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陕西从未出过状元，于是乾隆皇帝朱笔一挥，改写了这人命运

在古代的科举考试中，声名最为显赫、最为天下人敬仰的，当然就属每次开科取士之后的殿试第一名——皇帝御笔钦点的状元郎了。在当时人的眼里，状元是文曲星下凡，是读书人的楷模，是家族的荣耀，也是朝廷一般情况下会重点培养的臣子。“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一个人被钦点状元，就会名动一时，其热度和人们的尊崇，远比今天的“网红”要火热不知道多少倍。

清朝入关建立政权之后，也把科举考试作为朝廷选拔人才，笼络士子、百姓人心，加强思想统治的重要手段，非常重视。据统计，整个清朝时期，通过科举考试总共产生了114名状元，而江苏省就在清朝时期出了49名状元，浙江省出了20名状元，江浙两省的状元数占总人数的60.5%。

这种“文曲星单照江浙”的奇特现象必然引起当时人们的关注。从风水玄学的角度说，这是由于江浙地区风水绝佳，钟灵毓秀，自古以来便是文学之士辈出的地方，所以文曲星就会更多地选择关照这个区域，古语里常说的“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只能埋皇上”，其中“南方”其实指的就是江浙地区。

抛开风水玄学的角度分析“文曲星单照江浙”根本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是物质基础优渥。江浙地区气候温润，物产丰饶，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非常适合人们安居乐业，也很容易让人获取基本的生存物资，而不是如同那些贫瘠地区的人一样，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整日里为吃饭穿衣奔波。衣食足然后才能知礼仪，充足的物质保障让这个地区的人有更多精力和可能追求精神塑造和学术研究。

其次就是人文底蕴深厚。江苏、浙江地区是两晋以来很多名门望族、豪门世家的定居之地，这些人的知识储备、学问修养相比其他区域的人就丰厚很多，在公益性教育机构和师资力量尚未普及的传统社会，谁拥有知识、学问，甚至是拥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就相当于掌握了优质的社会资源，也就相当于给子孙储备了先天性的竞争优势。所以，从古以来这些地区的人们就更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读书求进、以书为乐的人文氛围相对要浓厚得多。

但在很多常人看来，并不会从物质保障和人文传承的角度去探讨“文曲星单照江浙”的根本原因，在依照风水玄学的角度解释之后，便有一部分开始质疑朝廷的科举制度，怀疑是不是有地域歧视，是不是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关系，等等。因为有种种猜测和质疑的存在，所以江浙地区盛产状元的情况在清朝的中期逐渐成为一个影响民心安定的隐患。

民间暗潮涌动，统治高层当然也不会漠视，最先意识到“文曲星单照江浙”问题严重后果的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即位以后到乾隆二十五年，期间总共开科取士11科，其中10科的状元郎被江浙人获得。这种区域性的过度集中已经成为一个特别尖锐和突出的问题，于是乾隆皇帝就下决心一定要设法改变。

乾隆二十六年，又一届科举考试如期举行了。清朝的文学家、历史学家、诗人赵翼，因为也是这次科举考试的当事人，所以在其著作《檐曝杂记》中，对乾隆二十六年这次科考的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的确定过程作了详细记载。《檐曝杂记》中说，历来进呈给皇帝的试卷都是密封的，要等到御笔钦点三鼎甲之后才能启封。

但这次不同，因为乾隆皇帝已经意识到“文曲星单照江浙”问题，而且考试之前御史也已经上奏弹劾，所以就打破常规，事先拆封了试卷。乾隆发现，预定的状元是江苏阳湖人赵翼，第二名是浙江仁和人胡高望，两个人又是江浙地区的。唯有第三名王杰是陕西韩城人。于是乾隆皇帝问阅卷的大臣：“本朝陕西曾经有过状元吗？”大臣回答：“前朝有过康海，本朝则没有。”于是，乾隆朱笔一挥，王杰成了状元，而原来的状元赵翼则成了探花。

第二天，乾隆又特意在朝堂上对这样的改动向大臣们作了说明：“赵翼文章出众，的确很好。但江浙自古多状元，出个状元不是稀奇事。陕西在本朝没有出过状元，而且最近又在陕西打了胜仗，王杰的试卷已经名列前三，给他个状元也不为过。”乾隆的这个举动，其主要目的还是打破“文曲星单照江浙”的局面，更多地笼络其他地区的人心，从而消除民间的猜疑和埋怨。

但乾隆的这个举动受影响最为直接的却是两个被调换位置的当事人。由第三名被破格擢拔为状元的王杰，后来入阁拜相，为官廉洁正直，成为清朝乾隆时期的名臣。而那个莫名其妙被剥夺状元头衔，降为探花的赵翼，在官至府道以后，便回到家乡奉养老母亲，从此以后无心官场奔波，专心研究学问，著书立说，最终成为清代著名的学者和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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