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的易经讲解 上海博物馆 免费讲解

其实上海博物馆的易经讲解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上海博物馆的易经讲解图，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上海博物馆的易经讲解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周易的历史①

《周易》这本书

开始之前，先看看我们的研究对象。当然，如果你手头上有一本就更好了。

只要一本简简单单的《周易》就好。翻开它——当然，你需要注意的是，它跟以前的《周易》是有区别滴。

过去的《周易》是什么样子的？

下面你看到的，就是一个两千多年前版本的《周易》。

这个版本的《周易》，于1973年12月在长沙的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墓主人是汉初长沙丞相轪侯利苍的儿子，据专家判断，此卷抄写的时间约在西汉文帝初年（约公元前180年至170年间）。由于是抄写在帛上的书，所以叫做“帛书周易”，简称“帛书易”或“帛易”。

除了抄写在布帛上，《周易》还有抄写在竹简上的。

1977年，安徽省阜阳市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了抄在竹简上的《周易》。由于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所以可以确定，这部《周易》的年纪至少和马王堆的帛书《周易》不相上下，可是不知道这什么，这竹简却比帛还脆弱，烂成了一堆小片片，专家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把它的残片七拼八凑的，勉强看出这上面原来抄的是《周易》，真不容易呀！

前面这两部《周易》，都已经是两千多年前西汉时代的版本了，但还不是最古老的版本。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上购藏了一批战国楚竹书，是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从这批竹简中，整理出了目前所见最早的一种《周易》版本，其年代为战国晚期。（据说，2008年7月，清华大学通过校友的捐赠，自香港抢救收藏的2388枚战国竹简中也有与《周易》有关的内容，由于专家们在研究完竹简之前是不肯把所有照片公布的，所以，据鄙人观察，目前流出的清华简照片中尚未发现《周易》文本。因此，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放心地说，上海博物馆藏的《周易》，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早版本的《周易》了。）

下图便是上海博物馆藏的楚简版《周易》

现在，有了上述三个版本的《周易》，我们已经可以放心大胆地说，我们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为什么捏？因为这三个版本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问世的，在此之前的众多易学大师和专家们，根本连看到它们的机会都没有。从唐代至今，大家看到的《周易》版本，都是官方公布的正式版本，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周易》，除去排版、注释和繁简字体的区别外，跟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读书人手里的教科书是一模一样的。

话说唐朝初年，印刷术未发达，读书人想找本标准教科书很困难，为了方便大家学习，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在郑覃、唐玄度的建议下，皇帝派人花了七年时间，把12部经典在了石头上，这就是有名的“开成石经”。12部经典中，第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就是《周易》。

下图是“开成石经”版的《周易》拓本：

那么，“开成石经”上的《周易》，究竟又是从哪个地方抄来的呢？原来，唐朝初年，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整顿混乱的学术界和教育界，朝廷决定出面撰修并颁布统一经义的教科书。 唐太宗下令，由国子祭酒孔颖达召集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共同撰修《五经正义》。所谓的五经，就是《周易》、《尚书》、《诗经》、《礼》和《春秋》。由于孔颖达精通魏时《王氏易》（王弼曾注《周易》），于是就将王弼注本中的《周易》经文选为《五经正义》的官方版本。贞观十六年(642年)，《五经正义》撰成，王弼所注的《周易》版本从此成为正式版本。“开成石经”上所刻的《周易》，其实也就是王弼版本的《周易》，也就是我们目前市场上所有通行版本的最初面目。

那么，王弼（公元226－249年）版的《周易》，又跟汉代的周易又有何不同呢？

目前我们能够找到的汉代版本的《周易》，除了前面提到的马王堆帛书版和阜阳竹简版外，还有一个“熹平石经”版。熹平石经刻于东汉熹平年间（172－178年），由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亲自书丹，将《周易》等经典刻于石碑，立于太学。熹平石经是最早的刻于石碑上的官方教科书，比唐代的开成石经要早了好几百年。虽然石碑自汉末以来屡经劫难，如今已经残存不堪，但是经过屈万里等学者的精心搜集，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部分石经残石上的《周易》。

下图就是熹平石经的《周易》残片拓本：

经过比对，我们发现，东汉熹平石经版的《周易》和唐代开成石经版的《周易》，虽然同是官方教科书，但是个别字的写法上还是有差异的。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两者最大的不同，体现在排版上面。

