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专家。他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以来风云变幻的漫长岁月，不仅是历次伟大社会变革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而且是许多重要历史时期某一地区以至于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国务院原副总理邓子恢

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取得伟大成功的重要路线图，新中国的政权也是一步步在农村根据地进行实践探索，进而不断完善成熟，发展壮大起来的。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业和农村工作，熟悉我党历史的人一定就会想起邓子恢同志。

与农业和农村结缘

“父亲生于1896年，当时家道中落，祖父家靠作郎中维持一家人生计。在我父亲13岁左右时，我祖母病死，却因埋葬地点的风水问题跟大姓家族起了冲突，由于没有钱打点衙门输了官司，祖父只得连夜出走。祖父离家后，全家断了经济来源，生活情况就变得更加糟糕，家里靠典当生活。因为家里没有什么贵重的物品，当铺对父亲一家也是冷眼相看。种种困苦对青少年时代的父亲影响很大，从此在父亲心里埋下了为改变社会不公而投身革命的种子。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刻苦学习，博览群书。”邓子恢之子邓淮生在接受《祖国》记者采访中回忆道。

邓子恢之子邓淮生接受《祖国》记者采访。 宋志娇 摄

1911年，邓子恢考入龙岩省立一中。在校期间，他参加各种活动，学习各种新思想新学问，包括共产主义学说、无政府主义学说、资产阶级天演论等等。这一期间，邓子恢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中学毕业之后，邓子恢以300名竞选者中排名第一的好成绩，公派日本留学。

在邓子恢留学两年后的1918年，日本逼迫北洋政府签订21条卖国条约，他毅然参加了反对“21条”的留学生学潮，后失败，加之当时学费不够，又染上肺病，邓子恢便停止了留学学业，回到中国，继续寻找救国救民之路。

邓淮生接着说：“1919年，父亲投奔在江西做农贸生意的亲戚，在那里当上了账房先生，在江西一呆就是10年，从此与农业和农村结缘。在这10年中，他对中国农村社会底层农民生活的困苦感触颇深，他经常看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农民，感受到贫富悬殊等社会不公现象，就越来越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黑暗的旧社会。”

加入共产党，开展土地改革

1921年春，邓子恢与进步青年在龙岩白土桐冈书院组织奇山书社，创办《岩声》月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当时这本刊物在福建、广东、江西和东南亚地区有一定影响，很多青年看了这些书之后都深受启发加入了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得到消息的邓子恢就积极寻找机会加入共产党。邓淮生介绍：“1921年，父亲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有等到回信。由于当时共产党活动并不公开，父亲也无法与其他党组织取得联系。1925年，为了寻找共产党，父亲加入了国民党（因为当时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第二年，父亲做生意去了赣州，恰好碰到共产党人在街头演讲，并认识了时任赣南党组织书记、总工会主席的陈赞镛。经陈赞镛介绍，父亲于当年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邓子恢入党后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爆发了，陈赞镛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邓子恢也遭到通缉。邓淮生说：“当时，父亲根本没有被反革命的血雨腥风吓到，他响应号召，领导了江西省崇义县的起义，推翻了县政府，3天后，起义失败。1927年冬，父亲回到龙岩任中共龙岩县委宣传部长。1928年3月4日，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福建临时省委决议，参与领导龙岩后田暴动，建立了闽西第一支农民游击队，开始了创建闽西苏区的斗争。这期间，父亲主要在农村办农会，搞农运宣传。父亲这时认识到，农民受的苦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于社会的不公、人压迫人的制度以及政府的腐败造成的。”

1938年3月，邓子恢调新四军军部任政治部副主任。

这一时期，我党的工作重点已由原来的城市转向农村。基于多年来对农村情况的了解，邓子恢认为，要想农民支持共产党，就必须要进行土地改革。因此，邓子恢在领导1928年夏季暴动之后立即开展了土地改革，在龙岩得到了老百姓的极大支持和欢迎。邓淮生讲道：“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井冈山红四军，寻找新的革命根据地，于是便来到了闽西长汀。我父亲得到省委通知后连夜赶往长汀，可到了长汀，朱毛大军却离开长汀去了赣南。随后，我父亲便把闽西的革命斗争形式的情况写了一份报告派人送到朱毛手中，朱毛看到了报告之后，决定再次进闽西，第二次解放了龙岩城，把当地国民党军队打散了，建立了闽西革命根据地，之后，毛泽东又率部回到赣南，这样，赣南和闽西连成了一片。”

1941年峡，邓子恢和新四军四师战士们

“中国农民的统帅是毛主席，我是毛主席的助手”

毛泽东曾说，我党中对中国农村工作最为了解的同志，一个是邓子恢，一个是王观澜。“从1929年6月到12月底，总共半年多时间里，毛主席一直在闽西与我父亲一起搞调查研究，调研当地农村工作，总结红四军的斗争状况。后来毛泽东领导下的根据地工作以及军事斗争工作当中，有很多都是在闽西地区调查研究之后总结学习得来的。毛主席和我父亲在对待中国农民的问题上观点一致。”邓淮生说。

