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吉凶是什么意思

在古代，作为日常生活指导手册的日历，是朝廷管控的印刷品。由于它不仅是 婚嫁农作的吉凶预测，还有驱邪和风水指导，而所涵盖的预言性质，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和信仰而言至关重要，甚至威胁朝廷的安危……

在两张长 90 多厘米、高不足 30 厘米的黄纸上，有几千个细小的汉字、多张表格和图画，这些内容被分成三栏，每栏又被划分成不同区域（见下图）。这是一件印刷品。中国在 8 世纪时发明了印刷术。到 877 年，即这件物品的年代，这项技术发展得更为成熟。这是一件历日，即日常生活的指导手册，不仅 年历，婚嫁、洗头、农作等重要事件的吉日和凶日，还有驱邪、符咒、风水指导，以及一些农作大事、天文数据、占卜预言等。

我们知道这件历日的其中一些主要原因。当雕版印刷术被发明的时候，两个群体迅速意识到这项技术的潜能。佛经说，复制佛像或佛经是一件大功德。佛教徒利用印刷术印制佛经是为了自身信仰，当然畅销的经书也让他们获利。私人印刷者则主要对经济利益感兴趣，而不是宗教功德。在当时的中国，更受欢迎的书是历日（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历日不局限于识字的人，拥有很大的市场。手工抄写的历日费时且成本高，利用雕版印刷则能出更加便宜的历日，因此私人印刷者数量激增，他们纷纷抓住这个商机。

尽管历日很受欢迎，但历日存在政治风险。要认识这件物品，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它与当时的关系。

《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英]魏泓著，王东译，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2 年3月版

这件历日，是介于文学和权力之间的例子。历日中的文字是有权威性的，但这种权威不同于统治者或官员的权势。它代表的是另一种权威，即自然秩序，其力量要比世俗统治者的更强大。占星术则可以将天上和地下的事件 起来，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和信仰而言至关重要。自古以来，中国能看懂星象，会预测日食、月食和彗星等异常事件的占卜者和天文学家，都处于朝廷的专门控制下。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事件可能会被政治对手利用，以证明当时的皇帝与自然世界“失和”且不再适合统治。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中国各朝代就曾多次被那些自称执行“天命”的叛乱者威胁。有一些这样的人就成功了。东汉末年，黄巾军声称有权反抗，说帝国境内的饥荒和洪水都是皇帝失天命的表现。他们的起义，最终导致汉帝国的衰败。此后不久，267 年 出台了一项禁令，那些被视为异端的文本，包括谶书。

在早期，皇帝的天文学家已经计算出日历，或结合阳历和阴历“定时”，以决定某一位帝王纪年从什么时候开始，并确定一些周期日，或预测天文大事。有固定季节的阳历对农民而言是最有用的，因为它给出了春种、收割等时节的日期。但中国将阳历和阴历混合起来，主要是将它用作 的调节工具，而不是为了农业生活。日历是皇权的象征，一部精准的历法展示了统治者完美的道德，并说明统治者与宏观世界或整个宇宙的大事相和。因此，制定一部未经批准的新历，是一项革命性的行为。

传统认为，之一部皇家历法的颁布时间在公元前 2265 年，但现存最早的年历其年代为公元前 3 世纪。湖北荆州周家台的一座秦代墓葬出土了 4 件日历，年代分别为公元前 213、211、210 和209 年，由木牍制成。木牍是中国在纸发明之前用来图书的一种传统材料。这些日历还 “日书”，即为特定活动提供吉凶参考的占卜文献，以及一部分与占星术和巫术有关的内容。当时，从低级官吏到贵族精英的墓葬中都有这种日历。它们为墓主人生前所使用，而它们的随葬又说明了它们对死者的重要性。我认为，它们是年历与占星术和其他占卜术文本融合的开端，这些文本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历日。