熹平石经中，《周易》的经文原本是与易传分开刻的——所谓易传，就是对《周易》的注释了，包括《彖》、《象》、《系辞》、《文言》等一系列作品。我们看到，在唐代的开成石经中，这些《彖》呀《象》呀的注释，已经全部混在经文里面了（据说最早这么干的人是东汉的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他觉得这样有助于大家理解）。所以我们今天打开《周易》时，常常会看到经文里夹杂着什么“《象》曰”、“《彖》曰”、“文言曰”的话，请暂时不要理会它们，因为这不是《周易》原本的内容，虽然读了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人们是怎么看待《周易》这本书的，但目前为止，我们完全可以抛开别人的注释，不管他是古代某著名圣人或是现代某知名大师，用自己的眼光来看一看《周易》。

说到此，我们手上已经拥有了五个版本的《周易》，依年代分别是：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版（战国后期）

西汉马王堆帛书版（公元前180－前170年）

西汉阜阳竹简版（公元前165年以前）

东汉熹平石经版（公元175年）

唐开成石经版（公元830年）

经过对这五个版本的比较，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周易》的经文（除去传文后）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最早的版本（上海博物馆版）与目前的通行本，基本没有经过任何删节和改动。唯一不同的是字的写法：前一种是用战国时的楚国文字抄写，而我们手中的通行本子上是简化字。

其他证据也表明，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易》的经文内容就已经定型了。据《晋史》载，西晋武帝时（约公元280年左右），一个伟大的盗墓贼在汲郡(今河南汲县)的一座战国古墓中，发现了一大批竹简古书（即著名的“汲冢古文”），其中就有古本《周易》。

这个伟大的考古发现被官方得知，并派出荀勗、和峤、卫恒、束皙等学者对这些古籍进行整理。由于这批古书都是用战国文字书写，西晋时人已经不易辨认，所以颇花了好些年功夫，后来，据《晋书 束皙传》载，专家组整理出“《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虽然专家们还在争论汲冢的墓主人究竟是魏安厘王（公元前243年卒）还是魏襄王（公元前296年卒），但我们已经可以肯定，战国后期的《周易》在内容上已经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没有什么两样，除了它是用一种蝌蚪样的文字抄写下来的。

所以，丢开易传等注释后，我们就得到了原汁原味的《周易》，一部至少从战国晚期就完完整整地流传到了今天的古书。如果你觉得看专家大师们的解释不够过瘾，你也可以直接找到这部书两千多年前的最原始版本，自己来读它。

有人会觉得，啊呀，这太难了，蝌蚪文写的，怎么看得懂啊？

没有关系，因为事实上，古文字专家们读起这个原始版本的《周易》时也是头疼无比，他们时常拿着现在的版本跟那一堆发黄的竹片对比半天后，恍然大悟地说：“啊，原来古时候这个字以前是这样子写的呀！”而大部分的易学大师们，相信我，他们在阅读蝌蚪文方面的能力并不比我们强多少。

有人又会问：既然所有版本的内容其实没有变化跟，为什么不直接看通行本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不同版本的文字写法差异太大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乾坤的“坤”字，在东汉时熹平石经上的写法居然是“巛”，而“乾”字在西汉时马王堆帛书上的写法居然是“键”！如果你仔细比对过以上五个版本的《周易》，就会发现百分之八十的字都出现了不同的写法！

以马王堆帛书版为例，下图中很小块文字中就出现了八个与今天写法不同的字：

有人会问：为什么会这么混乱啊？难怪要把标准版的经文刻碑了。

没错，这种文字混乱的现象，学名叫做“通假字”。所以，身为一个对国学有兴趣又不想被忽悠的人，首先第一件要记住的事情，就是：

……古代所有的错别字都是通假字，是合理而且合法的。

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各书的内容是什么？（只要大概）谢谢～

六艺”即指《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种儒家经典。《史记·滑稽列传》云：“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在《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中除了六经之外，还有《论语》、《孝经》、小学三种书，这三种书在当时都是学校诵习的课本。清人王鸣盛在《蛾术篇》卷一中曾经指出：“《论语》、《孝经》皆记夫子之言，宜附于经，而其文简易，可启童蒙，故虽别为两门，其实与文字同为小学。小学者，经之始基，故附经也。”

