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风水·建筑文化

最后更新：2023.11.18 05:10

风水，是周易文化影响中国建筑的中介理论，也是披着神秘面纱的中国建筑理论和地理环境理论。对于风水，我们应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一. 风水学说的历史发展、科学评价与易学内涵

（一）风水学说与周易文化的历史渊源

人类的精神文化，大都起源于巫术。英国苏格兰的人类学家弗雷泽（Sir James George Frazer）在《金枝集》（The Golden Bough,1890年）中认为，人类文化“是按巫术、宗教和科学这样的先后顺序出现的”，“当巫术企图直接控制自然失败以后，人们就用崇拜与祈祷的方式，祈求神给与这种能力；在人们看到这样做也没有效力并且认识天律不变时，他们就踏入了科学之门。”发端于近代欧洲的实证科学，就是从宗教神学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并从思辨哲学中逐渐分化出来的。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周易和风水也是如此。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风水，是周易文化借以影响中国建筑的中介理论。风水，又称堪舆、地理、卜地、卜宅、相地、相宅、图宅、青乌、青囊、形法、阴阳等。上古时代的中华先民，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对于各种事务，都以龟卜、筮占作为决策手段。先秦古籍中关于“卜居”、“卜地”、“卜筑”、“卜宅”等记载，即是风水学说的前身。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在许多领域，都开始摆脱巫术文化的幼稚阶段，朝向理性的研究阶段进化和发展。在建筑文化领域，则是从“卜地”、“卜宅”进化到了通过实地考察对建筑地址做出最佳选择的“相地”、“相宅”。后来，在有些建筑专著例如在明代计成的《园冶》中，虽然沿用了“卜地”一词，但其内容已非原初之意了。到汉代，图宅术流行于世，堪舆学说开始成型，《堪舆金匮》、《宫宅地形》等相地术书籍相继问世。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了管络、郭璞等“风水宗师”，以及郭璞所传古本《葬书》又称《葬经》。并出现了“风水”一词，所谓“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葬书》）隋唐时期，风水学说蓬勃发展，出现了杨筠松等风水术家。据吕才说，唐代仅《葬书》一术，就有一百二十家。而且，唐代的风水学说已经从中原流传到了西北一带，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文献中，就有《宅经》和托名吕才所作的《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宅经》和晚唐时期托名管络所作的风水书籍《管氏地理指蒙》，标志着风水学说进入了成熟时期。宋代，风水学说进入鼎盛时期，《地理观风水歌》、《阴阳二宅歌》、《黄帝八宅经》、《堪舆经》等风水书籍数量大增，而萌芽于汉代的形势说与理气说，也正式形成两大风水体系和风水流派，并流传至今。前者，称作江西派，以杨筠松为代表；后者，称作福建派，以王伋为代表。明清时代，风水学说泛滥于世，《阳宅十书》、《阳宅大全》、《地理正宗》、《风水本义》等风水著作之内容繁杂、数量众多，盛况空前。明清两代的官方分别组织编纂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都收录有风水著作。自汉代至明清以来的风水书籍，数量上可谓汗牛充栋，品种上堪称五花八门，内容上则是鱼龙混杂，特别是在有人将“命相运气”等算命术搀入到风水中之后，尤其如此。涉足风水者，既有以此为专门职业的“风水先生”（其中不乏假借风水之名义骗取钱财者），又有从学术角度对此进行理论探讨的知名学者，再就是从事营造事业的建筑工匠。

（二）风水学说与周易文化的科学评价

在中国，说起周易和风水，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然而，直到今天，人们对周易和风水的评价，依然是毁誉交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它们的真正价值，却鲜为人知。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在评价对象的准确定位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大都是通过在民间打着周易招牌来骗取钱财的“算命先生”和“风水先生”的神秘活动，来认识周易和风水的，很少有人在相关的历史文献上下功夫。因而，一谈到周易就认为是占卜算命，一谈到风水就认为不过是愚昧迷信。

其二，在人生观念和社会心理方面，许多人由于社会上所存在的落后的生死观、价值观等愚昧迷信之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在阳宅和阴宅（即陵墓）的营造上热衷于不切实际的追求，从而导致了许多负面的社会影响。

