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博士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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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代历史上，天命观深受影响，人们认为天具有肯定的价值和意义，并赋予其道德意志和情感内涵。人们相信命运是天早已安排好的，无法改变。

然而，风水师却提出了一种神秘的技术，选择适当的宅地可以改变天命，这种观点被认为是迷信的。

但是这种说法给了人们改变命运的希望，特别是对于那些希望改变子孙后代命运的人。

在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流动的加快，人们的财富和政治地位时常变动，未来变数增加，这给了人们改变命运的机会。

此外，理学家对风水术进行改造，使其与儒学思想结合，从而使风水术在宋代社会获得广泛的认可，流传于各个阶层。在宋代社会，风水术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古代迷信者遍及社会各个阶层

为了确保宋朝江山永固，皇帝们极度信奉风水之说，精心选择陵墓位置。

早在乾德元年，宋太祖改命“安陵”，命令枢密承旨内客省使王仁赡按行使。

仁赡与司天监赵修己在河南巩县西南四十里的邓村发现了风水宝地，便选定此处为陵墓建造之地。

北宋其他皇帝也十分注重陵墓地的选择。在建陵之前，他们总是召集京城的阴阳地理学家前来协商，详细研究阴阳文字，最终选择最合适的位置。

北宋时期，皇帝的陵墓都被远葬于距离都城百余公里的巩县。这些陵墓被认为是在风水优越的地方。

因为据当时的风水术士所说，巩县的南侧是嵩山少室，北侧是黄河天险，东边是群山连绵，西边则是伊洛平原，形成了山水相间，风景优美的景观，而且土地肥沃，属于“高山水来”的风水宝地。

因此，北宋皇帝的陵墓都安葬在这里，除了徽和钦二帝被金兵掳去囚死于漠北以外，其他七个皇帝。

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以及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都被安葬在巩县，这些陵墓被统称为“七帝八陵”。

为了符合当时流行的风水术中的“五音姓利”条件，北宋皇室还特意设计了陵墓的布局，营造出“东南地穹，西北地垂，东南有山，西北无山”的地形。

尽管南宋皇陵只是皇帝们的暂时安置之所，但他们对陵墓选址和建造同样十分重视。南宋皇陵位于青龙山东侧，毗邻紫云山，西靠五虎岭，北靠雾连山，完美符合风水术中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选址准则。

四周山峦环绕，形如护卫，保护着皇陵。地势东南低，西北高，溪水源自大仁龙山的东南部，顺着皇陵向西流淌，整个陵区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也是一个风水宝地。

南宋皇陵同样采用了下宫位于上宫之偏西北的布局，这也可以看出他们考虑到了“五音姓利”的风水要求。

在宋代，君主们不仅在选定皇陵时看重风水，还在其他方面也极其注重。据记载：“祐陵登基之初，皇嗣未曾广泛。”

风水师刘混康认为京城东北角的叶堪舆地势，如果能稍稍高出，就会有更多的男性婴儿降生，于是皇帝命人将其建成数仞高的岗阜。果然，后宫接连生下了许多男孩，这让皇帝十分高兴。

当时的徽宗皇帝子嗣不多，刘混康认为这是由于京城的建筑风水不佳，因此提出了加筑高大物体的建议，以此改善风水。

徽宗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事实证明这个做法非常有效。这个例子表明，宋徽宗深信不疑地相信风水的影响。

在封建社会中，风水等方技术常被视为迷信，正史中极少有相关记载。

然而，在宋代，情况有所不同。尽管今人认为风水术属于迷信，但当时人们非常信奉，尤其是士人阶层中，信奉风水术的人很多。

一些例子证明了这一点，苏洵的祖父葬于“彭山县象山耳，此地当出文章之士”，因为风水吉利，所以出了名扬文坛的三苏。

汪伯彦之所以官至宰相，全是因为相地者为汪伯彦卜地葬亲，找到了一块风水好地。

刘延庆的祖父说道：“卜宅地，山甚美”，因为这个风水宝地，世世代代都能富贵显赫。

朱熹非常迷信风水，认为墓地的选择“须形势拱揖，环抱无空阙处乃可用”。

他一生寻找风水宝地，以供自己死后葬身之地。

他还曾就皇家陵墓的选择安葬问题上书给朝廷，认为选择吉地不仅仅是因为风水，而且还应该避免遭受战乱时被掘墓的危险。

他的风水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朝皇陵的选择。

程颐曾经批评相墓的做法“只考虑到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不以尊奉祖先为首要考虑”。