历日中的十二生肖。大英图书馆 Or.8210/P.6（局部）

最完整的日历之一，是写在一种更加昂贵的书写材料—丝绸上的。它被发现于中国南方的马王堆三号墓，墓葬年代为公元前 168 年，处于西汉时期。西汉在秦王朝灭亡后，经过数年纷争最终赢得了政权。而秦始皇在统治期间做了一件让他臭名昭著的事，就是于公元前 213 年下令烧毁秦朝正统思想以外的书，其中包括儒家经典。在汉代，这些经典通过口头传播被复原了，由此出现了所谓的“今文经”。“今文”指的是它们的书体，即秦统一的文字，被人们用来誊写口头传播的文献。但此时其他文献也逐渐被发现，如发现于孔子故宅壁间的古文经籍。这些经书采用的是先秦书体，因此被称为“古文经”。由此，古文经学派和今文经学派开始了一段长时间的争辩，后者认为古文经实系伪造，伪造的目的是为当时的某种政治主张提供传统论据。

当时也很流行的另一种文献是谶纬书。谶纬书是对经典的一种深奥解读，解释据称是经典 中的一些隐秘预言 ，涉及对数字的含义、吉凶的征兆、天地间的关系，以及对星云形态、历史事件和王朝衰败的解释。今古文之争，还论及经典是不是一种预言性文本。

公元 9 年，西汉统治者失去了权力，此时摄政的王莽宣布他的新朝成立。他的统治较为短暂。公元 25 年，汉王室重新当权，但由于叛乱他们被迫从长安迁到洛阳，洛阳成为黄河沿岸的第二个汉王朝都城。经过叛乱，汉王朝的版图缩小，统治者也更加严格地推行正统思想，日书等许多之前流行的文本都被认为是在正统之外。文本也由此有了“内”“外”之分。外学文本逐渐以当时流行的文摘形式被组合在一起，从此时开始内容越来越丰富，包括日书、生肖书、使用不同占卜的占卜书、护身符，以及展示家宅更佳风水布局的风水图。

历日中的风水图。大英图书馆 Or.8210/P.6（局部）

黄巾军起义之后，汉朝衰落，汉朝的领土被各种统治时期相对较短的政权割据。这段时期内，其中一个政权晋在 267 年出台了之一项 这些流行占卜书籍的禁令：任何被发现藏有这种书籍的人，将被判处两年监禁；任何研究这种书籍的人，将被判处死刑。然而，此后的几个世纪内经常有这样的法令出台，这说明禁令并不奏效，同时反映了这类书籍的持续流行。375 年的禁令除限制占卜和预言书外，还了道教文献《道德经》和《庄子》。这项禁令由一位非汉族统治者推行，他试图以儒家学说作为的正统思想，从而使他的统治合法化。651 年颁布的唐律也有相关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

皇权试图控制私人历日的生产和传播，但实际上这些文本大量存在。835 年，一位中国西南（今四川省）的官员向皇帝奏请：“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当时唐朝统治者随即颁布法令，地方私自印刷和持有历日。从此直到 1900 年，都没有私印历日的事件被发现。虽然这些历日经常被翻阅，但只能短暂流行。它们的有效使用期只有一年，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旧的历日就会过时，很可能被丢弃，也可能会被再次利用，比如用作鞋垫、修补经书，或充当“厕纸”。但 1900 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让这一点发生了变化。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城镇，远在唐朝都城千里之外。藏经洞中发现的数万卷文献大多是佛经，包括当地寺庙的藏书、已故僧人的私藏和废弃的一般宗教文书。其中还有 世俗生活的残卷，包括一些抄本和此处讨论的版印历日。许多抄本是当地的，从它们和其他文献中，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当地占星官员的生活。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件历日出现在这里，并因此得以保存至今。