其三，在分析问题的逻辑思路上，是由于面对风水之类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人们大都习惯于运用“非此即彼”之二值逻辑的初级思维方式来做出绝对的肯定或否定，而很少运用多值逻辑的辩证思维方法来探讨风水学说中的是非曲直。

其四，在建筑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是由于二十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教育界建立起来的建筑学专业，大都是以西方的建筑教育体系为蓝本的，主要流行于中国建筑工匠之间的风水学说一直被视为工匠之学，难登大雅之堂，在建筑教育和学术研究中被视为禁地，在建筑历史和建筑理论上难以获得合法地位，即便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 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中，都没有“风水”这一条目。

基于上述背景，在近年来国内出版的一些工具书中，对于“风水”一词的解释和评价极不一致。诸如，《辞海》：“风水也叫‘堪舆’。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辞源》：“【风水】指宅地或坟地的地势、方向等。旧时迷信，据以附会人事吉凶祸福。”《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风水】指住宅基地、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迷信的人认为风水好坏可以影响其家族、子孙的盛衰吉凶”。后一种解释，较为明确地将风水本身与人们对待风水的迷信态度区分开来，为人们作进一步的探讨留下了较大的餘地。事实上，风水，是披着神秘面纱的中国建筑理论和地理环境理论。对于风水学说，绝对地肯定，盲目地崇拜，会导致迷信，并使人上当受骗，身受其害；绝对地否定，则难以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破除迷信、唤醒民众方面收到应有的实效。

对风水学说的科学评价，应作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

（三）风水学说与周易文化的两种传统

在周易文化中，存在着易学与占术这两种传统的历史分野。在风水的内容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在风水学说中，除了源于巫术活动的迷信说法之外，还有与建筑、地理等实用科学息息相关的来自生活实践的经验内容。前者是糟粕和支流，后者才是精华和主流。不过，风水中的这两部分内容，长期以来总是纠缠在一起的，而不像周易中的易学与占术那样，其界限始终是泾渭分明的罢了。占术之类的著述，在汉代以来的史书记载中，大都列入“术数类”，而不列入“经学类”。而古代风水书籍的归类则始终比较混乱：在《汉书》、《宋史》、《明史》和《清史稿》等史书中，被列入“艺文志”；在《隋书》、《旧唐书》等史书中，被列入“经籍志”；在《七略》、《七录》、《文献通考·经籍考》等书中，被列入“形法类”；在《崇文总目》中被列入“卜筮类”；在《遂初堂书目》中，被列入“形势类”；在《贩书偶记》、《四库全书总目》、《中国丛书综录》中，被列入“术数类”；在《古今图书集成》中，被列入“艺术典·堪舆部”等等。由于上述历史原因，伴随中国建筑两千多年并风靡海外的风水学说，至今仍然像蕴藏丰富的矿山一样，在等待着人们去开采、冶炼和利用。既然是开采，就是一种艰苦的劳动，我们不能指望会一锹挖出一台拖拉机来。近年来，有关风水问题的书籍和文章逐渐增多。除了那些粗制滥造和商业化气味浓重的非学术性书籍之外，难能可贵的是，有许多专家学者已经从建筑、历史、社会、伦理等不同的侧面，对风水问题进行了学术性的考察和探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中，有建筑学专业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也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

风水的内容，大体包括如下三方面的因素：

其一，是自然方面的因素。诸如，有关建筑选址的“相形取胜”、“相土尝水”、“辨方正位”、“藏风聚气”等原则，以及对有害于人体的自然因素和相应的一些禁忌原则等。它们大都是古代先民从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而且都是可以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加以检测的。因而，是属于自然知识的范畴，而不是什么迷信。例如，按照《阳宅十书》中的风水学说，“凡宅……不居百川口处”，指的是在古河道的交会处，不宜建造住宅房屋。在古代，这只是人们从长期实践中积累的一种生活经验，未必知道其中的科学道理。而现代科学表明，在古河道的交会处，正是放射性元素沉积较多的地方。其中所沉积的放射性元素，主要是铀和钍，两者的衰变物则是镭，它们都是对人体危害极大的自然因素。