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开展的地方土改、农民武装、革命根据地建设以及革命时期的经济活动等方面，邓子恢都有很多建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面临了新的形势和任务：一是新政权的巩固；二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三是要能满足生活的需求增长和提高。

1950年之后，中国全面推行土地改革，邓子恢对此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因此他胸有成竹。当时全国分为六大战略行政区：东北、华东、华北、西南、西北、中南地区。邓子恢时任中共中南局第二书记，后任代理第一书记，全面负责中南局工作。这一期间，整个中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做得都很好。1953年朝鲜战争基本结束，国民经济开始恢复，中央决定取消六大战略行政区。其中五大战略行政区的中央局书记回到北京工作，史称“五马进京”。当时，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邓子恢也在“五马进京”之列。到京后，邓子恢就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毛主席笑着说：“让子恢同志来当中国农民的统帅。”邓子恢回答说：“中国农民的统帅还是毛主席，我是毛主席的助手。”

1956年，邓子恢（右二）陪同毛泽东接见福建龙岩革命老人张龙地。

最早提出“包产到户”

1954年9月，邓子恢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林业、水利、气象、供销和信用合作等部门。在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实事求是地提出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也就是从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出发，坚定不移地实行党中央确定的自愿互利、稳步前进的发展方针。在随后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偏差时，他提出了一系列调整经营体制的意见，主张建立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日后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对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端。

邓淮生回忆说：“由于中国的农村比较落后，所以父亲认为人民公社化进程不能太快，应当分阶段分步骤进行，逐步在农村推进合作社制度。他深知中国农民生活很困难，对自己的田地非常在意，现在要让他们把田交上去，家里的牲畜、农具也变成公社的公产，很多农民心里很难想得通。另外，农业合作社制度的建立，需要得到各种合理的工作绩效制度和分配机制的支撑，而当时这方面制度机制还远远没有得到完善，不少地区还出现了农民为此退社的事情。因此，父亲当时坚持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化不能够急于求成。”

1963年1月，邓子恢与朱老总视察海南华侨农场。

邓淮生接着说：“针对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父亲提出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个好办法，可以调动积极性，解决分配难问题、出工不出力问题和劳动积极性的问题。皖东一带，在父亲的思想带动下，有农民自发干起包产到户。”

有人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的壮举，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实践率先在农村搞起来。因为只有农民富了改革开放才有基础，只有解决占全国大多数人口农民的生计问题，使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改革开放的步伐才能更稳健。从这点上讲，当年小岗村包产到户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包产到户观点最早的提出者，正是邓子恢。

工作中的邓子恢

去世九年后恢复名誉

1965年1月，邓子恢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计委财经工作。此外，他还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子恢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迫害，但他处逆境却不消沉，处困境而思奋进，始终顾全大局，坚持原则，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1972年12月10日，由于政治上长期受迫害和歧视，邓子恢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其中指出“邓子恢是我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在农村工作方面有过巨大贡献。他和他所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过去党内对他和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

“父亲的教诲令我们一生受用”

回忆和父亲相处的日子，邓淮生有很多感怀。他的言传身教对子女们的成长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

“父亲一直对我们很关心，很照顾，并不严厉，但他却要求我们一定要学好文化知识。他常说，文化水平能够决定革命水平，一个人一定要有文化，现在你们从小开始读书，将来要做个对党对人民有用的人。”邓淮生回忆说：“父亲还常常勉励我们要自立于社会，不要依靠别人，要靠自己的本事在社会上生存，要团结同志，要有群众观点，还要搞好自己的身体，不能弱不经风……父亲的教诲令我们一生受用不已。”

1968年夏，邓子恢、陈兰送女儿邓小涟（右四）去北大荒支边时合影

退休以后，邓淮生开始有时间对父亲、对中国的革命进行更多的研究，他说：“我们有责任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思想、事迹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整理和研究，要让更多的人清楚新中国的革命为什么会成功，新中国是怎么来的 ，革命胜利付出了怎样的代价，牺牲了多少人。现在许多年轻一代的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中国革命，这是不对的。因为如果不知道这些，就不会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就容易在今后人生道路上误入歧途；不知道这些，就不会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对世界对社会上纷繁芜杂的种种问题不能有正确的认识，会导致种种的迷茫和误判。

他还说，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最终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就是时刻代表人民，为人民谋利益，有了人民的支持，革命才走向成功。现在，我们的党也绝对不能脱离群众。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令百姓深恶痛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脱离群众的问题，关系到党执政的地位，因此，腐败问题必须得到根治。此外，党员干部还应时刻关心百姓冷暖，不折不扣为人民幸福去奋斗，真正做到与人民群众心连心了，才能保证党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祖国》记者杨晨 宋志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