出自都城长安的版印历日残片。大英图书馆 Or.8210/P.12

然而，在敦煌发现的这件版印历日几乎可以确定不是在当地印刷的。目前已知另有三块历日残片，其中一块残片的年代暂定为 9 世纪晚期，左边写有一列大字“上都东市大刀家大印”。自 762 年始，“上都”用于指代长安。东市毗邻长安的衙署和富人居住区，从丝绸之路来的商人则集中在西市，西市所在的地区有许多各宗教的活动场所、旅店、饭庄和酒肆。这件历日是在这类文本生产的官员的眼皮底下印制并售卖的，也许还会卖给这些官员和他们的家人、奴仆。那么，将出版者的姓名印出来，表明了法律并不会处罚他们。原因不难辨明，那就是利益。936 年，皇帝下令让钦天监编纂和印制历日，并公开发行。这无疑是在试图控制历日的内容，也是提高财政收入的一个手段。

私人印刷者和买家应该会承担一定风险，但被反复强调的法律条例（953、958、1071、1080、1202 年）和该残片存在的事实都表明风险的影响并不大，很明显印刷者还在继续生产违禁的文本。除了这件已知 都城长安的残片，敦煌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资料 ，其有限的证据支持了中国西南地区有印刷业的观点。另一件历日的残片标明了年代为 882 年，且有文字“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从敦煌出发，除了东西向的贸易路线，人们还经常取道南北向的路线，最终可到达蜀地，即今天的四川。第三块残片的 还不清楚，但内容和结构与本章讨论的这件历日类似，年代为 834 年。

蜀地的版印历日残片。大英图书馆 Or.8210/P.10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些文本是违禁的，尤其是在当时唐朝边疆的敦煌人。从 8 世纪开始，唐朝对这片区域的控制断断续续，而且比较微弱。此时唐朝发生安史之乱，需要撤回驻边的军队，由此吐蕃于 786 年占领了该区域。吐蕃一直待到了 848 年，尽管把吐蕃驱逐出去的家族声称忠于唐朝，但他们与都城和朝廷的 依然时有时无。在 11 世纪中期成为西夏王国的一部分之前，敦煌受到回鹘的影响越来越大。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多数购买和使用历日的人，以及历日的制 把历日看作一种颠覆政权的工具，或者带有相关意图去使用它们。对于大多数时期的大多数人来说，历日只是用来辅助日常生活的，并且可以为人们提供他们无法从 或正式宗教权力机构处得到的答案。

尽管历日中大部分内容是文字，但我们不能认为它是仅供一小部分完全识字的精英使用的。中国是一个习惯使用文本的社会，文本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对文盲和半文盲也是这样的。韩森（Valerie Hansen）解释了契约是如何被广泛使用的，即双方会用十字或其他符号来签名。这些人是一个庞大的“功能性识字”群体的一部分，他们可能不会写字，但在日常生活中也使用文本，由此“与书写创造的 络产生 ”。在契约中，书面文字不仅仅用来表示 权威。用约翰·莫兰德的话来说，文本在“体现权威和对权威的抵抗中被使用，也可以用来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意义和建构习惯”。书面文字也有独立于其字面意思的力量和意义。准文字符号、护身符和咒语，都是具有潜在颠覆性和私人用途的表达。契约等 文本的使用，将使用者与其上的 世界 起来，而护身符等文本的使用则将他们与其下的世界 起来，即灵魂和鬼神的世界。“书写动作本身”成为一项礼仪活动。

认为科学和迷信之间存在差异也是一件误导人的事。在这件历日中即天文学和占星术之间的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在中国相差无几。士大夫阶层就公开反对迷信，但如薛爱华（Edward Schafer）所言：“对大多数早期中国人而言，甚至对大多数观测天象的权威机构而言，天文学并没有从占星术中分离出来……当然也有人怀疑，但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仍然相信木星的出现预示着灾异的来临。”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另一卷文献，揭示了中国天文观测的缜密性和占星信仰所涵盖的更加广阔的范围。这卷文献现藏于大英图书馆，包括两份文献，末尾还有一幅奇怪的电神草图。之一份文献是根据云气形状所做的占卜，即云气占卜。它以中国人的信仰为基础，认为没有事物是超自然的，一切都是与自然秩序相 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秩序预测大事（同样的理论也存在于星象现象学中）。所预测的事件可能与家庭或政治相关，例如：