其二，是社会方面的因素。例如，所谓“凡人家宅门上不可起楼，必主家长不利，官衙亦然。古云：门上起高楼，家长遭狱囚”，指的是在封建帝王时代，因触犯等级森严的建筑形制而构成的潜越之罪，因而，一家之长的牢狱之灾势必在所难免，即使是官衙也不例外。再如，所谓“凡人家屋角不可漫街，主招诉讼”，指的是房屋两面临街的屋角，容易遭到车辆什物的撞击而被损坏，由此必然会招致诉讼之事；再如，所谓“凡宅不居当冲口处”、“凡宅开门路及车门，不要直射，谓之穿心杀。主家长横死之患”，说的是住宅大门不能正冲路口。否则，家人出门易遭车祸。这里说的家人，未必一定是家长。之所以特指家长者，盖因住宅建筑均由家长负责，特此提醒其责任重大而已。即便是未出车祸，从建筑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至少也会使人出门时感到心情紧张，有违“出入平安”、“出门见喜”、“开门大吉”之良好意愿。如此等等。

其三，是文化心理的因素。在文化环境和文化方位上，风水学说往往借助于周易中的象数义理、河图洛书、阴阳五行等学说，通过在建筑的整体布局、空间分割、方位调整、色彩组合、图案选择中的隐喻和象征手段，来实现人们对于天人之和、人际之和、身心之和等“天人合一”之最佳生活环境的追求。然而，这只不过是以心理暗示的方式表达了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罢了。从建筑心理学、环境心理学和行为建筑学的角度来看，其中不乏值得研究与可资借鉴之处。但是，需要摈弃的糟粕可能更多一些。例如，风水中，有所谓“凡宅起屋，前低后高，主发财禄兴旺”或“前低后高，代出英豪”的说法。宅院建筑“前低后高”，固然是有利于排水通顺、采光充分和心情开敞。至于是否一定主发“财禄兴旺”、“代出英豪”，就不必当真了。诸如此类的说法，犹如日常生活中，祝某人“升官发财、健康长寿、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之类的套话一样，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吉祥话”而已。“吉祥话”本身，未必就是迷信。对“吉祥话”信以为真，就成了迷信。迷信者，迷离迷糊而又坚信不疑之谓也。

与此相应，风水中的环境也分为三种，即：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这里是指狭义的精神文化）。以上三者，对人的身心健康各有不同的影响。其中，对人体的作用和影响最直接、最根本的，是自然环境。真正的凶宅（又叫做使人生病的建筑），主要就来自对人体有害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对人的生活质量和行为心理，具有一定的影响和约束作用（如：社会秩序、公共设施、邻里关系、建筑形制、建筑法规等）。而文化环境中蕴含着较多的心理暗示因素（如象数易理及其相应的文化方位和文化象征等），它可以产生正面的效应，也可以产生负面的效应。选择和营造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生活环境，乃是风水学说的宗旨所在。

综上所述，当我们揭开风水学说的神秘面纱之后，其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经天纬地的广阔视野、师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崇尚和谐的理想境界、趋吉避凶的基本原则、唯变所适的辩证思维、身心之和的人文关怀、象数义理的巧妙运用等易学文化内涵，对于我们弘扬中国建筑理论的优良传统、融合外来建筑理论的诸多长处、创造新时代的建筑文化，是有益而无害的一大善事。不过，这是需要多学科的专家学者长期合作、共同探讨的一项系统工程。

参考书目

[1][宋]朱熹著：《周易本义》。

[2]朱伯崑主编王德有郑万耕副主编：《易学基础教程》修订本，九州图书出版社

2000年第1版。

[3][明]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

[4][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

[5]李国豪主编喻维国汪应恒副主编：《建苑拾英――中国古代土木建

筑科技史料选编》，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

[6]林洙著：《建筑师梁思成》，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就7月第1版。第1版。

[7]刘啸：“北京的风水哟”，《光明日报》1989年3月13日第2版。

[8]王其亨主编：《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

(作者系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