甲、易

目前发现的与《易》有关的简帛书籍有九种：

1.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

2.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楚简《周易》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是目前发现最早、文字保存最多的一种文本。共存58枚简、1800多字，涉及34个卦的内容。简本原无书题，“周易”二字是整理者根据竹书内容所定。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所藏一枚《周易》残简也可缀合进来，可以看出上博藏简和香港中文大学藏简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整理者介绍，上博藏简的发现，对解决易学研究中所谓的“九六”之争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上博藏楚竹书《周易》与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阜阳汉简《周易》乃至王家台秦简《归藏》之间的比较研究，将使我们对卦、爻辞等问题有更准确、更深入的理解。

3.马王堆帛书《周易》

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与传世本有很大的不同。传世本分上经和下经，上经三十卦，始于乾，终于离；下经三十四卦，始于咸，终于未济。而帛书本则不分上下，始于乾，终于益，它的排列方法与汉石经、传世本完全不同。有人认为它比较原始，有人认为它或者是另一系统的传本。李学勤先生认为：“由帛书的卦序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第一，帛书《周易

》的经传是互相结合、密不可分的；第二，帛书卦序已经包含了八卦取象的观念；第三，帛

书的卦序充分贯穿了阴阳对立交错的观念。”他还指出：帛书本卦序蕴含着阴阳学的哲理，

在体现阴阳规律这一点上，帛书本显然胜于传世本。但“帛书经文要晚于今传本经文的出现

，它是根据阴阳学说重排卦序的一种别本。《系辞》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其年代不会晚到

战国中叶，至于帛书《周易》其整体的形成是很迟的，有可能晚至秦亡以后，它应该是楚地

易学一派整理的结果。2

4.马王堆帛书《二三子问》上下篇

帛书《二三子问》原无书题，“二三子问”是张政 先生根据该书首句文字拟定的。其内容是以问答的形式，分别对乾、坤、鼎、晋等卦的部分卦辞、爻辞进行了颇具儒家哲学色彩的解说，很明显它是儒家“易传”的一种佚书。

5.马王堆帛书《系辞》

帛书《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五篇抄在同一幅帛上。《系辞》始于今本上篇的首章，终于今本下篇的末章，但帛书《系辞》没有今本《系辞上》的第八章和《系辞下》的第五、六、八章及七章的一部分。李学勤先生认为：“《系辞》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其年代不会晚到战国中叶。3

6.马王堆帛书《易之义》

7.马王堆帛书《要》

8.马王堆帛书《缪和》

9.马王堆帛书《昭力》

《易之义》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通论《易》之大义，在今传本《系辞》中也可以找到它的一些踪迹。而《要》、《缪和》、《昭力》则是三种佚书。《要》也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写成

的。《缪和》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缪和、吕昌等与孔子讨论《周易》的问对；第二部分是

孔子自述，直接以“子曰”的方式来解释《周易》；第三部分是以历史传说和历史故事印证

《周易》。《昭力》是昭力和孔子讨论《周易》的问对。李学勤先生认为：缪和、昭力的姓

氏都是典型的楚国姓氏，疑二人皆为楚地易学的经师，他们的书很可能是属于楚国传易的系

统。4

乙、书

据文献记载，历史上曾发现过几次不同的《尚书》写本，如《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孔壁《尚书》，《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记载的刘德征集到的《尚书》，《汉书·杜林传》中记载的漆书《尚书》和《论衡·正说篇》中记载的河内女子老屋发现的二篇《尚书》等。

在出土简帛文献中，目前还尚未发现《尚书》文本，但在有些出土简帛书籍中却发现了有引用《尚书》的情况。如在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篇中，就有引用《尹诰》一条、《君牙》一条、《吕刑》三条、《君陈》二条、《祭公之顾命》一条、《康诰》一条、《君奭 》一条，共十条。其中《尹诰》即《书序》的《咸有一德》，属于所谓的《古文尚书》，而《祭公之顾命》则相当于《逸周书·祭公》。此外，在郭店楚简的《成之闻之》中也有引用《尚书》的情况，其中有《大禹》一条、《君奭》三条、《□命》一条、《康诰》一条，共六条。其中《诰命》一条为逸书。从这些引用《尚书》文本的情况来看，它对研究《尚书》的成书与流传很有帮助。5