这表明他对相墓的风水观念持批判态度。

然而，他也认为墓地的选择是重要的，墓地应该选在土色光润，草木茂盛的地方，这样才是吉祥的。

同时，他还提到应该避免五患，这说明他并没有完全摆脱风水观念的影响。

由于宋代士人阶层的特殊政治地位，他们的言行对风水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宋代，皇室选择宝地时注重风水，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风水观念在民间的传播。

士人阶层尤其笃信风水，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风水的迷信。历史文献记载，临川的罗彦章非常信仰风水，曾求助闽中的赖先知山人卜地，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他的儿子后来考中科举，成为宋朝高官。

虽然史家可能夸大了赖文俊的神秘能力，但这个例子说明宋代民间对风水的迷信程度。

因此，在宋代，人们举办丧事时需要卜葬地，择取吉地，这种风气遍及全国，稍有点家底的，为了安葬自己的祖先，都要广泛招募术士，寻找名山，相互比较，选择最好的风水地点。

有时为了争夺一个吉地，人们甚至不择手段，导致家庭矛盾、邻里不和，甚至连官府也束手无策。

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曾有兄弟王伦和王渊因为在宜兴争夺风水地而发生激烈争斗，几乎动起了刀兵，这种情况使国家政策难以正常实施。

例如，仁宗曾下令限制田地，但不久后，三司就反映出，由于人们过于相信阴阳神学，不敢安排葬礼，因此限制田地政策难以贯彻，最终不得不废除。

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例如因为年岁不利、葬地不吉而停丧在家、将尸体寄放在寺庙或累世不葬、挖掘先人的坟墓再进行葬礼等等。

这些现象都是因为人们盲目相信风水师和巫师的邪说，将家族祖先的安危归咎于风水不佳，导致家庭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在宋代，风水术的兴盛对人们选择宅地、特别是阴宅有着巨大的影响。当时大多数人认为，选择合适的葬地不仅需要观察地形、地势和方位，还需要根据死者的生辰和下葬时间进行精心配合，以使死者的精神与后代发生感应，从而为子孙后代带来好运。司马光在《葬论》中指出：

“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于阴阳禁忌则甚焉。今之葬书乃相山川冈吠之形势，考岁月日时之支干，以为子孙贵贱、贫富、寿天、贤愚皆系焉，非此地非此时不可葬也。”

虽然这段话带有一些批判的态度，但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墓地风水的高度重视，以及通过选择葬地风水改变后代命运的强烈渴望。

在这种理论支持下，宋代阴宅风水术得以蓬勃发展。从皇帝、将相到百姓，大多数人都深信不疑，并将其与当时的人物事件联系起来，进行附会和渲染，形成了一种时代风气。

宋代风水术士辈出

在宋朝，由于许多人信仰风水，因此许多人开始研究这个主题，从而涌现出很多著名的风水专家。

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在堪舆名流列传中，共列出115人，其中两宋有43人，占总数的37.4%。

然而，这并不是宋代所有著名风水专家的总数，因为还有很多人未被记录在内。这些风水专家的分布非常广泛，包括社会名流和许多普通人。

宋代社会名流对风水术研究颇深，其中著名的理学大师朱熹精通天文历法，对日月五星的左旋测时方法和择地法有深刻的见解，并对阴阳风水之术通晓颇多。

同时，他的好友蔡元定也是一位阴阳风水术的专家，对朱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他的理学家如程姬、周敦颐等也对风水术有着不同的见解。

北宋隐士陈抟不仅自己精通风水术，还培养了许多弟子，其中包括著名的风水家吴景鸾，他的父亲吴克诚也曾向陈抟学习。北宋名家种放也对风水术有深入研究。

《古今图书集成·堪舆部》中列传的宋时江西派名流如刘潜、傅伯通、邹宽等人，在风水术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大的成就。

在宋代，除了社会名流外，还有许多民间人物在风水术方面出名。

比如北宋太平兴国时期的冯怀古，不仅精通相术，还擅长于风水术，善于辨别山水地理。在南宋时期，一位姓刘的僧人也精通地理风水之术，并著有风水著作。

此外，南宋初年的赖文俊也是当时著名的风水名家。另外，还有一些自称为“托长老”的佛门人物，也精通阴阳地理，其风水理论独具特色，提出观察地理风水必须结合天文星象，将山川地势与占星望气结合起来，可谓别具一格。

向南发展的趋势

宋代，帝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南移。许多风水大师从北方迁徙到南方，以避战乱，为南方地区风水的兴盛创造有利条件。

这种趋势在以江南为中心的南宋时期尤为突出。风水两大流派，兴师派和离七派，都在这一地区占有重要地位。

陈振孙在《智斋书录解题》中写道：“江西风水学问多，行者多。”

