“神色淡定如平日”，头断后，尸身不倒，观者惊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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