丙、诗

目前发现的与《诗》有关的竹简书籍有两种：

1.阜阳双古堆汉简《诗经》

阜阳汉简《诗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诗经》抄本，出土时竹简严重残损，经过清理，仅存长短不一的简片170余枚。无书题。与今本《毛诗》对勘，知有《国风》与《小雅》两种。《国风》中有《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曹》、《幽》等14国残片，只有《桧风》没有发现。计有残诗(有的仅存篇名)65首；有的仅有残句，如《小雅》则仅存《鹿鸣之什》中的4首诗的残句。6从残存诗篇文字来看，和今本《毛诗》有许多不同。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些残诗“肯定不属于齐、鲁、韩三家诗”，“它不属于传统上习知的经学系统”。阜阳双古堆在原楚国境内，可能是楚地经学的孓遗，入汉后渐归亡佚。7

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论论》全书有29枚简，共存1006字，有60首诗名。原无书题，“孔子诗论”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加。全书内容都是孔子弟子就孔子授《诗》内容的追记，其中也有一些内容是孔子对诗歌的论述，但不见传世文献的记载。今本《诗经》内容有《国风》、《小雅》、《大雅》和《颂》，而《孔子诗论》与传世本的顺序正好颠倒，称为《讼》(颂)、《大夏》(大雅，夏、雅古可通假)、《小夏》(小雅)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改邦为国)。《孔子诗论》序中的论次也和今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的用字也和今本《诗经》不同。简本《孔子诗论》没有今本《诗经》小序中讽刺、赞美的内容。李学勤先生认为：全篇《诗论》可分为十二章。“非出自孔子之手，也不像《论语》那样直记孔子言行，而是孔门儒者所撰，内中多引孔子亲说。”“《诗论》的作者能引述孔子论《诗》这么多话，无疑和子思一般，有着与孔子相当接近的关系。符合这个条件、能传《诗》学的人，我认为只能是子夏”，“从传世文献推考，子夏很可能是《诗论》的作者”。8

关于出土简帛书籍中的《诗》，除上述外，我们在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

《缁衣》篇中也发现有引《诗》19条，其中包括逸诗1条。又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引《吴邿》，裘锡圭先生的按语认为当读为《虞诗》，《虞诗》引文也不见文献记载，故也当为逸

诗。9

丁、礼

据文献记载，历史上也曾发现过几次《礼》书文本，如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写本《礼记》等书；10河间献王刘德得《周官》六篇，11河内民女拆老屋得《礼》三篇，12孔子故里鲁淹中《礼古经》五十六卷等。13

二十世纪出土简帛书籍所见《礼》书约有五种：

1.武威磨咀子汉简《仪礼》甲、乙、丙本

武威汉简《仪礼》共存竹简469枚，可分为甲、乙、丙三个部分。14甲本《仪礼》共有398枚木简。原无书题，但有篇题，还有篇序，它们是《士相见之礼第三》、《服传第八》、《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第十二》、《燕礼第十三》、《泰射第十四》七篇，共存22971字。

乙本存木简37枚，较甲本木简短而窄。内容仅为传本《仪礼》中的《服传第八》一篇，篇题写在篇道第一、二简简背。共存3042字。

丙本存竹简34枚，出土时残断严重。其内容为传本《仪礼》中的《丧服》一篇，篇末计字尾题为“凡千四百七十二”字，但实存1285字。

对于武威汉简《仪礼》的文本，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简本整理者认为，它与今本郑玄注的校记比较，合于今文者超过古文，当是属于今文本的系统，但也搀杂了一些古文本的读法，因而推测简本是属于西汉晚期传后氏(后仓)礼学的庆氏(庆普)本。15而沈文淖先生认为，西汉晚期传《礼》学者只有后氏一家，大、小戴和庆氏都是出于后氏之传，他们的经

本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属于今文本系统，而简本当是以今文读古文，因而是揉合今古的另一

传本，沈文淖先生称之为“古文或本”，他认为今本(郑玄本)是来源于这个本子。16

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内礼》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内礼》，现存竹简 枚。其内容与今本《大戴礼记·曾子立孝》、《礼记·内则》有着密切的关系。17

