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壬戌年是哪一年

陈麦青

“三吴墨妙”特展目前正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展出。该展共展出93件（套）书法、绘画作品，试图呈现以吴门为中心的明代江南书法的发展历程。

展览中颇多珍品之作，如作为书法史上“吴门四家”之首的祝允明，此次大展及图录中，共有六件作品，数量不少，卷轴册页、信札小品皆备，且多精佳。其中那幅《梦游莺花洞天记》楷书大轴，尤令人瞩目。

展览现场 摄影：卢绍庆

在藏家和相关学者辛勤搜求、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一系列的准备酝酿，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白谦慎教授为学术顾问、薛龙春教授精心策展的“三吴墨妙”大展，终于拉开帷幕。而在薛先生主编的同名图录前，有其题为“明代江南的文人与书法”的长文专论，开篇便揭出此次大展的学术目的和意义，以及相关延伸的地域概念：

作为书法史上之一个地域流派，吴门书派的成长、兴衰与归于沉寂，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兴趣，除了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及其追随者，流派的生成，它的运作机制、效应以及弊端更是研究者 的重心。对此作出恰当的解释，不仅可以对十六世纪的江南书法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于理解此后的书法史生态——各种地域流派的潜扬沉浮——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虽以吴门书派所在的苏州为论述中心，但涉及的区域则包括江南的松江、常州、嘉兴，乃至南京、扬州、宁波等地。

接着，又从“启示与酝酿：自明初宋克（1327—1387）至沈周（1427—1509）、吴宽（1436—1504）”、“吴门四家：鼎盛时期的祝允明、文徵明、王宠、陈淳”、“天下书法归吾吴：文徵明影响下的吴门书法”，以及“周边的挑战：十六世纪后期临近地区的书家如丰坊、詹景凤、董其昌等”这四个贯穿相连的方面，结合展品，以其扎实的文献史料功底和长年的书法艺术素养，从艺术史研究的视角出发，不仅全面客观地梳理了明代吴门书法由兴起发展到全盛辉煌，又如何面临危机、渐生变化这一重要过程的主要脉络，更通过一系列相关书家及其作品的探讨解读，勾勒并凸显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文化以及社会、经济等诸多背景，从而又让一件件作为出品展陈的珍贵文物，活化成学术研究的难得资料。

如薛先生文中述及：“吴门书派也酝酿于成化、弘治年间，此时的徐有贞（1407—1472）、刘珏（1410—1472）、沈周、李应祯（1431—1453）、吴宽、王鏊等人颇具书才。他们中有几位是朝廷的高官，对地方的影响力可想而知。”此处所谓对地方有影响力的高官，大概主要指先后位至台辅阁臣的徐有贞、吴宽、王鏊。据清初钱谦益专辑明代文坛诗家史料的《列朝诗集小传》所载，徐有贞武功：“诗文取通达，不屑为雕章饰句。晚遭摒废，放情弦管泉石之间，好作长短句，以抒写其抑塞激昂感慨，有辛稼轩、刘改之之风。草书奇逸，自负入神，登山临水，酾酒悲歌，笔墨淋漓，流传纸贵。至今吴下推风流儒雅，亦必以武功为领袖云。”吴尚书宽：“学有根柢，言无枝叶。更好苏学，字亦酷似长公，而其诗深厚醲郁，自成一家。少壮好学，老而靡笃……风流弘长，沾丏闾里，迄今未艾。”王少傅鏊：“弘治间，文体舂容，士习醇厚，端人正士，如金钟大镛之在东序，而中吴二公为之眉目，何其盛也…… 以修洁为工，规模韩、王，颇有矩法；诗不专法唐，于北宋似梅圣俞，于南宋似范致能，峭直疎放，于先正格律之外，自成一家。”可知其当年多以自身地位学养、乃至年辈人望等，主持吴中风雅，流风所及，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修身行事，皆影响深远。

徐有贞《水龙吟词轴》

此次展品中的徐有贞草书自作《水龙吟词》大轴，即是其退官返乡不久，与相继致仕归里的祝颢、刘珏诸友同游灵岩，吟咏抒怀后趁兴挥洒、特赠“石田（沈周）亲家”的精品巨制，《石田先生诗钞》中曾有述及，明人俞弁所著《逸老堂诗话》更在记述徐氏游灵岩赋此词时，称“此词脍炙人口，盛传于世”。图录中并有龙德俊先生据林霄、李会军两位先生各撰的相关 改写而成的解读文字，可助品赏。若从现场展挂的原件一眼望去，那随兴流荡的点画书写、一泻而下的通篇体势，又让人对其畅述胸臆、慷慨心声的词作内容，有了更加生动形象的视觉直观；而当年诸老登高联唱、引领风雅的场景，也许由此能给人以更加丰富的想象，并得与史传文字，印证互观。