这显示了这一时期风水的兴盛。甘南等地涌现出许多风水名家，不仅在当地享有盛誉，还被请到外地看风水。

廖博宇、赖文君、刘潜、傅伯通、邹宽都是著名的风水大师。宋代盛行风水迷信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与两宋时期帝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南移的大趋势是一致的。宋代风水迷信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受到传统习俗的影响。中国古代风水学说萌芽很早，远在先秦时代，人们已经在建立国都及选择住宅时采用占卜的手段。

秦汉时，定都、建宅更受风水影响。魏晋以来，由于国家动荡，战乱不息，人民不安其居，风水观念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被普遍接受，风水理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传播开来，成为影响人们思想的重要因素。

到宋代，尽管科学技术已有很大进步，也不足以扭转人们已经形成的观念以及长期以来养成的看风水、择吉地的观念和习惯。

再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作为商品更多地投入市场，土地所有权的转换频率明显加快。

用宋人的话来说，就是“如今土地一年一换家”。由贫而富者有之，由富而贫者也有之。“今之富民鲜有三世之久者”，正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即使富豪也不免惧怕“今日万锺，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与此相适应，在政治上随着门阀制度的崩溃，“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出现了“略观贵途，良鲜旧族”，“显人魁士，皆出寒俊”的局面，由贱而贵或由贵而贱的事均较为常见。

于是宋代社会人们渴望通过改变风水，让祖先的灵魂保佑他们达到这个目的，从而把葬亲作为为自己和子孙谋的手段。

宋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大，为人们一夜富贵的梦想提供了可能性，而看风水、择吉地被认为是实现这种可能的手段。

在宋朝三百多年的统治时期，北方部族的不断骚扰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威胁。这些部族先是称雄于北部的辽国，接着是扬威于西北部的西夏，再是崛起于东北的金国，最后是蒙古军队的崛起。

宋朝时期的天下并不太平。在这样的乱世中，有些人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英雄，成就一番事业，而更多的人则希望能够安身立命，不受战乱所困扰。

宋朝的统治者也非常担忧能否稳固自己的权力。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将自己的种种愿望寄托于风水迷信之上，因此，宋朝时期风水的盛行与当时人们的心理需求密切相关。

古代的风水术受到《易经》的阴阳观念和以八卦为基础的预测功能的广泛影响。

在宋代，著名的理学家们不仅对《易经》有深入研究，而且也是风水术的掌握者。例如朱熹在《周易·序》中认为，《周易》可以用来“定吉凶而生大业”。

邵雍、二程等理学家也是著名的《易》学家和术数大师，他们对《易》的研究使他们对风水术更加熟悉。

反之，风水家的观念和做法也对宋代的理学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许多著名的理学家都是风水家的弟子或受其影响。

例如，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穆修，传李之才。这些理学家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的信奉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上其他阶层对风水术的信仰。因此，宋代的风水术盛行也与当时的理学家密不可分。

从理论上讲，宋代理学中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与风水术的唯心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为宋代阴宅风水术提供了基础的理论前提。在宋代，一些理学家主张世界的本原是“气”，例如张载认为：

“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

他不仅将所有的物质现象都归结为气的表现形式，而且将气作为世界本原的过程中，将物质性的气与社会属性联系在一起，认为人的性格和精神也是由气构成的，并用气来解释鬼神的存在。

这导致了精神和物质之间的概念混淆，进一步为宋代风水术的盛行提供了理论支持。因此，宋代理学的兴起促进了当时风水术的发展。

由于宋代社会各阶层人士对风水术的普遍信仰，这门技艺成为了一门谋生职业，对人们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

为了传承这门技艺，风水家们采用了多种方法，例如父子相传或师徒相授。

朱熹之所以如此笃信风水，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其父朱韦斋的影响。

史书记载，朱韦斋是晦庵的父亲，他非常信奉地理学，曾经请山人为其选地。北宋福建派风水术的创始人王假也是源自家学，其先祖对于天文历法十分熟悉。

类似廖瑀这样的人，其风水术也是源自祖传，然后再传授给自己的女婿。

此外，很多人通过师傅传授而精通风水术。陈抟便是一个对宋代风水术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他的风水术是从五代后梁时期的曾文迪那里学来的。

陈抟又将风水术传授给种放，吴克诚和吴景鸾父子也从陈抟那里学习了所有的地理风水书籍。

在师傅的传授下，这些人不仅广泛运用风水术，还将其发扬光大。这些风水家对于风水术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结语

总之，宋代社会的政治动荡和频繁的外族入侵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和各阶层的流动性增加。

不论是由富而贫还是由贫而富，都是常见的现象。

同时，宋代理学的兴起也为传统风水理论注入了新的元素，以适应时代特征和社会需求。这一切共同促成了宋代风水术的流行，其影响范围也相当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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