3.马王堆帛书《丧服图》

马王堆帛书《丧服图》全图是由一个朱色的伞盖和19个正方形色块(加上残缺部分应该是24块)组成，从上到下有部分方块中间有墨线相连，其中左侧一线有5块朱色，其余均为黑色。此外，图中还有6行56个字的有关丧服制度的记载。据陈松长先生介绍，这56个字主要记述了汉初人丧服的有关规定，其中提到了三年之丧、期年、九月、七月等服丧期，但没有言及三月或更短之丧期者，这与汉文帝遗诏短丧的规定不太吻合，与传统的丧服记载亦有区别。因此，陈松长先生认为“这或许是轪侯家族自己奉行的丧服制度的一种图文式的记载”。18

戊、乐

目前出土的简帛文献中还没有发现《乐记》的文本，但却发现了两种与“乐”有关的书籍。

1.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采风曲目”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采风曲目”共存7枚竹简，原无书题，“采风曲目”为整理者据内容所定。简文记载了40首诗的篇名和演奏诗曲吟唱的各种音高，非常奇特。据马承源先生介绍：“在一篇或几篇成组的篇名之前写有一个特定的音名，这些音名用两个字组成，一是

‘声’名，即是五声音阶的名，其中发现了宫、商、徵、羽四个‘声’名，另有穆、和、讦

等九个变化音名，这些变化音名为前缀，也有后缀。这九个音名是否就是楚国乐名还不知道

，因为诗曲可能有本地的，也有外地传入的，但可以说这是楚国郢都流行诗曲的调名。一个

特定的音高下有一篇或几篇诗名，说明每一篇诗都有它特定的音高，并不是随意用任何音高

可以自由吟唱的，可见当时音乐已经达到较成熟和规范的水平”。19此外，在这7枚诗曲音调的竹简中还记载了我国古代唱诗时乐器伴奏的四声和九个音调，这是我国音乐史上重要的发现。

2.店楚简《乐说》

郭店楚简《乐说》，大家知道在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名为《性自命出》，共存竹简67枚。原无书题。李学勤先生经过研究后认为，《性自命出》篇恐怕原来不是一篇，而是两篇。从1号简至36号简为另一篇，其中心内容是论“乐”的；从37号简至67号简为另一篇，其中心内容是论性情的。他认为“前半的乐论，其根本思想与《乐记》一致，即性感于物而生情，而乐足以陶冶性情，发挥教化的作用。梁沈约、唐张守节都曾说《乐记》系公孙尼子所撰，我讨论过，公孙尼子是孔门七十子之弟子，其学术倾向近于子思，又可能同韩非所说仲良氏之儒有关。郭店简儒书多与子思关联，有这样的乐论是自然的。”因此，李先生“建议把《性自命出》的前半独立出来，称为《乐说》，余下的一半称为《性情》。20

已、春秋

真正意义上的“春秋”类简帛书籍，目前尚未发现，但附于《汉书·艺文志》后面的史书类文献倒是出土了一些。从《七略》开始就没有专立史部，历史类书籍皆附于“六艺略”的春秋类，有人认为这可能与当时史学还不发达、史学著作数量不多有一定关系。春秋为史书所自出，因此便附于春秋。晋秘书监荀勖因三国魏秘书即郑默《中经》更著《中经新簿》，

将经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著录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为专列史部

之肇端。从《汉书·艺文志》来看，史书的著录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列在“六艺略”的书

类，一部分列在“六艺略”的春秋类，另一部分列在“数术略”的历谱类。李零先生认为，

这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结果，未必能反映早期的学术。21因此他将出土简帛书籍中的史学类书籍单独抽出来列为“史书类”，另立一目，没有附于“春秋”之下。我们认为，这种分法是过分牵就了后世的“四部”分类法。既然“春秋”为史书所自出，《汉书·艺文志》将史书类书籍附于“春秋”之下，自有它的道理。我们今天一仍其旧，仍将这部分出土简帛书籍附列于“春秋”之下。

目前发现的史书类简帛书籍主要有纪年类和故事类两大类。

纪年类有：

1.睡虎地秦简《编年记》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共存竹简53枚，简文分上下两栏抄写，通篇记述了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及大事，同时还记述了一个名叫“喜”的人的生平及有关事项，有些像后世的年谱。简书原无书题，“编年记”是整理组根据简文内容所定。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六国年表》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主要参考资料。但《六国年表》所依据的是“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的《秦记》，22因此在史实或年代方面都存在先天不足之处。过去曾有学者用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来纠正《年表》，但《竹书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8年)，不能用来校正《年表》的最后部分，睡虎地出土的《编年记》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从简文所记史事与《史记》对校，很多记载是一致的，但也有些记事的时间和《史记》所载又有差别，还有一些简文的记载较《史记》详细，但也有一些内容不见传世文献记载。李学勤先生认为，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是《秦记》一类秦人编写的史书。在文献学上可以看做是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的续编。23