展品中还有几件内容题材类似的小品，也可一并为说。如王鏊的《秋晚白莲诗》扇页，不仅行草洒脱、气韵可观，更有一段相关故实，似颇可助谈资。前揭《逸老堂诗话》卷下有记曰：

弘治乙丑，王文恪公济之丁内忧，郡守林公世远延文恪修郡志。时馆于西城书院，庭中有白莲一盆池，秋晚一朵忽开，文恪有诗，云：“埋盆若个便为池，玉蘤亭亭有一枝。不似格高知者少，奈因开晚谢还迟。庭前晓日自相媚，江上秋风空尔为。我欲举杯同此赏，天高露下月明知。”吴中缙绅能诗者和之甚众，勍敌殊罕，惟枝山祝希哲诗云：“宾馆秋光聚曲池，玉杯承露阁凉枝。孤寒未必宜真赏，开布何须怨较迟。长恨六郎殊不肖，徒闻十丈亦何为。徐摇白羽开新韵，想对薇花独坐时。”时枝山翁亦预纂修郡志，故前云云，为字险韵，句句帖题，文恪独加称赏。

乙丑为弘治十八年（1505），因知王鏊此诗当作于该年。而当时所修郡志，即刊行于次年（正德元年，1506）的《正德姑苏志》，该志同修附名者七人：杜启、浦应祥、祝允明、蔡羽、文徵明、朱存理、邢参，皆吴中文学之士，王鏊既主其事，志馆中得闲吟唱，和者甚众，则其一时风雅盟主，似可想见。文徵明《甫田集》（四卷本）中，亦有《奉和守溪先生秋晚白莲之作》。至于祝允明和王鏊，关系尤非寻常，早在弘治五年（1492），祝氏就因主考王鏊赏识，乡试高中，明人陆粲《祝先生墓志铭》中述其事稍生动，曰:“岁壬子，举于乡，故相王文恪公主试事，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既而果得先生，文恪益自喜，曰吾不谬知人也。”

在中举前一届乡试之期的弘治二年（1489），到南京为准备应试而借住岳父李应祯处的祝允明，因一场突发而又持续颇久的疾病，最终竟连考试都未能参加，据《祝氏集略》中祝氏自记，自该年七月中始感不适，至八月三日发作，遂返回苏州就医，历五十日方愈。而就在此期间的九月二十日，恰逢吴中名士周庚（原已）下葬，尚在病中的祝允明尽管不能前往尽礼，但还是特赋题为《哭周院判原已（己酉九月二十日赋。是日公还玄宅，予以疾不能送之）》的诗作：“雅道凄凉后，何情当此悲。斯人不易产，中寿岂难期。鹏兆将无验，鸡年竟莫支。心曾周晚末，目不瞑严慈。地有颜渊代，天无伯道知。负公兹一饯，西望涕洟垂。”据光绪《苏州府志》卷七十九“人物六”，“周庚字原已，初名京。家世业医，而庚喜读书，工古文辞……成化中以名医征，辞不获，勉强赴京。简入御药房，寻授御医，迁南京太医院判，卒。庚为人清慎文雅，状貌瞿然。虽为医官，而业文不废。其诗沉郁腴丰，有奇气。尤善行楷，然皆不苟作。”则此际也以力倡古文辞并擅书艺而声名渐起的祝允明，对周氏这样的同好乡贤有所追悼，也合常情，然大病未愈仍勉力赋诗，似又非同一般。而此次大展中一件吴宽致王鏊的手札，又透出了其中更多的消息，据图录中陈文波先生的解读文字介绍：

弘治二年（1489）二月二十三日，吴宽的表甥、南京太医院院判周庚（字原已）病逝于南京，于是吴宽广邀其生前师友为他撰写祭文，王鏊在受邀之列。周庚于当年九月二十日下葬，在此前不久，吴宽写下了这封信，并准备好了用于书写祭文的卷轴，托人一同寄给王鏊，叮嘱他尽快着手写作，同时还请王鏊转告周庚生前的部分朋友，希望他们也能在葬期前准备好祭文或礼物。为周庚而写的祭文今存三篇，分别为吴宽《祭周原已文》、李东阳《祭周原已院判文》和储巏《祭周原已文》，其中储巏一文是应李应祯请托而写，而吴宽请王鏊撰写的祭文不见传世，王鏊只有一首题为《哭原已次匏庵韵》的悼诗流传至今。