凡人家及园中，有气如狼虎腾跃蹲伏者，必出将军之子及封公侯，不出三年。

或

吕不韦云，凡近原阜，有气如万丈竿，冲天直竖，黄者，天子之气也；青赤白黑者，皆主有灾襄。臣淳风言，凡此郡邑出公侯，色青者，疫病；白者，有兵起；黑者，邑有盗贼兴也。

上述文献的 李淳风（602—670）认为这些预测建立在观测的基础上，也通过观测被证实。他并没有谈及没有经他亲自观察和验证的云气形状。除此，李淳风还查阅了吕不韦等其他人的观测，但他坚称，对于所有记录，“臣曾考有验，故录之也。未曾占考，不敢辄备入此卷”。

时角图。大英图书馆 Or.8210/S.3326（局部）

该卷的第二份文献也是基于观测的，两份文献很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它完整地呈现了从中国观测的天空，包括 1339 颗星和 257 个星官，描绘了整个天空中一连串的星图。其中的 12 张时角图采用伪圆柱投影法，1 张环极星图采用方位投影。伪圆柱投影法接近于 9 个世纪之后由荷兰地图制图学家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1512—1594）发明的“墨卡托投影”，这种投影从此被用于绘制全球地图。这些星图非常重要，不仅是所有文明中最早的手绘星图，而且精确度很高。与云气形状相同，这一部分也参考了中国 3 位古典天文学家石申、甘德和巫咸的著作，他们是早期的天空观测者，创作了描绘星象的参考书。三位天文学家判定的星官以不同的颜色（分别是红色、黑色和白色 / 黄色）来标记，而且旁边写有名称。

环极星图。大英图书馆 Or.8210/S.3326（局部）

尽管今天我们认为第二份文献是科学的，而把云气占卜的文本归于迷信的范围内，但第二份文献在当时也是用于占卜的工具， 和其他人会认为两份文献属于同一类型。除了赤道带，天空的其余部分被分成数量众多的星官，星官的名字多与实际物体和中国的人物有关。从古典天文学家的时期开始，这些名字就被用于占星术了。三位早期天文学家各自的占星成果共同流传于整个汉代，后来被三国时期的吴国天文学家陈卓整合到一起。出于占星的需求，将每个星座（或星官）分到不同学派的传统被保存下来。每张时角图中的左侧文字描述了中国年的 12 个月份，而且给出了相关的星象预测。例如，“自女八度至危十五度，于辰在子，为玄枵。玄者，黑，北方之色；枵者，耗也。十一月之时，阳气下降，阴气上升，万物幽死，未有生者，天地空虚，故曰玄枵。齐之分也”。这并不妨碍这份文献具有科学价值，让-马克·博奈-比多（Jean-Marc Bonnet-Bidaud）、弗朗索瓦丝· 普热得瑞（Francoise Praderie）和我认为，“这些文献主要用于占星，但科学的度数符号显示它们是以天文观测为基础的，并且尽可能地追求精确”。

就像古希腊的很多故事与星座相关一样，中国古代的星官也有许多故事可讲。很多故事广为人知，有些还成为节日的核心。所以，尽管普通民众没有受过科学的训练，但很多人还是能够辨认出天空中的一些星星。

与我们这件版印历日一样，星图也有潜在的颠覆性。它们的都由控制，并且对天文知识的控制很可能比在历日上的控制更成功，不过 840 年颁布的法令显示这种控制出现了漏洞。此前彗星数次出现，其中还有哈雷彗星。法令要求从事天文工作的官员和他们的属官保守秘密，不对任何人提起，包括的其他人员。尽管历日是不受许可的文献，但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其是为了出售给任何愿意购买的人。而星图的，还存在很多谜题。

魏泓（Susan Whitfield），曾任大英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负责人，现为东安格利亚大学教授，过去三十年一直致力于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艺术、宗教、物质和文化，著有《丝绸之路：十二种唐朝人生》（Life along the Silk Road）、《丝绸之路上的斯坦因》（Aurel Stein on the Silk Road）等作品。本文节选自《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由后浪出版公司 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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