2.阜阳汉简《年表》

阜阳汉简《年表》，原先简报介绍时称为《大事记》，后来胡平生先生改称《年表》，看来是参考了《史记》中《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的称谓。该材舷衷谏形捶⒈恚�莺�缴�壬�樯埽�馀�窦虺鐾潦辈兴鹧现兀�硬写婕蛭睦纯矗�淠甏�段�瞧鹩谖髦芄埠鸵院螅�沼谇厥蓟适薄！赌瓯怼房煞治�住⒁伊街郑杭字帧澳昃��常�崽钍率怠保�抑帧耙?

栏之内排列两位君王，谥号、年数之间无任何标志隔断，我们理解应是同一诸侯国的两代君王，记其各自在位年数”。24

故事类有：

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容成氏》，全篇存有完、残简53枚。原有书题，抄写在书末第53号简简背，作“讼城氐”，读为“容成氏”。据整理者介绍，全篇内容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容成氏等最古的帝王(估计约有21人)；第二部分是讲帝尧以前的一位古帝王，因竹简残缺，失去其名，估计是帝喾高辛氏(也可能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还有其它帝王名，如颛顼等人，可惜简文残缺)；第三部分是讲帝尧；第四部分是讲帝舜；第五部分是讲夏禹；第六部分是讲商汤；第七部分是讲周文王和周武王。这七个部分，主要讲的是上古帝王的传说，三代以上皆授贤而不授子，天下艾安；三代以下，启攻益，汤伐桀，文、武图商，则禅让之道废而革命之说起。书中多存古史佚说，或可补传世文献记载之不足。第53简文义未足，估计后面仍有脱简，但此简背面有书题，推测后面的脱简大概也只有一二简，全文当叙到武王伐商终克之为止。

2.慈利战国简《国语》

慈利战国简《国语》目前尚未发表，据报道，简文内容为记事性的古书，以记吴、越两国史事为主，如黄池之盟、吴越争霸等等，可能与传世文献《国语》、《战国策》、《越绝书》

的某些记载相同，但也有不见今本者。25

3.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抄写在宽24厘米、长74厘米的半幅绢帛上，现存97行。出土时卷首残损严重，卷末完整，尚有余帛，好像是一件没有抄写完的帛书。全书约分16章，不避汉高祖刘邦讳。原无书题和篇题，每章章首都有黑圆点(·)分章符号。每章所记之事彼此不相连贯，不分国别，内容涉及晋、燕、齐、鲁、宋、卫、吴、越八国事，除第二章关于燕国和晋国的战争不见传世文献记载外，其它的历史事件多见于《春秋》三传及《国语》等书，但文字内容也有所不同。张政烺先生曾经提出，该书每章记事十分简略，但必记一些言论，所占字数比记事文字多得多，使人一望便知，本书的重点不是在记事实，而是在记言论，这就是春秋时期典型的“语”类著作。26裘锡圭先生认为该书很可能是《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铎氏微》一类的书，而唐兰先生则认为它不是《左传》系统，而为另一本古书。27李学勤先生认为：“《春秋事语》一书实为早期《左传》学的正宗作品，其本于《左传》而兼及《谷梁》，颇似荀子学风。荀子久居楚地，与帛书出于长沙相合，其为荀子一系学者所作是不无可能的。”28

4.阜阳汉简《春秋事语》

阜阳汉简《春秋事语》出土时仅发现一块篇题木牍和近百枚残简。因简文残损非常严重，无法联读。木牍的正、背面各分上、中、下三栏抄写，共存37个篇题，没有书题。“春秋事语”书题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定的。这些篇题是：

（1）□□□□□台

（2）□□□去疾不更

（3）晋平公筑施( 乕)祁之台(见《说苑·辨物》，《左传》也有相同记载)

（4）晋平公使叔向聘于吴(见《说苑·正谏》)

（5）□□□□□□有□□

（6）□□□台

（7）楚王召孔子(见《说苑·杂言》，《史记·孔子世家》也有相同记载)

（8）吴人入郢(见《说苑·善说》，《左传》、《史记》也有相同记载)