吴宽《致王鏊札》

并进一步指出：“应吴宽之邀为周庚撰写祭文，对于参与者来说，或可看作一次特殊的‘纸上雅集’——以同题写作这一与往常雅集相似的形式来寄托共同的情怀——对故人的追思，同时也一如既往地表达对这个雅集群体的 感和认同感。”祝允明内、外二祖祝颢、徐有贞，妇翁李应祯，皆吴中名流，且均与吴宽、王鏊以及刘珏、沈周等交好雅善，多有往还；祝氏本人虽年方三十，但也已经和同辈中名士都穆、文徵明、唐寅等一起，崭露头角，故其追随前辈，应该早已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梦游莺花洞天记》祝允明

作为书法史上“吴门四家”之首的祝允明，此次大展及图录中，共有六件作品，数量不少，卷轴册页、信札小品皆备，且多精佳。其中那幅《梦游莺花洞天记》楷书大轴，尤令人瞩目。此为弘治壬戌（十五年，1502）七月，四十三岁的祝允明到南京时，“因寓宿于故人大金吾一江令公之第”，遂为主人作此长篇赋文并精楷书成，文辞华美，笔墨遒丽，高大气派。据图录中高明一先生的解读文字介绍，“一江公”名叫黄琳，少祝允明十岁，是当时皇帝派驻南京的锦衣卫统领，其伯父黄赐，曾任司礼监，父亲黄靖庵（名不可考）任禁军，皆为权势显赫的中贵。故高先生最后指出：“祝允明在半月间绞尽才华，极用典之能事赋文来迎奉黄琳，除其收藏 御府且以宋人书法为多，是祝氏学习宝库外，黄琳显赫的背景，或是弘治五年（1492）始中举人的祝允明的终南捷径吧。”因忆将近三十年前，笔者为拙著《祝允明年谱》出版之际所作的序言中，曾写下过这样的想法：

世传希哲为人“简易佚荡，不拘礼法”，“傲睨当时，轶出尘埃”。本谱在考明其身世遭遇、一生经历的基础上，比较注重对此的考察和研究。通过其早年五应乡举、七试礼部，以求功名；中岁坚拒友人劝试甲科，但仍从谒选得官，出仕州县；一直到晚年弃官归田，纵情酒色、放浪山水这一系列事实，展现其个人性格和生活态度形成、发展的全部过程。同时，由其一方面鄙视科举空疏，力倡古文辞，一方面却规劝友人唐寅研习科举程文，以取科第高名；一方面放情诗酒声色，一方面却自叹“卜居怜屈子，说剑忆庄生”等情形，反映其内心思想的矛盾复杂。并通过其痛斥理学空疏、礼法虚伪，又深懼文人以笔、舌罹祸等文字，探求其放浪形骸、愤世嫉俗的原因所在。这些，对全面、真实地了解和理解祝允明其人其事，或许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梦游莺花洞天记》（局部）祝允明

而祝允明与黄琳这样的中贵权宦及其家族的交往，恰是一个极有意思、又很值得 的个例，惜囿于当时的条件学识，仅据相关著录，在弘治十五年（1502）谱文中系录了谱主为贺黄璋夫妇生辰而撰书《偕美赋》一事，且不详黄璋生平事略，更不知其即为黄琳仲兄。而系于同年的《一江赋》，亦仅知为上海博物馆所藏祝氏书迹，也因无缘获睹，未明是为黄琳而作，均属憾事。不过，在日后的读书中，又曾于清人王应奎（1680——1757）的《柳南随笔》内，看到过这样一则记载：

祝枝山作《梦游莺花洞天记》，有行书手录本更佳，向藏吴郡某氏。康熙乙巳，吴逆三桂遣人持数千金至吴收古书画器物，遂以三百金购此本去。时吾邑顾翁雪坡（文渊）适在郡，用双钩摹出。余从雪坡之侄文宁（士荣）见之，卷首有白文“南溪草堂”印，卷末有朱文“希哲”印，亦雪坡所摹也。闻吴逆之使满载所收以归，渡江舟覆，此真本为龙伯取去，无复在人间矣。

如今面对实物，回味之下，更知展品珍稀，故虽多感慨，仍庆幸眼福。

“三吴墨妙”,不仅是书法、人物、地域、流派，还有史迹、细节、场景、事件；这样的展览，既示范着书法史、乃至艺术史的研究思路，更拓宽了学术文化、社会历史等诸多领域的探索视野。

责任编辑：陈若茜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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