（9）竽尹申□(见《国语·吴语》)

（10）晋文公逐麋(见《新序·杂事》，《群书治要》、《太平御览》也有相同记载)

(11)晋文君之时翟人献封狐(见《说苑·政理》，《韩非子·喻老》、《金楼子·立言》

也有相同记载)

(12)韩武子田兽已聚(见《说苑·君道》)

(13)简子春筑台(见《说苑·贵德》)

(14)晋文君伐卫(见《说苑·权谋》)

(15)简子有臣尹绰(见《说苑·臣术》)

(16)简子攻卫之附郭(《说苑·奉使》、《吕氏春秋·达郁》中有类似记载)

(17)夏徵舒弑陈灵公(《左传·宣公十年》有类似记载)

(18)灵王会诸侯(见《新序·善谋》，《左传》、《史记》也有类似记载)

(19)景公为台台成(见《说苑·正谏》)

(20)阳虎为难于鲁(见《说苑·权谋》)�

(21)晋韩宣子

(22)齐景公游于海(见《说苑·正谏》)

(23)□□阳虎

(24)卫灵公筑□□

(25)魏文侯与大夫饮(见《说苑·善说》)

(26)鲁孟献子聘于晋(见《新序·刺奢》)

(27)赵襄子饮酒五日(见《新序·刺奢》)

(28)齐景公饮酒而乐(见《新序·刺奢》)

(29)□□□台

(30)□田子方问

(31)庄王不野□

(32)楚庄王□□

(33)魏文侯与田子〔方语〕(见《说苑·复恩》)

(34)或谓〔赵简〕子(见《说苑·君道》)

(35)晋平公春筑台(见《说苑·贵德》)

(36)〔卫叔〕孙文子(见《说苑·反质》)

(37)□□而穷

这些篇题都是依古代拈篇首语为题的方法所拟定。据韩志强先生介绍，可查到出处的有26篇，漫漶不清或存疑的有11篇。竹简内容查到出处的有25篇，分别保存在传世文献的51篇之中，其中《说苑》里有33篇，《新序》里有14篇，《左传》里有2篇，《国语》里有2篇。在这51篇里有采自先秦著作或被先秦和汉代以后的著作加工采用的有《韩非子》7篇、《吕氏春秋》3篇、《晏子春秋》5篇、《淮南子》4篇、《史记》7篇、《太平御览》3篇、《群书治要》3篇、《金楼子》2篇，还有《列子》、《文子》、《孟子》、《孔子家语》、《韩诗外传

》、《汉书》、《礼记》、《北堂书钞》、《盐铁论》各1篇。29篇题木牍是该书的目录，它的出土，证明《春秋事语》这一写本在当时是作为一种独立的书籍存在于世。张政烺先生认为：“这种讲史记言的书就是当时的教学课本，读书人对这些课本故事自然非常熟悉，在后来人的著作里他们把这些熟知的故事随手拈来，经过加工成为自己作品的素材，难怪这些作品里存在许多相同的故事。”30这也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传世文献中能看到相同的故事的根本原因，有时在改编这些故事时作者还有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可能。

5.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抄写在长192厘米、宽24厘米的半幅绢帛上，共存325行，约11000字。帛书基本首尾完整，卷末尚有余帛。原无书题、篇题，“战国纵横家书”为整理者根据帛书内容所定。全书文字避汉高祖刘邦讳而不避汉惠帝刘盈讳，其抄写年代当在公元前195年前后。全书分27篇，每篇篇首有黑圆点(·)间隔符号，篇与篇间连写不提行。31现存27篇可根据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面的14篇，都和苏秦有关，是苏秦给燕昭王和齐闵王的信和游说辞。其中第五篇见于今本《史记》和《国策》。第四篇的一部分，今本《战国策》有而脱误很多。第二部分是从第15篇至19篇，其内容主要是战国游说故事的记录。这几篇每篇篇尾都有统计字数，第19篇篇尾还有这五篇的总计字数，显然是另一个来源，应自为一个整体。其中除第17篇外，都见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第三部分是最后的8篇，即第20篇至第27篇，根据其中有关苏秦的游说资料不与前14篇有关苏秦的资料编在一起来判断，这应该是另一种辑录战国游说故事和纵横家游说言论的文本。关于该书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纵横家《苏子》的残篇，李学勤先生认为：马王堆帛书有《战国策》，发表时称《战国纵横家书》，共27章，其间11章见于今《战国策》或《史记》。今本《战国策》为刘向纂辑，其叙云“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书》”，帛书本应为其中一种，只能算今本的一部分，但就其性质而言，仍然属于《战国策》。32

另外，据李零先生介绍，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也有约20种与《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类似的书籍。如：

(一)楚国

(1)《叔百》，是记楚成王(前671-前626年)时事。“叔百”即楚臣荐吕臣(字叔伯)。

(2)《子玉治兵》(篇题为后加，分甲、乙本)，是记晋、楚城濮之战(前633年)前楚臣成得臣(字子玉)治兵事。

(3)《两棠之役》甲本(篇题为后加)，是记晋、楚邲之战(前597年)。 邲为汴水，入荥阳曰蒗荡渠，即简文“两棠”。《吕氏春秋·至忠》、贾谊《新书·先醒》提及此役，皆曰“战于两棠”。下《两棠之役》等五种亦有此章，《陈公治兵》提到此役，也作“两棠”。

(4)《两棠之役》五种(篇题皆为后加)，包括《两棠之役》乙本、《楚分蔡器》、《司马子有问于白炎》、《阎毂？先驱》甲本、《左司马言》五种。《两棠之役》乙本同上。《楚分蔡器》是记楚灵王(前540-前529年)败蔡灵侯于吕(疑在前531年)，命申成公取分蔡器。《司马子有问于白炎》是记楚惠王(前488-前432年)时事。司马子有即《左传》哀公十六、十八年所见公孙宁(字子国)。《阎毂？先驱》甲本是记楚昭王二十一年(前495年)灭胡事。《左司马言》是记楚惠王时事。

(5)《灵王既》，是记楚灵王事。

(6)《景平王问郑寿》四种(篇题皆为后加)，包括：《景平王问郑寿》、《景平王命王子木（辶+石）城父》、《庄王既成》、《 敔于析遂》。《景平王问郑寿》、《景平王命王子木（辶+石） 城父》是记楚平王(前528-前516年)时事。《庄王既成亡锼 》是记楚庄王时事。《敔于析遂》是记楚灵王即位(前540年)前后的事。

(7)《昭王故事两种》(包括《昭王毁室》、《昭王辶+石 逃宝》两章，篇题为后加)，是记楚昭王(前515-前489年)时事。

(8)《阎毂？先驱》乙本(篇题为后加)，同上甲本。

(9)《百占辞赏》(篇题为后加)，是记楚昭王二十七年(前479年)白公之乱后的事。

(10)《王居苏濑之室》三种(篇题皆为后加)，包括：《王居苏濑之室》、《叶公子高之子见令尹子春》、《谦恭淑德》，皆记楚惠王(前488-前432年)时事。

(11)《简大王泊旱》(篇题为后加)，是记楚简王(前431-前408年)占卜事。

(12)《陈公忄 治兵》(篇题为后加)，“陈公”，不详。案：楚灭陈，封穿封戌为陈公，为《左传》昭公八年(前534年)事。此人当在其后。

(13)《范戊贱玉》(篇题为后加，分甲本、乙、丙、丁四本)。“范戊”，楚臣，于史无考

(二)晋国

《三郤之难》(篇题为后加)，是记晋厉公(前580-前573年)时的三郤之难，事见《左传》成公十七年(前574年)和《国语·晋语六》。

(三)齐国

(1)《景建纳之》，内容分三部分，是记齐桓公(前685-前643年)时隰朋、鲍叔牙向齐桓公进谏，于史无考。

(2)《景公疟》，是记齐景公(前547-前490年)和楚康王(前559-前545年)时事。其中提到齐臣晏婴、楚臣屈木(即屈建)、屈聘、叔百(即叔伯)和晋臣范武子、范文子。

(四)吴国

《吴命》，包括残简若干章。

(五)其他

(1)《昭王听赛人之告》残简(篇题为后加)，记楚昭王时事。

(2)《有所》残简(篇题为后加)。

(3)《寝

几千年前的易经本体被放在哪，哪个博物馆

易经有《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三种，前两种已经失传。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周易》、安徽阜阳汉墓出土竹简《周易》为目前所知最早文本。其传世经文刊本有宋巾箱《八经》本、明弘治九年庄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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